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和諧特使與臥底香港

 

龍安志，所安何志？

我九月第一周參加了聖彼得堡針對20國峰會的民間會議。到步之後才留意到，另一個受邀代表將談及中國，我定神一看，啊，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龍安志，原名Laurence Brahm，是中國通，律師，商人，作家，寫過《朱鎔基傳》並得其接見，現在還成為環保份子呢。各位如果百度一下，就知道他是中國模式的擁護者，高官巨賈的朋友/顧問，先後為愛立信、拜爾、西門子搭通大陸高官，兩邊通吃。話說回頭，他一發言，大家立刻覺得很奇怪，因為他滿嘴官商語言 – 然而我們這個會議是批判跨國公司及其政府剝削人民和地球資源的啊。後來他更背後遊說大家，想把我們聲明中的批評修改掉，還訛稱是俄羅斯團體想修改。我倒不奇怪他會這樣講這樣做。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的書《失去新中國》中談到美國商人如何打開中國市場，其中關於龍安志：

“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中國領導人至少有三種方法讓你顯示友善。第一種即緊緊跟著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第二種，即送禮。第三種，就是拍馬屁，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龍安志是所有這一切的化身。”(1)

我奇怪的只是，為什麼這樣的人會被邀請參加這類民間會議？背後發生了什麼？無他，中共的統戰奏效而已。

香港的龍安志有多少？

古代稱為養士，今即所謂統戰。戰國孟嘗君食客三千，那麼中共境外食客當以萬計了吧。分佈各國的358所孔子學院自然是境外統戰據點,各地華僑組織當然也不例外。至於香港這個心腹大患，中共的統戰工作自然更加密鑼緊鼓，是以香港的龍安志紛紛冒頭。

不少人頻呼香港已變，而且對於推動改變的背後力量，大多已有感性認識。這篇小文意在將之系統化以便促進討論。

首先不妨推測一下中共政策改變的起點。有人認為改變與中共換班直接相關。 (2)但恐怕起點應該更早，從幾年前起，親中共外圍組織一改以往不理睬法輪功，變為積極對抗，就已經標示中共政策已變。其次，改變不一定是對於所謂激進民主派崛起的反應。以中共慣例，像收回香港這樣的大事，高層一定早已有一整套政策，按部就班。培植港共及外圍是主幹，但不夠。過渡期及回歸頭十年，首先積極收編/收購戰略人物/據點，包括高級公務員,媒體(電視台，電台，報紙，媒體話事人),大商家。有此基礎，就可以開展第二個階段,扶植愛字黨出頭，粗暴壓抑民主派。然後第三個階段，那時泛民（連部分所謂激進派在內），表面上老神在在，沒有消滅，其路線與領導人卻早已和諧掉，與1950年代以來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派相差不遠了。大概五十年期限前一、二十年，中共就要做到這點。不然大陸模仿港人的自由作風就會越演越烈。

兩個拳頭，一雙鐵靴

而推動這套政策的，除開民建聯與工聯會之外，還有兩個拳頭，即統戰和特務政治，以及一雙鐵靴，即黑道政治。三者之間，自有各級共產黨、港澳辦、中聯辦、國安國保等等，來居中協調，文攻武衛。

統戰：收編各級食客其實不是頭等統戰；頭等統戰是去和那些有影響力的人交朋友。凡人皆有其物質或精神利益（包括被吹捧之後那種飄飄然感覺），只要有利益，就可以拉過去。所謂拉過去，也分為不同等級，做他們的永久盟友最好，但策略性盟友也無妨，就是只願意跟他們吃飯也可以，大小通吃。心中不願被統戰者，固然會有，然而在吃飯的時候，對方暗示他手上有你的材料，或者熱情問候“啊你的家人也在XX公司工作啊”，幾多人能夠在日後選擇立場時絲毫不受影響？疏遠堅定抗中共者，或口頭堅定卻對佔中不發一言，至少很正常吧？

簡單講，香港的統戰名單中，至少可以分為三層圈圈。內圈是食客，外圈是各種策略性盟友，最外圈就是直接或間接受壓的合作者了。

不要以為你不是政治明星，就沒有統戰價值。在議會政治下，每一票都很珍貴，是以統戰對象，大小通吃。一位祖籍東莞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個小鎮的黨委，十年前已經串連起所有鎮民在港家人/親戚，在港成立了同鄉會，每年都有活動和請吃飯，臨近選舉更或明或暗拉票。對做生意者，則令其略沾黨國雨露。一個小鎮尚且如此，其餘不問可知。

當然還有黑道政治。中共在此學足國民黨：利誘不行則威逼，威逼不行則施暴。中國公安部前部長陶駟駒說黑社會也有愛國的，等於承認黑道也是他們的統戰對象。

但沒有特務政治，就沒有可資統戰的情報，也難以有效指揮黑道。中共從斯大林那裡學會了最精緻的特務技術，足以讓它對付國民黨的中統和軍統。立國之後，有無窮財力支持，就更精進了。網上五毛黨早已登陸香港，還有大量臥底用單程證來港（聽說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都各有名額），這不必多說。刺探情報，滲透政黨/團體，挑動內鬥，扭轉路線，以至奪取領導權，這一切對中共來說也只是小菜一碟。而受害者只能啞子吃黃連，因為最多只有環境證據，往往更只有蛛絲馬跡。

還有一著，港人尤其陌生。

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百年前的俄國沙皇政府就懂得這一套。當工人社會主義運動在20世紀頭幾年日益高漲時，莫斯科的特務頭子祖巴托夫（Zubatov）知道光鎮壓阻止不了工人民主運動，所以他曲線成立溫和的工人團體，來同自主工運競爭。工運活動家笑稱之為“警察社會主義”。中共青出於藍，1989年民運驟興，但中共早已派了臥底參加民運了。(3) 到了現在，如果它不去搞“警察民運”、“警察激進民主派”、“警察佔中”、“警察左翼”、“警察托派”才是怪事呢。

統戰，特務政治，黑道政治，三煞亂港，港人如何自處？“歡迎滲透！”論表面勇猛，實際是說“我胸無對策”。反過來，整天緊張兮兮，同樣是自尋煩惱。有人又以為，為防特務政治，要更多密謀，更多的上頭操控，更小的民主。其實，在存在政治自由的地區，更多討論，更認真的民主程序，對領袖人物更多的民主監督，會減少而非增加特務政治活動空間。不利用香港這個優勢其實不聰明。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

潛水很深的臥底當然難以暴露，但凡事都有兩面甚至更多：要避免露餡，臥底只能更賣力去推廣其所滲透的團體的宗旨，長遠結果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俄國沙皇特務（名叫馬林諾夫斯基）滲透到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委員，把很多黨幹部送死或送去流放，但為了潛水他只有更賣力宣傳革命，而這，最終斷送皇朝。

要知道，無論特務機關以至整個國家機器如何強大，也無法永遠忤逆歷史潮流 – 沙皇，大陸國民黨，埃及穆巴拉克，俱往矣！但前提是反對派需要正確路線。主流泛民當年沒有利用1989年中共內外交困之機遇，反而取消六七遊行和罷工號召在前，放棄要求立即普選在後，贊同中共的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中計，給了中共循序漸進佈置人馬和大量種票的大好機會。(4) 如今，他們會否重犯錯誤，遲疑於要求公民提名，自困於中共劃定的圈圈，又一次錯過機會？

分析到底，應付中共三煞，首先靠正確的政治。

注：

1)《失去新中國》，伊森.葛特曼，博大出版社，台灣，2005年，122-3頁。
2)林和立《習在港發動文革式批鬥》主張此說。見2013年8月12號蘋果日報。
3)參看封從德《六四之後，那些人在幹什麼？》，明報，2013年5月21日。
4) 即使當時無法迫使中共讓步，但鍛造了堅定的民主力量，為將來的反抗準備好人才與骨幹，廣植民主種子。這比諸一時的議席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