最近，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新口號「寬帶中國」。希望通過促進投資和技術創新，方便互聯網的使用，從而增加基於互聯網的消費。中國政府一直期待於擴大消費，「寬帶中國」戰略也是其舉措之一。
進入8月份以來，中國政府陸續出台了多個完善信息基礎設施的方針。首先是8月1日公佈的《「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該方案提出了到2015年，中國
將基本實現城市光纖到樓入戶、農村寬帶進鄉入村，到2020年，寬帶網絡全面覆蓋城鄉等，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縮小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差距。
另一個是8月8日出台的《關於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其核心目標是擴大信息消費。意見提出了實施智慧終端產業化工程，支持研發智慧手機、智慧電視等終端產品；加強信息消費環境建設，推進身份認證、網站認證和電子簽名等網絡信任服務等內容。
新華社也對此事做了重點報導。其在相關報導中強調「寬帶中國」改變的不僅是網絡，還將為百姓造福。並就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指出，「‘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將‘寬帶中國’計劃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領導的新一界政府已經正式啟動近半年。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一些搖擺。起初李克強總理提出要「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舉起了市場化和放寬限制的大旗。
不過，當增長率持續下滑，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加劇時，李克強又強調應該更加重視經濟狀況。一方面，習近平主席指出「用市場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堅持底線思維」，明顯反應出希望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的姿態。
其結果，政府重新大力支持鐵路建設和城市開發等基礎設施投資。雖然政府通過吸引社會資本促進開發，以防止政府支出擴大，但經濟亮起黃燈時依賴投資的結構依然沒有得到改變。就目前來看，仍很難期待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
眾所週知，雖然2008年雷曼危機時，中國政府出台的4萬億經濟刺激對策使經濟實現了V字型復甦，但受其後遺症影響，中國政府至今仍為投資過剩和壞賬風險 而苦惱。為應對雷曼危機，政府推出的家電補貼政策對農民購買家電起到了促進作用，但隨著補貼制度到期效果也隨即消失。
對此，此次政府強調注意不要增加盲目投資，從這一點來看，現在的政策並不像雷曼危機時那麼混亂。另外，旨在通過完善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來擴大消費的政策所期待的是中期性效果，這也正適應經濟結構亟待改革的中國的現狀。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樣可以使中國順利轉型到消費主導型經濟。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公平等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堆積如山，這些問題從根本上限制著消費的擴大。
不過，在如今信息還不相對的中國，網絡在百姓說出心聲和交換信息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作用。旨在擴大消費的「寬帶中國」戰略或許可以超出原本的意圖，成為改變社會扭曲狀況的契機，經過輾轉最終為中國朝著消費主導型經濟的轉型指明道路。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吉田忠則
北京大學教授 林毅夫：中國經濟在長達30年裏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之後增速開始放緩。2013年4～6月僅比去年同期增長7.5％。很多經濟指標顯示經濟增速將進一步放緩，越來越多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將走弱。中國是否會陷入經濟衰退呢？
多數新興經濟體已經陷入比中國大陸更加嚴重的困境。這是因為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由於高收入國家經濟低迷，世界需求出現下滑。而基本不存在結構性問題、收入水平較高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也未能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
中國經濟的減速也主要是由於外在因素以及週期性因素。中國應採取應對週期性因素的舉措，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的儲蓄率很高，外匯儲備超過3.3萬億美元。而產業和基礎設施改善的空間依然巨大。
中國今後有望保持年率8％的增長率。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增長是由持續的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推動的。這雖然也適用於已開發國家，但在重點方面與發展中國家有不 同。已開發國家在產業革命以後，一直居於技術的最前沿，因此必須在未開發領域投資進行研究開發。成本很高，同時風險很大。
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和產業領域大體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因此可獲得「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模倣、進口和整合現有技術來實現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可以降低研發成本。
據曾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擔任主席的增長和發展委員會統計顯示，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最大限度利用後發優勢的國家和地區有13個，各自的增長率都在25年以上達到7％以上。這相當於已開發國家增長率的2倍以上。
中國大陸于1979年躋身這13個國家和地區的行列。要探討中國今後增長的可能性，只要估計後發優勢能有多大即可。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了平均勞動生產效率以及技術與產業的綜合成果，因此可用於推算後發優勢的規模。據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 (Angus Maddison)推算，2008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6725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1％。這一水平與美國的差距相當於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 新加坡、1975年的台灣以及1977年的韓國。而從在那之後的20年的平均增長率來看，日本平均為9.2％，新加坡為8.6％，台灣為8.3％，而韓國 則為7.6％。
根據上述情況，中國在2008～2028年應該可保持平均8％的增長率。為此，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需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力爭建立可發揮比較優勢的經濟模式。 （編者注：本文由日語原稿翻譯而成）
((C)Project Syndicate)
三井住友銀行顧問 西川善文：世界金融相關人士已經開始關注中國影子銀行的走向。中國政府計劃通過巧妙收緊資金總量來應對影子銀行問題。不過，回顧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和美國次 級房貸問題等，使過熱經濟實現軟著陸確實非常困難。可以說，獨特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正在迎來關鍵期。
提到總量限制，很多人會想到1990年日本原大藏省實施的總量限制。這被視為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導火線，但了解當時情形的筆者認為，上述政策的目的是實
現軟著陸，並且暫時取得了一定效果。不過，由於日本過剩資金過度用於房地產投資，而不是設備投資和個人消費，因此後來引發了難以預料的逆迴轉效果。
中國的影子銀行與日本的經濟泡沫的確存在相似之處，但巨大差異在于，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國土和人口規模更加龐大，而資金正流向地方開發項目。資金並不是像 日本那樣集中于城市地區的房地產開發，而是可能分散于各種基礎設施投資。因此，總量限制導致的逆迴轉效果如何演變難以判斷。同時，地方政府和主要國有企業 均在掌控之下，而中央政府也在進行嚴密監視，這一點也與日本有所不同。
日本的金融政策過去被稱為「護送船隊方式」，銀行給人的印像是完全聽從政府的要求，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即使政府要求銀行「減少對房地產的融資」，業績較差的銀行也會逃避當局的監管，找出提供融資的方法。
但是，中國可能不會如此。中國有能力把完全聽從中央指示的原則滲透到銀行終端。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或許比自由主義經濟更有效果。
如果比較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可以發現中國仍然處於發展階段，這也是非常明顯的差異。雖然說4～6月GDP增長率連續2個季度連出現放緩，但仍然處於發展階段，居民收入也將增長，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事實。除了房地產以外，吸收資金的餘地依然很大。
上面是讓人樂觀看待中國經濟前景的因素，但也存在中國特有的不透明的側面。
其一是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問題。中國正減少進口，加快轉向國內生產，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產品競爭力並未充分提高。此外還存在工資急劇上升等成本增加因素，因此經營效率低下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還面臨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以及民族間衝突這一特有問題。在經濟持續保持增長期間，這些社會矛盾會被掩蓋，但如果增長放緩，不滿將不斷累積，最後可能迅速爆發。
回顧過去，中國自幾千年前起就一直利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體制管理國家，現在的統治方式也只不過是代替了過去的皇帝。時常遭到曝光的高官的斂財似乎和過去皇 帝一族的隱性財產有相似之處。中國現在高官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過去的皇帝和貴族。很多事情無法用民主主義國家的尺度加以衡量。
不論如何，與日本相比，中國的規模非常巨大，即使與日本的經濟泡沫崩潰比較，也有很多事情難以預測。如果能夠實現軟著陸，中國對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將更加自信，作為世界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經濟大國也將加強存在感。
西川善文
生於1938年8月。在任職于住友銀行期間曾負責處理陷入經營困境的安宅產業問題，年紀輕輕就顯露頭角，在擔任行長後，也跨越財團界 限，果斷實施了與櫻花銀行的合併。因其作風果斷，被稱為「最後的銀行家」。為推進民營化，曾擔任日本郵政公司社長，在政府轉變路線後毅然辭職。雖然被譽為 「可怕的上司」，但在工作之外對下屬很照顧。
中國人正在遠離讀書。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佈的2012年「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成年人1年的紙質圖書閱讀量平均為4.39本。未成年人的閱 讀量明顯下降，14～17歲未成年人1年的課外圖書閱讀量為7.96本，與2011年的10.68本相比大幅減少。
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所長王來華指出，年輕人認為互聯網上存在各種各樣的信息，沒有必要閱讀紙質圖書。如果年輕人喜歡閱讀電子書也沒什麼問題，但據調查顯示，電子書終端的使用時間也在減少。
據開展過同類調查的日本全國學校圖書館協議會介紹，日本小學生1個月的紙質圖書閱讀量為10.5本（每年126本），中學生1個月的閱讀量為4.2本（每年50.4本）。日本小學生之所以會閱讀大量的圖書，估計是因為學校規定了在校的閱讀時間。
中國一直希望將出版等領域作為「文化產業」來培育，但長此以往市場將趨於萎縮。中國政府計劃制定閱讀促進條例，以提高圖書閱讀量。
村山宏為日經中文網撰稿：每年夏秋交替之際，中國新一屆應屆大學畢業生將走上社會。今年「90後」將首次成為主角。對於「90後」，人們存在各種各樣的質 疑。因為他們既是獨生子女，又是在中國走向富裕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從小就在父母和祖輩們的關愛下成長。進入中學後，加上個人電腦與手機的普及，就更 讓他們偏愛沉浸于個人的世界。「90後」被認為缺乏協調性和毅力。那麼，在這樣的一代人成為社會中流砥柱後，中國經濟又將何去何從呢？
筆者一直堅持「曾經有過的‘上山下鄉’運動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快速增長」這一別出心裁的主張。「上山下鄉」運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60年代中期全面鋪開，一
直持續到70年代後期。其間，大量在中國城市生活的初高中生、大學生被迫中途放棄學業，被送到農村。這些年輕人在之後的數年裏重復著農業勞動，飽嘗了生活
的艱辛。「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是讓年輕人接受勞動鍛鍊，從而培養革命意識，但由於很多知識青年中斷了學習，這一運動被認為導致了中國的科學技術大幅落
後。而在如今，人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可以說是非常之差。
那又為何要對此給予積極評價呢？這是因為經歷過地獄般困境的人才會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當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這一代人主要是50年代以後出生的 「50後」。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後期，這批下鄉青年開始陸續返回城市，正逢改革開放政策起步的時代。而他們也都剛好將步入而立之年。從農村返回城市的知 識青年們為了追回被耽誤的時間而拼命學習，有的鼓足幹勁下海經商或者投身事業。在他們的帶動下，包括周圍眾多的兄弟姐妹，原本就有強烈競爭意識的這一代人 紛紛走上了奮鬥之路。
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不斷深化，這批下鄉青年逐漸作為企業經營者或者公司領導嶄露頭角。筆者90年代曾在南京遇到過一位中小企業的女性經營者。她當 時40多歲，在年少時曾被下放到內蒙古。雖是面目清秀的美女，但全身卻充滿了活力。筆者記得當時自己有過這樣的感覺。「她一定吃了不少苦。感覺很厲害，真 的很厲害。要是在城市里長大的話，不過是個嫁人的大小姐，或許不可能成為這樣的女強人」。
筆者在採訪中曾結識了很多有過下鄉經歷的企業經營者。他們很多人都性格堅毅，在他們身上筆者感受到了很多日本人已經失去的粗曠。他們不會因為一點點困難和 失敗就低頭，有著堅韌不拔的精神。這是作為經營者最為重要的資質。可以說，正是這一代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人牽引著中國經濟走上了90年代到2000年 代的高速增長。
事實上，在日本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也出現過類似的現象。那就是被稱為「戰中派」的一代人的努力。1920年代至1930年代出 生的這代日本人在戰爭期間長大，有的有過從戰場死裏逃生的痛苦經歷。而戰爭結束後，這代人的生活也並不輕鬆。因為戰爭中美國的空襲讓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喪 失殆盡。
在戰爭結束的相當一段時期之後,日本終於走上了穩定發展的軌道。經歷了戰爭的「戰中派」的一代人在經濟舞臺上各顯身手。比如，讓超市在日本生根發芽的「大 榮」公司創始人中內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隸屬於日本駐菲律賓部隊，部隊的大部分人不是戰死就是餓死，而他僥倖活了下來。「想要活下去，想 要吃飽肚子」。或許正是這樣的想法讓中內在戰後從商過程中無懼無畏奮力拼搏。
在日本，「戰中派」的一代人在90年代陸續退居二線，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掌握了經營的主導權。在戰後出生，並在富裕的社會中長大的新一代企業領導身上已經 找不到「戰中派」那樣的活力和氣魄。這一代人在和平年代通過努力學習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但卻不善於面對逆境。在經營判斷上也缺乏魄力。結果日本經濟不久就 陷入了長期低迷。
在中國「上山下鄉」一代退休後，中國企業是否會像日本企業那樣喪失活力？為了鍛鍊90後等年輕一代的毅力，是否需要將他們帶到農村從事志願活動，開展「新 下鄉」活動呢？這些想法曾在筆者腦裏縈繞，但筆者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不對，不對，現在這樣就很好。已經沒有必要再刻意去培養所謂的男強人、女強人」。
經濟需要順應各個時代的經營者。就日本來說，在戰後物資短缺的時代，日本需要拼命奮鬥的經營者和員工。憑藉他們的努力，日本在物質上富裕了，但失去的東西 也很多。在日本「戰中派」領導企業的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大氣污染等公害非常嚴重。這是毫不顧忌他人與社會整體、一味追求企業利益的結果。此 外，地價和股價出現暴漲，並引發了經濟泡沫。作為「戰中派」代表列舉的中內也利用從銀行借來的資金髮起開店攻勢，進而構築了其「零售業王國」，但隨著泡沫 經濟的崩潰，其經營陷入了困境。結果，中內構築的「王國」也只經歷了一代便走向了崩潰。
取代日本「戰中派」登上時代舞臺的是戰後一代。他們作為經營者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改變。為了維持社會的繁榮，企業開始重視消費者。此外，保護自然和防止環境 破壞的意識也有所提高。男女平等的意識不斷浸透，很多日本企業甚至制定了為男性員工在自己子女出生後提供「育兒休假」的制度。可能導致「過勞死」的上司的 殘酷命令開始被否定。在如今，如果還是像「戰中派」那樣的嚴厲老總領導公司，年輕一代大概無人會隨之而去。
中國也是一樣。在文革導致的經濟窘困的年代，需要「上山下鄉」歸來的一代勇往直前地追求高速增長。但是，並不是任何時代都需要這樣。看看夏季依然揮之不去 的PM2.5的慘狀、導致多人受害仍屢禁不止的食品非法添加、令人窒息的城市交通擁堵。中國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卻給自己留下了一個比日本60、70年 代更加嚴峻的生活環境。
為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企業經營者必須轉變思路。「上山下鄉」一代人的增長至上的經營模式已經幾乎走到了頭。筆者認為，不如將今後的企業經營交給更加具備靈活思維的年輕一代。但願「上山下鄉」一代的經營者能逐步淡出歷史舞臺。
作者村山宏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
| 中國政府希望擴大基於網絡的消費 |
另一個是8月8日出台的《關於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其核心目標是擴大信息消費。意見提出了實施智慧終端產業化工程，支持研發智慧手機、智慧電視等終端產品；加強信息消費環境建設，推進身份認證、網站認證和電子簽名等網絡信任服務等內容。
新華社也對此事做了重點報導。其在相關報導中強調「寬帶中國」改變的不僅是網絡，還將為百姓造福。並就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指出，「‘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將‘寬帶中國’計劃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領導的新一界政府已經正式啟動近半年。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一些搖擺。起初李克強總理提出要「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舉起了市場化和放寬限制的大旗。
不過，當增長率持續下滑，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加劇時，李克強又強調應該更加重視經濟狀況。一方面，習近平主席指出「用市場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堅持底線思維」，明顯反應出希望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的姿態。
其結果，政府重新大力支持鐵路建設和城市開發等基礎設施投資。雖然政府通過吸引社會資本促進開發，以防止政府支出擴大，但經濟亮起黃燈時依賴投資的結構依然沒有得到改變。就目前來看，仍很難期待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
眾所週知，雖然2008年雷曼危機時，中國政府出台的4萬億經濟刺激對策使經濟實現了V字型復甦，但受其後遺症影響，中國政府至今仍為投資過剩和壞賬風險 而苦惱。為應對雷曼危機，政府推出的家電補貼政策對農民購買家電起到了促進作用，但隨著補貼制度到期效果也隨即消失。
對此，此次政府強調注意不要增加盲目投資，從這一點來看，現在的政策並不像雷曼危機時那麼混亂。另外，旨在通過完善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來擴大消費的政策所期待的是中期性效果，這也正適應經濟結構亟待改革的中國的現狀。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樣可以使中國順利轉型到消費主導型經濟。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公平等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堆積如山，這些問題從根本上限制著消費的擴大。
不過，在如今信息還不相對的中國，網絡在百姓說出心聲和交換信息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作用。旨在擴大消費的「寬帶中國」戰略或許可以超出原本的意圖，成為改變社會扭曲狀況的契機，經過輾轉最終為中國朝著消費主導型經濟的轉型指明道路。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吉田忠則
北京大學教授 林毅夫：中國經濟在長達30年裏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之後增速開始放緩。2013年4～6月僅比去年同期增長7.5％。很多經濟指標顯示經濟增速將進一步放緩，越來越多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將走弱。中國是否會陷入經濟衰退呢？
多數新興經濟體已經陷入比中國大陸更加嚴重的困境。這是因為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由於高收入國家經濟低迷，世界需求出現下滑。而基本不存在結構性問題、收入水平較高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也未能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
 |
| 北京大學教授 林毅夫 |
中國今後有望保持年率8％的增長率。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增長是由持續的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推動的。這雖然也適用於已開發國家，但在重點方面與發展中國家有不 同。已開發國家在產業革命以後，一直居於技術的最前沿，因此必須在未開發領域投資進行研究開發。成本很高，同時風險很大。
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和產業領域大體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因此可獲得「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模倣、進口和整合現有技術來實現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可以降低研發成本。
據曾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擔任主席的增長和發展委員會統計顯示，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最大限度利用後發優勢的國家和地區有13個，各自的增長率都在25年以上達到7％以上。這相當於已開發國家增長率的2倍以上。
中國大陸于1979年躋身這13個國家和地區的行列。要探討中國今後增長的可能性，只要估計後發優勢能有多大即可。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了平均勞動生產效率以及技術與產業的綜合成果，因此可用於推算後發優勢的規模。據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 (Angus Maddison)推算，2008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6725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1％。這一水平與美國的差距相當於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 新加坡、1975年的台灣以及1977年的韓國。而從在那之後的20年的平均增長率來看，日本平均為9.2％，新加坡為8.6％，台灣為8.3％，而韓國 則為7.6％。
根據上述情況，中國在2008～2028年應該可保持平均8％的增長率。為此，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需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力爭建立可發揮比較優勢的經濟模式。 （編者注：本文由日語原稿翻譯而成）
((C)Project Syndicate)
三井住友銀行顧問 西川善文：世界金融相關人士已經開始關注中國影子銀行的走向。中國政府計劃通過巧妙收緊資金總量來應對影子銀行問題。不過，回顧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和美國次 級房貸問題等，使過熱經濟實現軟著陸確實非常困難。可以說，獨特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正在迎來關鍵期。
 |
| 西川善文 |
中國的影子銀行與日本的經濟泡沫的確存在相似之處，但巨大差異在于，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國土和人口規模更加龐大，而資金正流向地方開發項目。資金並不是像 日本那樣集中于城市地區的房地產開發，而是可能分散于各種基礎設施投資。因此，總量限制導致的逆迴轉效果如何演變難以判斷。同時，地方政府和主要國有企業 均在掌控之下，而中央政府也在進行嚴密監視，這一點也與日本有所不同。
|
但是，中國可能不會如此。中國有能力把完全聽從中央指示的原則滲透到銀行終端。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或許比自由主義經濟更有效果。
如果比較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可以發現中國仍然處於發展階段，這也是非常明顯的差異。雖然說4～6月GDP增長率連續2個季度連出現放緩，但仍然處於發展階段，居民收入也將增長，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事實。除了房地產以外，吸收資金的餘地依然很大。
上面是讓人樂觀看待中國經濟前景的因素，但也存在中國特有的不透明的側面。
其一是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問題。中國正減少進口，加快轉向國內生產，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產品競爭力並未充分提高。此外還存在工資急劇上升等成本增加因素，因此經營效率低下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還面臨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以及民族間衝突這一特有問題。在經濟持續保持增長期間，這些社會矛盾會被掩蓋，但如果增長放緩，不滿將不斷累積，最後可能迅速爆發。
回顧過去，中國自幾千年前起就一直利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體制管理國家，現在的統治方式也只不過是代替了過去的皇帝。時常遭到曝光的高官的斂財似乎和過去皇 帝一族的隱性財產有相似之處。中國現在高官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過去的皇帝和貴族。很多事情無法用民主主義國家的尺度加以衡量。
不論如何，與日本相比，中國的規模非常巨大，即使與日本的經濟泡沫崩潰比較，也有很多事情難以預測。如果能夠實現軟著陸，中國對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將更加自信，作為世界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經濟大國也將加強存在感。
西川善文
生於1938年8月。在任職于住友銀行期間曾負責處理陷入經營困境的安宅產業問題，年紀輕輕就顯露頭角，在擔任行長後，也跨越財團界 限，果斷實施了與櫻花銀行的合併。因其作風果斷，被稱為「最後的銀行家」。為推進民營化，曾擔任日本郵政公司社長，在政府轉變路線後毅然辭職。雖然被譽為 「可怕的上司」，但在工作之外對下屬很照顧。
中國人正在遠離讀書。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佈的2012年「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成年人1年的紙質圖書閱讀量平均為4.39本。未成年人的閱 讀量明顯下降，14～17歲未成年人1年的課外圖書閱讀量為7.96本，與2011年的10.68本相比大幅減少。
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所長王來華指出，年輕人認為互聯網上存在各種各樣的信息，沒有必要閱讀紙質圖書。如果年輕人喜歡閱讀電子書也沒什麼問題，但據調查顯示，電子書終端的使用時間也在減少。
據開展過同類調查的日本全國學校圖書館協議會介紹，日本小學生1個月的紙質圖書閱讀量為10.5本（每年126本），中學生1個月的閱讀量為4.2本（每年50.4本）。日本小學生之所以會閱讀大量的圖書，估計是因為學校規定了在校的閱讀時間。
中國一直希望將出版等領域作為「文化產業」來培育，但長此以往市場將趨於萎縮。中國政府計劃制定閱讀促進條例，以提高圖書閱讀量。
村山宏為日經中文網撰稿：每年夏秋交替之際，中國新一屆應屆大學畢業生將走上社會。今年「90後」將首次成為主角。對於「90後」，人們存在各種各樣的質 疑。因為他們既是獨生子女，又是在中國走向富裕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從小就在父母和祖輩們的關愛下成長。進入中學後，加上個人電腦與手機的普及，就更 讓他們偏愛沉浸于個人的世界。「90後」被認為缺乏協調性和毅力。那麼，在這樣的一代人成為社會中流砥柱後，中國經濟又將何去何從呢？
|
那又為何要對此給予積極評價呢？這是因為經歷過地獄般困境的人才會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當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這一代人主要是50年代以後出生的 「50後」。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後期，這批下鄉青年開始陸續返回城市，正逢改革開放政策起步的時代。而他們也都剛好將步入而立之年。從農村返回城市的知 識青年們為了追回被耽誤的時間而拼命學習，有的鼓足幹勁下海經商或者投身事業。在他們的帶動下，包括周圍眾多的兄弟姐妹，原本就有強烈競爭意識的這一代人 紛紛走上了奮鬥之路。
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不斷深化，這批下鄉青年逐漸作為企業經營者或者公司領導嶄露頭角。筆者90年代曾在南京遇到過一位中小企業的女性經營者。她當 時40多歲，在年少時曾被下放到內蒙古。雖是面目清秀的美女，但全身卻充滿了活力。筆者記得當時自己有過這樣的感覺。「她一定吃了不少苦。感覺很厲害，真 的很厲害。要是在城市里長大的話，不過是個嫁人的大小姐，或許不可能成為這樣的女強人」。
筆者在採訪中曾結識了很多有過下鄉經歷的企業經營者。他們很多人都性格堅毅，在他們身上筆者感受到了很多日本人已經失去的粗曠。他們不會因為一點點困難和 失敗就低頭，有著堅韌不拔的精神。這是作為經營者最為重要的資質。可以說，正是這一代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人牽引著中國經濟走上了90年代到2000年 代的高速增長。
事實上，在日本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也出現過類似的現象。那就是被稱為「戰中派」的一代人的努力。1920年代至1930年代出 生的這代日本人在戰爭期間長大，有的有過從戰場死裏逃生的痛苦經歷。而戰爭結束後，這代人的生活也並不輕鬆。因為戰爭中美國的空襲讓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喪 失殆盡。
在戰爭結束的相當一段時期之後,日本終於走上了穩定發展的軌道。經歷了戰爭的「戰中派」的一代人在經濟舞臺上各顯身手。比如，讓超市在日本生根發芽的「大 榮」公司創始人中內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隸屬於日本駐菲律賓部隊，部隊的大部分人不是戰死就是餓死，而他僥倖活了下來。「想要活下去，想 要吃飽肚子」。或許正是這樣的想法讓中內在戰後從商過程中無懼無畏奮力拼搏。
在日本，「戰中派」的一代人在90年代陸續退居二線，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掌握了經營的主導權。在戰後出生，並在富裕的社會中長大的新一代企業領導身上已經 找不到「戰中派」那樣的活力和氣魄。這一代人在和平年代通過努力學習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但卻不善於面對逆境。在經營判斷上也缺乏魄力。結果日本經濟不久就 陷入了長期低迷。
在中國「上山下鄉」一代退休後，中國企業是否會像日本企業那樣喪失活力？為了鍛鍊90後等年輕一代的毅力，是否需要將他們帶到農村從事志願活動，開展「新 下鄉」活動呢？這些想法曾在筆者腦裏縈繞，但筆者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不對，不對，現在這樣就很好。已經沒有必要再刻意去培養所謂的男強人、女強人」。
經濟需要順應各個時代的經營者。就日本來說，在戰後物資短缺的時代，日本需要拼命奮鬥的經營者和員工。憑藉他們的努力，日本在物質上富裕了，但失去的東西 也很多。在日本「戰中派」領導企業的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大氣污染等公害非常嚴重。這是毫不顧忌他人與社會整體、一味追求企業利益的結果。此 外，地價和股價出現暴漲，並引發了經濟泡沫。作為「戰中派」代表列舉的中內也利用從銀行借來的資金髮起開店攻勢，進而構築了其「零售業王國」，但隨著泡沫 經濟的崩潰，其經營陷入了困境。結果，中內構築的「王國」也只經歷了一代便走向了崩潰。
取代日本「戰中派」登上時代舞臺的是戰後一代。他們作為經營者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改變。為了維持社會的繁榮，企業開始重視消費者。此外，保護自然和防止環境 破壞的意識也有所提高。男女平等的意識不斷浸透，很多日本企業甚至制定了為男性員工在自己子女出生後提供「育兒休假」的制度。可能導致「過勞死」的上司的 殘酷命令開始被否定。在如今，如果還是像「戰中派」那樣的嚴厲老總領導公司，年輕一代大概無人會隨之而去。
中國也是一樣。在文革導致的經濟窘困的年代，需要「上山下鄉」歸來的一代勇往直前地追求高速增長。但是，並不是任何時代都需要這樣。看看夏季依然揮之不去 的PM2.5的慘狀、導致多人受害仍屢禁不止的食品非法添加、令人窒息的城市交通擁堵。中國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卻給自己留下了一個比日本60、70年 代更加嚴峻的生活環境。
為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企業經營者必須轉變思路。「上山下鄉」一代人的增長至上的經營模式已經幾乎走到了頭。筆者認為，不如將今後的企業經營交給更加具備靈活思維的年輕一代。但願「上山下鄉」一代的經營者能逐步淡出歷史舞臺。
作者村山宏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