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統御術：發動群眾斗群眾
介子平
不可思議的是，「文革」中的兩派，拜的是同一尊神，念的是同一本經，何以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此即統治者的御人之術：挑動群眾斗群眾。
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到：「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類似的英明論斷，他還有 「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亂了敵人鍛鍊了自己，然後達到天下大治」等等。怎麼亂？挑動群眾斗群眾。
起初群眾不上當。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在調查了蘇區土改後的黎川和廣昌兩個縣後發現：農民從紅軍那裡分到土地後，會在秋收後悄悄地把錢或糧送給老 地主，維持著地主和僱農的關係。農民的善良令熊式輝感慨，他曾問農民為何這樣，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麼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
鑑於此，在後來的土改中，採取了給農民算賬的辦法，這一算可不得了，幾十年下來，地主的田畝、宅子、騾馬，甚至老婆都應該是農民的。要搶地主的財產，就說 地主剝削農民；要搶民族資本家的財產，就說老闆剝削工人；要搶國民黨的政權，就說國民黨反動；要搶農民土地，就說土地是國有資產；要搶民族企業家的財產， 就說民族企業家是黑社會；要搶上帝的寶座，就說上帝是不存在的。
君子無爭，相讓故也，起初內部不上當。何以居有惡鄰，坐有損友？見人耳語，搬弄是非，相互揭發，相互抹黑，甲說乙是AB派，乙說甲是改組派，甲說乙是特務，乙說甲是叛徒，風波頓起，昏天黑地。在學校，劃分紅五類與黑五類，在工廠，劃分造反派與保皇派，仇恨遂起，武鬥不已。狼每天要吃掉一隻羊，又不想羊群反抗，遂把羊群分為胖羊與瘦羊。想吃瘦羊時，就在胖羊群裡喊：你們說，我是不是應該吃掉一隻瘦羊？其立刻得到眾胖羊的支持。當他想吃胖羊時，就會站在瘦羊堆中如法炮製。最後，只剩下一隻羊時，雖反對，無濟於事。
據《蕭克回憶錄》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屠殺了10萬紅軍。國民黨在中央紅軍長征前消滅的紅軍總數遠沒有這麼多。由於被殺的紅軍太多，長征出發前，蘇區五個 月緊急「擴紅」8萬人，完不成任務的就殺。從1931年到1935年，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毛澤東去世後，江西有238844名肅反被殺者，被官方 追認為烈士。陶鑄夫人曾志回憶延安整風：「實在是個監獄。在這裡，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 鬥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面窄，不善於分析，只一味抱著』對敵人要狠『的態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 不留情。」
延安整風時採取的也是類似策略，為此不惜無中生有，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無限上綱。至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才 說出了通過整風清除王明勢力之真相：「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 謀，也是要取而代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載康同璧之女羅儀鳳局外論人事：「羅儀鳳則十分不理解毛澤東的搞法，憤憤地說：要搞劉少奇，就搞劉少奇一個人好了。他為什麼要把全國的人都發動起來。又是抄家，又是武鬥，又是毀文物。」
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說過：「在整理毛澤東早期文獻時發現一張紙條，毛澤東寫道：我只對自己負責。毛澤東這個話不光體現在他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並且體現 了他一生的行為特點。」只對自己負責，意味著所有行為的出發點，皆一己私利。所謂重大路線鬥爭，前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後有 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皆從私利出發。滿腹人欲，得欲為樂，故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亂中求治， 無非是渾水摸魚，為除異己，不惜禍及天下，哪怕是民生凋敝，白骨纍纍。此即縱慾之樂，憂患隨焉。
據《彭德懷年譜》云：1972年1月8日，專案組向彭德懷宣佈林彪「反黨」,他卻不願意寫材料揭發林彪。8月23日，專案組正式向彭德懷傳達《關於林彪叛 國出逃的通知》，當晚他對看管人員說：「打電話給周總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這樣把林彪殺了我有意見，他死我不同意。」對於如彭德懷這樣的清醒者，只能是 滅口。
聰明而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字功名益成其美；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謬，而文學功名適濟其奸。閻錫山說：「只為人謀，不為己某，成功是成功，失敗也 是成功，聖賢也；為人謀，亦為己謀，成功是成功，失敗是失敗，豪傑也；只為己謀，不為人謀，失敗是失敗，成功亦是失敗，糊塗人也。」閻錫山則將「聰明用於 邪路」者，稱之為「糊塗人」.其聰明在己，糊塗在公。雷潔瓊說：「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李承鵬《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云：「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群眾演員團隊，自備乾糧，連盒飯都不用發。無權決定劇本走向，劇本卻寫著他們的命運，他們還要討導演歡 心。唯一能做的，就是目睹台上風雲變幻，製片人換角，臨時修改大綱，主角反目……這是我們的一生。等我明白這一點，已做群眾演員很多年。」下智者雖愚，卻 遲早也有明白的一天。林肯便說：「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於永遠，但你不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將法律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處理，沒有一兵一卒成為戰犯，沒有人因「歷史問題」而遭清算迫害，林肯說：「這裡沒有敵人，大家都 是美國人。」投降的南軍將士，每人還得到了一份聯邦軍隊保證此後不受騷擾的證明書。北軍統帥格蘭特將軍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戰爭已經結束，叛亂者如 今重新成為我們的同胞了。」南軍統帥羅伯特·李將軍戰後保留了軍銜，並被任命為華盛頓學院的院長。勝利者未有一筆醜化戰敗者，其結果是兄弟不再相殘，南北 共建國家。美國南北戰爭留給後人無限思考。
民主國家把政客分成兩撥，使之互鬥，群眾得利；專制國家則把群眾分成兩撥，使之互鬥，統治者得利。民主國家，人民互助，專制國家，官官相護。
一定要书面检讨
我下面要讲第六个问题，“9·13事件”及其后果。
毛主席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主席统御有方，他的政治对立面，无不一受斗，马上倒地，束手待毙，毛主席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次“9·13事件”是唯一的一次受挫。为什么?
林彪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很有心计，但是他的性格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曾经看到过台湾军中的一个绝密的材料，他们对林彪的分析。到底国民党和
共产党打了一辈子的仗，和林彪交手也很多，对林彪有些了解也是真实的。林彪这个人是一个极其孤傲的个人主义者，英雄主义者，非常爱名誉，非常自尊的一个
人。
我们知道1967年5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毛主席最后一次见面，两个人见面一两分钟一句话都不讲，林彪当着西哈努克的面负气而去，这是从来没有
过的，毛主席的手下没有一个敢这样的，林彪那天本来不想去，是叶群跪在地下求他一定要去。5月1日的焰火晚会林彪去了，坐在边上，坐了一分钟让记者照了个
相，然后就走了，这个耍性，个人英雄主义不得了，当然，毛泽东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两个人都不打招呼。
在毛主席的领导学中间，要人作检讨是一个主要内容，而且光是口头检讨不行，一定要书面检讨，这是毛主席领导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个立此存照，有了
小辫子。第二个根据不同情况，把你的检讨下发到县团级，什么军级，师级，下到哪个级，在全国的影响，用你自己的手打你自己的嘴巴。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
上，朱老总违心地作了悲痛的检讨，毛主席为了肃清朱德同志在全国人民心中很高的影响，检讨下到县团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朱老总有错误，朱老总歌颂毛主席
的伟大。
写检讨的人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是无所不包，从刘少奇到周恩来到江青再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毛主席喜欢叫他们写检讨。“9·13
事件”以后总理的威望比较高，毛主席特地批准周恩来在一个特大的范围内作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检讨，这是事实，1972年总理的检讨很长，叫人作检讨是毛主席
领导学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只有一个人例外——林彪，坚决不作检讨，只有他敢跟毛主席对着干。王明啦，刘少奇啦没有不作检讨的，包括江青也要写检讨，所以，林彪了解他作
检讨的结果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把他的检讨批发全党，这个把他接班人一废很好废嘛，林彪写检讨啦，林彪犯了错误，身体也不太好，给他换一个工作等，
所以林彪坚决不作检讨。林彪不作检讨，毛主席就拿四大金刚和叶群出气，黄吴李邱，他们是一遍一遍作检讨，毛主席是一遍一遍不让他们过关。特别是毛主席对叶
群，他把对叶群检讨的批示发下去，“爱吹不爱批”，“九大了，当了政治局委员了，尾巴翘到天上去啦”，“9·13事件”之前毛主席就把叶群检讨的批示下
发。
(责任编辑：朱晓时)
毛泽东内部讲话：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
2013年7月31日07:53 转载文章 我要参与(1190)
选自《马、恩、列、斯——毛？——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八)》 作者：青石 原载于《百年潮》1999年第3期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字眼儿未必能真正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 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张票。不过，这样一点民主并不 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会大部分被镇 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害，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 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的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 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 治委员，总共约五万名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任职不到半年的军官占到75％。仅 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就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一百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 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而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囚禁和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一千万，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押和管制的二百万人。最令人震惊 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 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 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 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
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对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等。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在斯大林指挥下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 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说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错误吗？能够简 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也不能说清楚问题。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 略为完善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
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 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 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
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滋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 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对人抱有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机制。他在内部甚至极而言之地讲过，我们现 在还处在训政时期，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
(责任编辑：朱晓时)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字眼儿未必能真正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 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张票。不过，这样一点民主并不 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会大部分被镇 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害，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 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的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 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 治委员，总共约五万名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任职不到半年的军官占到75％。仅 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就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一百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 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而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囚禁和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一千万，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押和管制的二百万人。最令人震惊 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 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 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 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
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对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等。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在斯大林指挥下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 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说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错误吗？能够简 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也不能说清楚问题。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 略为完善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
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 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 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
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滋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 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对人抱有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机制。他在内部甚至极而言之地讲过，我们现 在还处在训政时期，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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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全力解救刘少奇之女刘爱琴的真相
2013年8月2日07:39 人民网 我要参与(343)1938年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从南京迁到了武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亦随迁武汉。
一天，一名黄包车夫拉车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停住，取出烟袋吸着烟，静静地等候。
不多时，周恩来从门内走出来，车夫上前问讯：“先生，去哪?”说着，坐在车把手上，将烟斗往鞋底上磕了几下。原来，这位“车夫”是中共秘密党员。烟 斗往鞋底上磕，是和周恩来接头的暗号。接上头后，周恩来走到黄包车前微笑着向“车夫”点点头，从容地坐上车，挥挥手，说：“坐好了，走呀!”“车夫”掌稳 车把迈开脚步，绕过大街，向偏僻街巷走去。
到了小巷深处，“车夫”放慢脚步，扭头轻声说：“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找到刘少奇的女儿了!”周恩来一听，不由得喜出望外。
来到潜伏的据点，“车夫”请周恩来下车，沏上茶，将寻找孩子的经过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与3个儿女骨肉分离。何宝珍不幸牺牲后，刘少奇与女儿刘爱琴完全失去了联系，在 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也无法去寻找女儿。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刘少奇终于可以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的下落了， 他将这件事托付给了前往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
之前，党组织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寄养刘爱琴的那家工人的住址，周恩来立刻将寻找刘爱琴的任务交给了“车夫”。按照那个地址，“车夫”比较顺利地找 到那处房屋。经了解，其房屋已换了主人。现住户告诉他：那家工人已搬到靠江边的棚户区去了。于是，“车夫”沿江边挨家挨户地寻找。经一个多星期的打听查 访，终于找到了寄养孩子的这家工人。
哪知，一提起是来接孩子的，孩子的养母便号啕大哭起来。经解释劝导和安慰，养母才说：“家境困难，孩子又多，实在无法养活她。为让孩子能有个活路，已将孩子卖给汉口一殷实小康人家，做了那家的童养媳了，听说对她还好。”
“车夫”心里一惊，二话没说，立即让孩子的养母带他去找那户人家，见见孩子，了解情况。
到了孩子所在那户人家，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在水井边打水。一挑木桶有她半人高，瘦弱的她挑起水桶摇摆不定，水桶里不断泼出水来，孩子的裤管被水浇得湿淋淋的。当时寒冬腊月，孩子穿着单裤单鞋，两手冻得通红，手上、耳垂上长了许多冻疮……
孩子愣愣地望着来人，当认出她的养母时，立即“噗通”丢下水桶，跑过来扑进养母的怀里。养母抚摸着她蓬乱的头发，说：“跟你‘舅舅’走吧!他是来接 你的。”可说什么孩子也不跟“车夫”走，怯怯地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跟他走!我要跟你回去。”在这样的场合，养母也不便把话挑明，便抹去孩子脸上的泪水 说：“不跟他走，也行。” “车夫”和孩子养母商量了一下，决定见见这家人的家长。
见面后，养母对这家主妇说：“孩子他‘舅舅’还未见过这孩子，我们想接她回去住几天。几天后，我们送她回来。”主妇说：“孩子是我家花钱买来作儿媳妇的，看在‘舅舅’的面上，就回去耍几天吧。一定要送回来哟，有些活还等着她干呢。”
这样，刘爱琴被平安地带回了养母家。
“车夫”向周恩来汇报后请示：让孩子在养母家住一段时间?还是带来?
周恩来当即表示：不能留在养母家。沉默了一会儿，周恩来说：“孩子从人家家里接出来了，如果养母和养母家人泄漏情况，会引来社会的关注。如果孩子在 养母家住久了，收养童养媳那家的家长前来要人、或要钱，发生纠纷会惊动当局。若查询，容易暴露其身份。万一国民党当局知道了，对孩子、对抚养过孩子的工人 夫妇都不利。”最后，周恩来指示“车夫”：“你一定想办法尽快安全地将孩子接来办事处。”
几天后，“车夫”又来到孩子的养母家，说明要按组织的要求带走孩子。同时，代表组织和孩子的亲人向工人夫妇表示感谢，还送上微薄的一点现金作为对工人夫妇的补偿费。
临行时，养母才告诉孩子：“你名叫刘爱琴，这个名字，是你生身母亲为你取的。”
刘少奇散失多年的女儿——刘爱琴，终于回到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刘爱琴的到来，让邓颖超十分高兴，亲手为她洗脸、洗澡、梳头。 周恩来抽空来看望时，邓颖超让她叫“周爸爸。”刘爱琴爽快甜蜜地喊：“周爸爸。”周恩来抱起刘爱琴，仔细地端详着，亲吻着说：“真像你的妈妈啊!”见孩子 穿着不合身的补丁衣裤，周恩来让通讯员找来小号军装为刘爱琴穿上。军装虽然不完全合体，但是穿上军装的小姑娘显得英姿飒爽!
不几天，刘爱琴和邓颖超十分熟悉了，常常问这问那。有时她问邓颖超：“我的妈妈呢?她在哪儿?我还没见过她呢!”邓颖超一下把刘爱琴搂进怀里，动情 地告诉她：你的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她是你的好妈妈，我们的好姐妹，更是党的好女儿!党组织千方百计寻找你，让你回到亲人身边，这不仅是你父亲的愿望，也是 你母亲的愿望，还是大家的愿望。我们送你去延安上学，你的父亲在那里……
有时，周恩来会亲切地问刘爱琴：“你记得你爸爸、妈妈啥样吗?”刘爱琴茫然地摇摇头。周恩来告诉刘爱琴：“你还有哥哥和弟弟呢!”他叹了口气：“已 经打听到了你哥哥的下落了，他在你父亲的老家当放牛娃。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不久就来到这里。可是，你的弟弟，现在还没有查寻到下落……”刘爱琴知道自己 不仅有爸爸，还有哥哥和弟弟，感到分外高兴、幸福。
见孩子很懂事，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工作之余，就向刘爱琴讲述何宝珍革命的故事。
刘爱琴的妈妈何宝珍，小的时候因家境贫寒，10多岁就被卖给地主的一个女佣人当童养媳。地主家办有私塾，何宝珍借伺候女佣人的儿子读书的机会旁听。 1918年，16岁的何宝珍坚定地和地主及那个女佣人解除关系，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她半工半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6月因参加揭发 校长欧阳俊贪污腐化丑行的何宝珍，被校方监禁。后经衡阳党组织营救离校。无家可归的何宝珍经张秋之帮助，来到长沙借宿在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的家 里。在这里，何宝珍得到毛泽东的悉心指导，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何宝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了党的何宝珍同杨开慧一起，帮助毛泽东整理 文件、资料。
后来，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少奇，来到毛泽东家里接受任务，经毛泽东介绍认识了何宝珍。端庄秀丽、朝气蓬勃的何宝珍，让时年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观察入微的毛泽东把他们相互流露的爱慕之情，记在心里。
1922年9月，毛泽东派刘少奇、何宝珍赴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两人在革命斗争中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感情。1923年4月一对有情人在安源喜结良缘。
婚后，何宝珍与刘少奇相互关心、爱护。大革命失败后，何宝珍将1岁的女儿刘爱琴寄养在汉口一个同情革命的工人家里。化名“王芳芬”的何宝珍随刘少奇 到了上海，在白色恐怖中，何宝珍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做联络员。1932年，刘少奇、周恩来等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见何宝珍未暴露身份，就安排她带 着小儿子刘允若在上海坚持斗争。1933年3月的一天，她在街上行走，不料被叛徒认出，她设法摆脱了叛徒的跟踪。可是，她刚回到家收拾东西，准备带着儿子 转移时，便衣特务就包围了她的住处。何宝珍知道难逃敌人魔爪，实在不忍心让幼小的儿子遭到不幸，她急中生智，将儿子推进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的房东太太怀 里，低声说：“以后会有人来接孩子的，请你帮我照管几天……拜托了。”随后，国民党宪兵冲进来抓捕了何宝珍。
1934年秋，何宝珍英勇就义于雨花台。
妈妈的英雄故事让刘爱琴泪流不断，妈妈的牺牲让她伤感，但妈妈的英勇不屈又让她自豪!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办事处有人去延安，周恩来让他们将刘爱琴带去延安，交给刘少奇。此时，刘爱琴依靠在邓颖超怀里，不愿意离开刚认识的亲人。周恩来 为刘爱琴抚去腮边的泪珠，说：“你爸爸在那儿，到那里更安全。”他还千叮咛、万嘱咐护送人员：从武汉到延安，一路都是抗日战场，十分危险，千万注意安全! 刘爱琴含泪告别周恩来、邓颖超，随同办事处工作人员赴延安，终于同父亲刘少奇团聚。
(责任编辑：朱晓时)
毛泽东的“武林秘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
2013年8月2日07:37 人民网 我要参与(518)
“兵者，诡道也。”统兵打仗的人，无不擅长谋略。所谓谋略，其实并不神秘。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乃领军之道;知彼，就是搞敌方的情报。一个合格的将帅，不能不重视情报保卫工作。
毛泽东爱好并擅长军事，可是，他却不是个爱好秘密活动的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红区轰轰烈烈打江山，白区地下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 “笔杆子用来造舆论!”毛泽东洋洋洒洒公开发表文章，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是周恩来。毛泽东一生，担任过宣传部长，担任过军委主席，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情报保卫 方面的职务。所以，研究毛泽东的生涯，往往忽略了这条秘密战线。
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 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
这表明，毛泽东在情报保卫工作上，也必然会下大力气。
毛泽东其人，以创新为好，以自立规则为业。高度重视情报保卫工作的毛泽东，应该会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中国与美国，第一次当面较量是在朝鲜战争中。朝鲜战争，美国军队第一次不胜而归。
人们不禁会问：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日本的超级大军，为何打不过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
谁能摸到底牌
朝鲜战争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把失利归因于情报，有些依据。
美军参战后，一直担心中国的动向，情报部门严密侦察，坚定判断中国不敢出兵。直到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领土上打赢第一次战役，直到彭德怀已经设下第二个陷阱，麦克阿瑟还在许诺让士兵胜利回家过圣诞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毛泽东下令中国战略预备队集结东北布防。就在朝鲜北方大举南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前判断美军将在朝军后方仁川登陆。中国大军待命出征之时，毛泽东已经得知美军将兵指中朝界河鸭绿江，甚至知道美国不会使用原子弹。
战争，总是一场豪赌。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出乎中美双方的预料。可是，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毛泽东，居然很快摸到对手的底牌;而驰骋世界的超级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中央情报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差异真大。
毛泽东有言：“玻璃杯里押宝。”
有这样一种赌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双方猜点决胜。如果有一方能够把对方手里的杯子变成玻璃杯，那么，这押宝就是一押一个准!
毛泽东就有这个本事。
抗日战争，把日本变成玻璃杯，坚持14年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把蒋介石变成玻璃杯，赢得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玻璃杯里押宝”，这是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形象比喻。
日中、国共，那是旧怨宿敌，毛泽东搞了多年的情报。美国，这是个新来的对手，毛泽东也能一下将其变成玻璃杯。
主动接触
毛泽东关注美国，不自朝鲜战争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弱势的中国迫切期望有国际援手，这目标主要是苏联和美国。对于苏联，毛泽东十分熟悉，这不仅因为苏联支持中共创党，还 因为中国的东北向来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战略要地，那两家有积怨可用!可美国就显得远些，即使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时候，美国也只是主张门户开放，不要殖民 地。无利不起早，美国宁愿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
中立的美国，尚未忘记观察亚洲。1937年七七事变刚刚爆发，一个海军上尉就匆匆来到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刚好赶上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这位卡尔逊上 尉，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在战场上穿行考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战事刚停，他就提出要去华北考察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
中共领导人知道，这个官阶不高的军官，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副指挥，这次来华，负有直接向罗斯福报告的秘密使命。卡尔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国情报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热情款待。在共产党的地盘，卡尔逊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东西。
从山西到河北，从徐州到台儿庄，亲自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战法之后，卡尔逊写道：“我已经看到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游击战的前线，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
这等于说，毛泽东的战法优于蒋介石。
情报，要求客观;情报官员，最重视亲眼观察。卡尔逊亲身到延安，接触毛泽东，随之向罗斯福报告：延安是中国自由之源泉。
情报官客观，运用情报的高官不客观。公开称赞共产党的卡尔逊，受到海军上级的斥责，不得不辞职。美国官方的援华对象，只是执政的国民党。
可是，中共并未因对方的态度而放弃接触。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被日军击落，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成为日军追捕的目标。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冒险救 下美国人，并千里迢迢送到大后方重庆。投桃报李，美军为浙东游击队空投了一部电台。情报员秦基挎着这部砖块大的微型报话机，边行军边侦听，还破译了敌军的 密码。陈毅看到后，硬是把这部电台上调使用，因为这部电台在全中国最先进，不但延安没有，重庆也没有。这部情报电台，也算是美中情报合作的见证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始终主动协助美方作战。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拿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绝密情报，立即通过军统方面转达美方。可惜，中国方面 提供的情报，并未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之后，美方开始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美军观察组先到重庆，又到延安。架设情报电台的天线，在重庆 耗费七天，在延安当天完成。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经常到美军观察组串门聊天，亲如战友。待到抗战后期，他们还委托希契上尉给罗斯福带信。
这封密信提出，美国攻打日本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山东根据地将提供合作。
当时，美军尚未攻占太平洋岛屿，进攻日本本土的最近基地，只能是中国的山东。美军计划空降日本，正需要中共支持。
经过苦心经营，中共和美方的关系迅速好转。延安特调情报专家邹大鹏，到山东开辟胶东情报站，其工作方向，正是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北亚。
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一战壕的战友，毛泽东通过主动、诚恳的情报合作，埋下理解和友谊的种子。
重点转移
对于中共同美方的关系，蒋介石十分警惕，甚至以摊牌的方式，挤走了企图军援八路军的史迪威上将。这桩公案，为蒋美关系留下阴影。
抗战胜利之后，美方仍以中立的身份调停国共冲突，但不久就开始拉偏架了。可是，有强大的美国做后盾，蒋介石还是败退台湾。
“谁使我们失去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坛大争论，结论是亲共分子出卖美国利益。于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等人遭受迫害。痛定不思痛，错了还要再错。情报大国断送自己的情报人才，这错误要到20年后由尼克松来纠正。
与此同时，中共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即进行战略调整，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完全学会和敌人作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这国际特务，当然不会没有美国的。情报系统提出：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这国外，当然包括韩国、日本、美国。
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毛泽东能够及时拿到情报。
秘密较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划定的三八线被突破，世界战略格局将可能发生改变。
预先没有得到情报的美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当晚就派了两个情报官去台湾。他大概是想起了珍珠港，中国人搞情报还是有一套的。
一度冷却的美蒋情报合作，迅速升温。
一个高级特务秦应麟顺利地从台湾潜入大陆，由于不携器材而不易暴露。到了北京，这个特务从一名高级人士家中起出高级情报电台，那是美国领事馆撤离时预留此地的。
万能情报员从北京发出密电，报告中国军队向北调动，可能入朝作战!
美国情报官从香港发出指令，多国间谍联手策划炮轰天安门，企图牵制中国援朝。
美国出设备、资金，台湾出人，国共情报战上升为国际情报战!
较量的结果是，美蒋特务在大陆纷纷落网，美军从中朝边境退回三八线。
匆忙上阵的美蒋情报合作，没能斗过深谋远虑的毛泽东。
事密则成
朝鲜战争，兵戎相见，中美关系降到冰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苏联的威胁，使中美双方都有了改善关系的需要。
可是，打破僵局谈何容易，双方的任何一点儿接触，都会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患病休养，不几天却突然出现在北京……这一牵涉国际政治格局重大改变的行动，居然瞒过了所有的情报监视。
美、苏、中，三国鼎立，中国最弱。可是，就连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惊叹毛泽东的秘密战法。
战争是世上最复杂的博弈，战法是人类最具想象力的设计。
经过千难万险的万里长征，红军终于抵达陕北。身体休息，脑子不能休息，毛泽东组建红军大学，抓紧总结十年来的作战经验。
面对能征善战的将领，毛泽东提醒：“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不久，毛泽东给情报机关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情报是第一战斗力。
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隐蔽战争”——必须同时运用两种战争方式
毛泽东重视秘密战，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
毛泽东本来是个读书人，本来喜好写文章，本来热衷群众运动，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国民党打了一记闷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啊!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期，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组建中央特科，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握刀把子。
枪杆子是军队，刀把子是情报保卫组织，一明一暗，都是强力组织。
半部电台起家
枪杆子并不好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很难掌控，师长脱队，团长哗变，士兵逃亡，那是经常的事情。建立保卫组织，正是巩固部队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一支弱势的新军，还必须避实击虚，如何探得敌军虚实，又要靠情报。所以，举起枪杆子的毛泽东，也得抓紧刀把子。
情报还是有的，周恩来已经部署情报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两个月前，钱壮飞就在南京侦获作战部署。可是，这情报从南京送到江西，却要经过漫长的路途，重重的关卡。
为了提高情报传送效率，必须使用无线电通信。可是，无线电台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管控的物资，共产党买不到。
在上海，周恩来指示李强，四处购置配件，自己动手组装电台。中共的第一部现代化通信设备，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在江西，毛泽东指令全军：缴获敌军电台!龙冈大捷，俘虏敌军总指挥张辉瓒，缴获电台当然不在话下。可是，红军战士看到那个闪光鸣叫的家伙以为是个怪物，一枪托下去，这电台不能发报了。所幸还能收报，于是，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起家。
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技术人员，毛泽东亲自接见：“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心情振奋，上机工作第三天就从敌军无线电信号中发现敌军部署。
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布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第一期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敌人也有耳朵，不能让他顺风。毛泽东生怕红军也像敌台那样大意泄密，在作战中不准随意使用电台发报，不发报时就把发射管摘下来装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抓大放小，毛泽东把无线电技术侦察当作大事，抓得很细。
3月，中央特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携带密码到达江西。从此，江西苏区同上海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情报瞬间可达。
红军运用无线电侦察手段，收听公开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侦听敌军通信，获知战场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侦察不同，圈内称为技术侦察。1931年就开始运用技术侦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报起步不算晚。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为红军根本没有电台，指挥作战经常使用明语通话，导致大量泄密。而毛泽东正在进行情报手段的革命性飞跃。
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其实比蒋介石更重视高科技。
发现“宝杯”
毛泽东不仅重视科技，还有措施。
1931年6月，毛泽东又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此台不再负责通信工作。专职侦察台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敌军电报。可是，敌军此时已经发现红军有了电台，开始使用密码电报。抄到电报看不懂，情报还是不准确，红军总部的谍报科长曾希圣整日琢磨破译密码。
1932年10月，红军设立二局，专职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一局作战，二局情报，这地位够高的。11月16日，二局破译第一份密码电报。
从此，在红军面前，敌军不再有秘密。毛泽东夸赞：“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二局人员得意地说：“我们是搞‘宝杯’的!”
有了“宝杯”，红军作战更加主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朱德和周恩来按兵不动，等到二局侦获情报才突然出击，痛击敌军吴奇伟部。
失利引起警惕，蒋介石专门请外国专家编制密码“特别本”，可还是被红军破译了。1933年红军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绘制了一幅“百美 图”，红军已经破译了100个敌军密码!1934年八一建军节颁发红星奖章，二局两人得奖，曾希圣二等，曹祥仁三等。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每月津贴5 块大洋，可技术干部王诤50块大洋!
与此同期，美国国务卿下令取消“黑屋”，从事密码破译的情报专家雅德礼下岗了。
搞情报也要重视科技人才。
“打着灯笼走夜路”
科技不是万能的，情报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准确的军事情报，并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还需有运用情报的统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了，“左”倾领导撤掉毛泽东的指挥权，只凭主观意志指挥作战，不重视情报。
被迫长征的红军内外交困，所幸，还没有走投无路。虽然上海的人力情报中断，但红军还有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此刻，二局正处于巅峰状态，敌军电报发一个抄一个，敌军密码出一个破一个。
突出重围，二局发现敌军部署的漏洞，红军从缝隙中钻出。
通道转兵，最高领导层争执不下，毛泽东靠二局情报说服大家。
情报最客观，即使是“左”倾狂热的人物，也不得不服从客观现实。熟悉二局的毛泽东用情报说服大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直接指挥曾希圣侦察情报。
可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的第一仗却没打好。土城战斗，进攻的红军被敌反攻，连总司令都提枪上阵了。幸亏二局在战场上侦获情报，敌军部署有变。毛泽东赶快下令撤出战斗，统帅意志也得服从情报。
毛泽东的权威再次受到挑战。打鼓新场之战，他主张不打，可其他人都主张打。孤立无援的毛泽东又靠情报说服了周恩来，说服了大家。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30公里小范围内红军进进出出，硬是把敌军调开，腾出一周时间巧渡金沙江。这其中也有运用情报的奥妙。三渡时刻，敌军已经合围，红军找不到突围空隙。曾希圣用红军电台给敌军发报，冒用蒋介石的密码指挥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让出通路。
万里长征，艰险无比，毛泽东指挥红军突出重围，从此确立统帅地位。
属下将领称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泽东笑道：“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不说自己是灯塔，却说情报是灯笼，可见情报工作之重要。
不过，打这个灯笼，还须有得力之人。最高统帅，必须善于运用情报手段。
“鲁班石”
走夜路不能没有灯笼，毛泽东身边不能没有二局。
草地纷争，那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危局，谁都不知道张国焘会下什么狠手。毛泽东带领少数部队星夜北上，行前特意通知：“带上二局!”
叶剑英让曾希圣、曹祥仁、邹必兆三人先走，自己殿后。那三位，都是红军中破译的高手。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接见二局全体成员，对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红军缺粮，毛泽东亲笔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二局工作同志解决粮食。”鲁迅托 人给毛泽东捎来腊肉，毛泽东把这高级食品转送二局。破译专家蔡威病故，军委颁布津贴规定，确保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红军电台里有人私自同国民党部队电台通 话，此乃通敌杀头之罪，毛泽东却悄悄按下了。此人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不懂红军纪律，可以谅解。这个开明的政策，使技术人员安心红军工作。技术人 员安心，红军战士却不一定安心，有人要求离开二局上战场。毛泽东亲自找他们谈话：“你们是保证红军打胜仗的单位。”
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战士，很难理解技术侦察的作用。毛泽东就讲了一个建筑大师鲁班的故事。一座大石桥即将落成，可桥拱中央还差一块石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这时鲁班来到，亲手打出一块石头，不大不小正合用!这块石头，就叫“鲁班石”。二局就是红军的鲁班石。
所有人都懂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军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大扩编
毛泽东对情报部门的领导，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二局上下精神振奋，不断侦获重要情报。
1936年12月12日早晨8点，二局电台侦获西安事变的消息。
这个情报，预示中国政治格局的大转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敌人，出现合作的可能。
面对新的情况，情报保卫工作是应该增强还是应该削弱，大家意见不一。
张国焘提出，应该取消保卫机构。
国民党来人到边区，特别提出要考察二局。
看来，有人糊涂，有人清醒。
就在国共开始合作后的1938年，蒋介石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升格，从“处”升“局”，中统局和军统局大力扩编。戴笠在内部传达蒋介石训令：“日本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此刻，中共中央的相关部门却相当精简，中央保卫部部长杜理卿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专题报告。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管党政军情报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系统实行全覆盖，兼有以往中央特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限。
新的斗争形势，赋予情报保卫系统更加重要的使命。
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社会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
“调查研究”——情报分析的科学方式
毛泽东多年领军打仗，却从不佩枪。他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却很少操作技术性工作。曾希圣和曹祥仁破译密码时，周恩来和朱德经常参与，周恩来提着马 灯，就密码编制提供专业意见，朱德熟悉军事术语，还不忘布置夜餐。可毛泽东呢?遍数他一生的职务，秘书、部长、委员、书记、师长、政委、主席……鲜有与情 报保卫工作相关的。
那么，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是否只领导不动手呢?
其实，毛泽东也是个情报内行，专业——情报分析。
看报读书
毛泽东最著名的情报分析案例，就是凭借一张报纸，找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爱看报是毛泽东的习惯。在江西苏区，指派部队攻打城镇，任务不是抢钱而是抢报纸。长征刚刚落脚，毛泽东就亲拟条例，组建流动图书馆，安排中央领导轮 流阅读，图书管理员是情报干俊李克农。秘密党员刘鼎在张学良身边负责联络，毛泽东向这位住在大城市的同志索要物品，要的不是食品药品而是书，还特别提醒不 要战术学书籍而是要战略学书籍。
如此酷爱读书看报，并非书呆书痴，毛泽东这也是在搞情报。
报纸报道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剿匪”大胜，毛泽东从中发现，陕北还有一块苏区，牵制敌军兵力很多。这说明陕北根据地实力不弱，可以作为长征的落脚地，于是决定红军北上。
毛泽东索要战略学书籍，那是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做准备，要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
情报，不止存在于秘密文件中，报纸、刊物、书籍中也蕴藏着大量信息。情报界公认，80%以上的情报，来自公开信息。毛泽东读书看报，就是在分析整理公开信息，那正是标准的情报工作。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变成合法，在大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毛泽东再要看报，就不用派兵去抢了。可是，国民党特务却不愿见到这种状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被暗杀了!
怎么办?最直接的手法是报复。共产党是做地下活动的行家，早已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潜伏高手，你杀我的宣侠父，我也可以杀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产党只是提出抗议，并未出手刺杀。难道西安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是吃素的?
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干净活儿”?
文质彬彬的调查研究，有暗杀爆炸那么有效吗?
写报告也是搞情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怎么办?最直接的手法是报复。共产党是做地下活动的行家，早已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潜伏高手，你杀我的宣侠父，我也可以杀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产党只是提出抗议，并未出手刺杀。难道西安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是吃素的?
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西安情报站就陕西地方党政军机构的状况，提出一份有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根据有关情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 全面分析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甚至指明国民党内部政学系亲日而黄埔系抗日坚决。据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根据地的政权组成实行“三三制”，吸收坚决抗 日的国民党员参加。
毛泽东的政策选择，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基于调查研究。可是，这调查研究是公开进行的活计，又与密战何干?
在密战圈内，有两种“活儿”之称。“脏活儿”，指暗杀、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动;“干净活儿”，指交友、报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调查研究，就是一种“干净活儿”。
蒋介石做“脏活儿”起家，年轻时亲手暗杀陶成章，1934年还暗杀抗日名将吉鸿昌。这次西安暗杀，内里是怕宣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将胡宗南。
“脏活儿”不得人心。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社会名人，公开抗议蒋介石大搞特务活动。特务立即报复，暗杀了杨杏佛。这又激起更大的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到了举国抗日时期，对这种肮脏行径更是举国共愤。
与此同时，本是靠地下活动起家的共产党，却有着民主、廉洁的好名声。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做“干净活儿”。
“干净活儿”?
文质彬彬的调查研究，有暗杀爆炸那么有效吗?
写报告也是搞情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 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 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
立规矩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毛泽东爱好并擅长军事，可是，他却不是个爱好秘密活动的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红区轰轰烈烈打江山，白区地下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 “笔杆子用来造舆论!”毛泽东洋洋洒洒公开发表文章，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是周恩来。毛泽东一生，担任过宣传部长，担任过军委主席，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情报保卫 方面的职务。所以，研究毛泽东的生涯，往往忽略了这条秘密战线。
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 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
这表明，毛泽东在情报保卫工作上，也必然会下大力气。
毛泽东其人，以创新为好，以自立规则为业。高度重视情报保卫工作的毛泽东，应该会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中国与美国，第一次当面较量是在朝鲜战争中。朝鲜战争，美国军队第一次不胜而归。
人们不禁会问：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日本的超级大军，为何打不过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
谁能摸到底牌
朝鲜战争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把失利归因于情报，有些依据。
美军参战后，一直担心中国的动向，情报部门严密侦察，坚定判断中国不敢出兵。直到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领土上打赢第一次战役，直到彭德怀已经设下第二个陷阱，麦克阿瑟还在许诺让士兵胜利回家过圣诞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毛泽东下令中国战略预备队集结东北布防。就在朝鲜北方大举南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前判断美军将在朝军后方仁川登陆。中国大军待命出征之时，毛泽东已经得知美军将兵指中朝界河鸭绿江，甚至知道美国不会使用原子弹。
战争，总是一场豪赌。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出乎中美双方的预料。可是，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毛泽东，居然很快摸到对手的底牌;而驰骋世界的超级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中央情报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差异真大。
毛泽东有言：“玻璃杯里押宝。”
有这样一种赌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双方猜点决胜。如果有一方能够把对方手里的杯子变成玻璃杯，那么，这押宝就是一押一个准!
毛泽东就有这个本事。
抗日战争，把日本变成玻璃杯，坚持14年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把蒋介石变成玻璃杯，赢得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玻璃杯里押宝”，这是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形象比喻。
日中、国共，那是旧怨宿敌，毛泽东搞了多年的情报。美国，这是个新来的对手，毛泽东也能一下将其变成玻璃杯。
主动接触
毛泽东关注美国，不自朝鲜战争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弱势的中国迫切期望有国际援手，这目标主要是苏联和美国。对于苏联，毛泽东十分熟悉，这不仅因为苏联支持中共创党，还 因为中国的东北向来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战略要地，那两家有积怨可用!可美国就显得远些，即使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时候，美国也只是主张门户开放，不要殖民 地。无利不起早，美国宁愿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
中立的美国，尚未忘记观察亚洲。1937年七七事变刚刚爆发，一个海军上尉就匆匆来到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刚好赶上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这位卡尔逊上 尉，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在战场上穿行考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战事刚停，他就提出要去华北考察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
中共领导人知道，这个官阶不高的军官，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副指挥，这次来华，负有直接向罗斯福报告的秘密使命。卡尔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国情报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热情款待。在共产党的地盘，卡尔逊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东西。
从山西到河北，从徐州到台儿庄，亲自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战法之后，卡尔逊写道：“我已经看到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游击战的前线，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
这等于说，毛泽东的战法优于蒋介石。
情报，要求客观;情报官员，最重视亲眼观察。卡尔逊亲身到延安，接触毛泽东，随之向罗斯福报告：延安是中国自由之源泉。
情报官客观，运用情报的高官不客观。公开称赞共产党的卡尔逊，受到海军上级的斥责，不得不辞职。美国官方的援华对象，只是执政的国民党。
可是，中共并未因对方的态度而放弃接触。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被日军击落，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成为日军追捕的目标。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冒险救 下美国人，并千里迢迢送到大后方重庆。投桃报李，美军为浙东游击队空投了一部电台。情报员秦基挎着这部砖块大的微型报话机，边行军边侦听，还破译了敌军的 密码。陈毅看到后，硬是把这部电台上调使用，因为这部电台在全中国最先进，不但延安没有，重庆也没有。这部情报电台，也算是美中情报合作的见证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始终主动协助美方作战。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拿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绝密情报，立即通过军统方面转达美方。可惜，中国方面 提供的情报，并未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之后，美方开始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美军观察组先到重庆，又到延安。架设情报电台的天线，在重庆 耗费七天，在延安当天完成。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经常到美军观察组串门聊天，亲如战友。待到抗战后期，他们还委托希契上尉给罗斯福带信。
这封密信提出，美国攻打日本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山东根据地将提供合作。
当时，美军尚未攻占太平洋岛屿，进攻日本本土的最近基地，只能是中国的山东。美军计划空降日本，正需要中共支持。
经过苦心经营，中共和美方的关系迅速好转。延安特调情报专家邹大鹏，到山东开辟胶东情报站，其工作方向，正是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北亚。
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一战壕的战友，毛泽东通过主动、诚恳的情报合作，埋下理解和友谊的种子。
重点转移
对于中共同美方的关系，蒋介石十分警惕，甚至以摊牌的方式，挤走了企图军援八路军的史迪威上将。这桩公案，为蒋美关系留下阴影。
抗战胜利之后，美方仍以中立的身份调停国共冲突，但不久就开始拉偏架了。可是，有强大的美国做后盾，蒋介石还是败退台湾。
“谁使我们失去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坛大争论，结论是亲共分子出卖美国利益。于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等人遭受迫害。痛定不思痛，错了还要再错。情报大国断送自己的情报人才，这错误要到20年后由尼克松来纠正。
与此同时，中共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即进行战略调整，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完全学会和敌人作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这国际特务，当然不会没有美国的。情报系统提出：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这国外，当然包括韩国、日本、美国。
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毛泽东能够及时拿到情报。
秘密较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划定的三八线被突破，世界战略格局将可能发生改变。
预先没有得到情报的美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当晚就派了两个情报官去台湾。他大概是想起了珍珠港，中国人搞情报还是有一套的。
一度冷却的美蒋情报合作，迅速升温。
一个高级特务秦应麟顺利地从台湾潜入大陆，由于不携器材而不易暴露。到了北京，这个特务从一名高级人士家中起出高级情报电台，那是美国领事馆撤离时预留此地的。
万能情报员从北京发出密电，报告中国军队向北调动，可能入朝作战!
美国情报官从香港发出指令，多国间谍联手策划炮轰天安门，企图牵制中国援朝。
美国出设备、资金，台湾出人，国共情报战上升为国际情报战!
较量的结果是，美蒋特务在大陆纷纷落网，美军从中朝边境退回三八线。
匆忙上阵的美蒋情报合作，没能斗过深谋远虑的毛泽东。
事密则成
朝鲜战争，兵戎相见，中美关系降到冰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苏联的威胁，使中美双方都有了改善关系的需要。
可是，打破僵局谈何容易，双方的任何一点儿接触，都会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患病休养，不几天却突然出现在北京……这一牵涉国际政治格局重大改变的行动，居然瞒过了所有的情报监视。
美、苏、中，三国鼎立，中国最弱。可是，就连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惊叹毛泽东的秘密战法。
战争是世上最复杂的博弈，战法是人类最具想象力的设计。
经过千难万险的万里长征，红军终于抵达陕北。身体休息，脑子不能休息，毛泽东组建红军大学，抓紧总结十年来的作战经验。
面对能征善战的将领，毛泽东提醒：“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不久，毛泽东给情报机关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情报是第一战斗力。
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隐蔽战争”——必须同时运用两种战争方式
毛泽东重视秘密战，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
毛泽东本来是个读书人，本来喜好写文章，本来热衷群众运动，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国民党打了一记闷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啊!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期，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组建中央特科，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握刀把子。
枪杆子是军队，刀把子是情报保卫组织，一明一暗，都是强力组织。
半部电台起家
枪杆子并不好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很难掌控，师长脱队，团长哗变，士兵逃亡，那是经常的事情。建立保卫组织，正是巩固部队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一支弱势的新军，还必须避实击虚，如何探得敌军虚实，又要靠情报。所以，举起枪杆子的毛泽东，也得抓紧刀把子。
情报还是有的，周恩来已经部署情报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两个月前，钱壮飞就在南京侦获作战部署。可是，这情报从南京送到江西，却要经过漫长的路途，重重的关卡。
为了提高情报传送效率，必须使用无线电通信。可是，无线电台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管控的物资，共产党买不到。
在上海，周恩来指示李强，四处购置配件，自己动手组装电台。中共的第一部现代化通信设备，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在江西，毛泽东指令全军：缴获敌军电台!龙冈大捷，俘虏敌军总指挥张辉瓒，缴获电台当然不在话下。可是，红军战士看到那个闪光鸣叫的家伙以为是个怪物，一枪托下去，这电台不能发报了。所幸还能收报，于是，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起家。
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技术人员，毛泽东亲自接见：“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心情振奋，上机工作第三天就从敌军无线电信号中发现敌军部署。
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布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第一期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敌人也有耳朵，不能让他顺风。毛泽东生怕红军也像敌台那样大意泄密，在作战中不准随意使用电台发报，不发报时就把发射管摘下来装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抓大放小，毛泽东把无线电技术侦察当作大事，抓得很细。
3月，中央特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携带密码到达江西。从此，江西苏区同上海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情报瞬间可达。
红军运用无线电侦察手段，收听公开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侦听敌军通信，获知战场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侦察不同，圈内称为技术侦察。1931年就开始运用技术侦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报起步不算晚。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为红军根本没有电台，指挥作战经常使用明语通话，导致大量泄密。而毛泽东正在进行情报手段的革命性飞跃。
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其实比蒋介石更重视高科技。
发现“宝杯”
毛泽东不仅重视科技，还有措施。
1931年6月，毛泽东又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此台不再负责通信工作。专职侦察台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敌军电报。可是，敌军此时已经发现红军有了电台，开始使用密码电报。抄到电报看不懂，情报还是不准确，红军总部的谍报科长曾希圣整日琢磨破译密码。
1932年10月，红军设立二局，专职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一局作战，二局情报，这地位够高的。11月16日，二局破译第一份密码电报。
从此，在红军面前，敌军不再有秘密。毛泽东夸赞：“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二局人员得意地说：“我们是搞‘宝杯’的!”
有了“宝杯”，红军作战更加主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朱德和周恩来按兵不动，等到二局侦获情报才突然出击，痛击敌军吴奇伟部。
失利引起警惕，蒋介石专门请外国专家编制密码“特别本”，可还是被红军破译了。1933年红军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绘制了一幅“百美 图”，红军已经破译了100个敌军密码!1934年八一建军节颁发红星奖章，二局两人得奖，曾希圣二等，曹祥仁三等。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每月津贴5 块大洋，可技术干部王诤50块大洋!
与此同期，美国国务卿下令取消“黑屋”，从事密码破译的情报专家雅德礼下岗了。
搞情报也要重视科技人才。
“打着灯笼走夜路”
科技不是万能的，情报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准确的军事情报，并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还需有运用情报的统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了，“左”倾领导撤掉毛泽东的指挥权，只凭主观意志指挥作战，不重视情报。
被迫长征的红军内外交困，所幸，还没有走投无路。虽然上海的人力情报中断，但红军还有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此刻，二局正处于巅峰状态，敌军电报发一个抄一个，敌军密码出一个破一个。
突出重围，二局发现敌军部署的漏洞，红军从缝隙中钻出。
通道转兵，最高领导层争执不下，毛泽东靠二局情报说服大家。
情报最客观，即使是“左”倾狂热的人物，也不得不服从客观现实。熟悉二局的毛泽东用情报说服大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直接指挥曾希圣侦察情报。
可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的第一仗却没打好。土城战斗，进攻的红军被敌反攻，连总司令都提枪上阵了。幸亏二局在战场上侦获情报，敌军部署有变。毛泽东赶快下令撤出战斗，统帅意志也得服从情报。
毛泽东的权威再次受到挑战。打鼓新场之战，他主张不打，可其他人都主张打。孤立无援的毛泽东又靠情报说服了周恩来，说服了大家。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30公里小范围内红军进进出出，硬是把敌军调开，腾出一周时间巧渡金沙江。这其中也有运用情报的奥妙。三渡时刻，敌军已经合围，红军找不到突围空隙。曾希圣用红军电台给敌军发报，冒用蒋介石的密码指挥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让出通路。
万里长征，艰险无比，毛泽东指挥红军突出重围，从此确立统帅地位。
属下将领称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泽东笑道：“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不说自己是灯塔，却说情报是灯笼，可见情报工作之重要。
不过，打这个灯笼，还须有得力之人。最高统帅，必须善于运用情报手段。
“鲁班石”
走夜路不能没有灯笼，毛泽东身边不能没有二局。
草地纷争，那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危局，谁都不知道张国焘会下什么狠手。毛泽东带领少数部队星夜北上，行前特意通知：“带上二局!”
叶剑英让曾希圣、曹祥仁、邹必兆三人先走，自己殿后。那三位，都是红军中破译的高手。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接见二局全体成员，对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红军缺粮，毛泽东亲笔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二局工作同志解决粮食。”鲁迅托 人给毛泽东捎来腊肉，毛泽东把这高级食品转送二局。破译专家蔡威病故，军委颁布津贴规定，确保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红军电台里有人私自同国民党部队电台通 话，此乃通敌杀头之罪，毛泽东却悄悄按下了。此人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不懂红军纪律，可以谅解。这个开明的政策，使技术人员安心红军工作。技术人 员安心，红军战士却不一定安心，有人要求离开二局上战场。毛泽东亲自找他们谈话：“你们是保证红军打胜仗的单位。”
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战士，很难理解技术侦察的作用。毛泽东就讲了一个建筑大师鲁班的故事。一座大石桥即将落成，可桥拱中央还差一块石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这时鲁班来到，亲手打出一块石头，不大不小正合用!这块石头，就叫“鲁班石”。二局就是红军的鲁班石。
所有人都懂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军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大扩编
毛泽东对情报部门的领导，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二局上下精神振奋，不断侦获重要情报。
1936年12月12日早晨8点，二局电台侦获西安事变的消息。
这个情报，预示中国政治格局的大转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敌人，出现合作的可能。
面对新的情况，情报保卫工作是应该增强还是应该削弱，大家意见不一。
张国焘提出，应该取消保卫机构。
国民党来人到边区，特别提出要考察二局。
看来，有人糊涂，有人清醒。
就在国共开始合作后的1938年，蒋介石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升格，从“处”升“局”，中统局和军统局大力扩编。戴笠在内部传达蒋介石训令：“日本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此刻，中共中央的相关部门却相当精简，中央保卫部部长杜理卿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专题报告。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管党政军情报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系统实行全覆盖，兼有以往中央特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限。
新的斗争形势，赋予情报保卫系统更加重要的使命。
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社会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
“调查研究”——情报分析的科学方式
毛泽东多年领军打仗，却从不佩枪。他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却很少操作技术性工作。曾希圣和曹祥仁破译密码时，周恩来和朱德经常参与，周恩来提着马 灯，就密码编制提供专业意见，朱德熟悉军事术语，还不忘布置夜餐。可毛泽东呢?遍数他一生的职务，秘书、部长、委员、书记、师长、政委、主席……鲜有与情 报保卫工作相关的。
那么，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是否只领导不动手呢?
其实，毛泽东也是个情报内行，专业——情报分析。
看报读书
毛泽东最著名的情报分析案例，就是凭借一张报纸，找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爱看报是毛泽东的习惯。在江西苏区，指派部队攻打城镇，任务不是抢钱而是抢报纸。长征刚刚落脚，毛泽东就亲拟条例，组建流动图书馆，安排中央领导轮 流阅读，图书管理员是情报干俊李克农。秘密党员刘鼎在张学良身边负责联络，毛泽东向这位住在大城市的同志索要物品，要的不是食品药品而是书，还特别提醒不 要战术学书籍而是要战略学书籍。
如此酷爱读书看报，并非书呆书痴，毛泽东这也是在搞情报。
报纸报道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剿匪”大胜，毛泽东从中发现，陕北还有一块苏区，牵制敌军兵力很多。这说明陕北根据地实力不弱，可以作为长征的落脚地，于是决定红军北上。
毛泽东索要战略学书籍，那是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做准备，要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
情报，不止存在于秘密文件中，报纸、刊物、书籍中也蕴藏着大量信息。情报界公认，80%以上的情报，来自公开信息。毛泽东读书看报，就是在分析整理公开信息，那正是标准的情报工作。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变成合法，在大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毛泽东再要看报，就不用派兵去抢了。可是，国民党特务却不愿见到这种状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被暗杀了!
怎么办?最直接的手法是报复。共产党是做地下活动的行家，早已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潜伏高手，你杀我的宣侠父，我也可以杀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产党只是提出抗议，并未出手刺杀。难道西安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是吃素的?
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西安情报站就陕西地方党政军机构的状况，提出一份有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根据有关情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
全面分析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甚至指明国民党内部政学系亲日而黄埔系抗日坚决。据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根据地的政权组成实行“三三制”，吸收坚决抗
日的国民党员参加。
毛泽东的政策选择，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基于调查研究。可是，这调查研究是公开进行的活计，又与密战何干?
在密战圈内，有两种“活儿”之称。“脏活儿”，指暗杀、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动;“干净活儿”，指交友、报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调查研究，就是一种“干净活儿”。
蒋介石做“脏活儿”起家，年轻时亲手暗杀陶成章，1934年还暗杀抗日名将吉鸿昌。这次西安暗杀，内里是怕宣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将胡宗南。
“脏活儿”不得人心。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社会名人，公开抗议蒋介石大搞特务活动。特务立即报复，暗杀了杨杏佛。这又激起更大的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到了举国抗日时期，对这种肮脏行径更是举国共愤。
与此同时，本是靠地下活动起家的共产党，却有着民主、廉洁的好名声。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做“干净活儿”。“干净活儿”?
文质彬彬的调查研究，有暗杀爆炸那么有效吗?
写报告也是搞情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
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
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变成合法，在大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毛泽东再要看报，就不用派兵去抢了。可是，国民党特务却不愿见到这种状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被暗杀了!怎么办?最直接的手法是报复。共产党是做地下活动的行家，早已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潜伏高手，你杀我的宣侠父，我也可以杀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产党只是提出抗议，并未出手刺杀。难道西安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是吃素的?
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西安情报站就陕西地方党政军机构的状况，提出一份有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根据有关情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 全面分析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甚至指明国民党内部政学系亲日而黄埔系抗日坚决。据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根据地的政权组成实行“三三制”，吸收坚决抗 日的国民党员参加。
毛泽东的政策选择，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基于调查研究。可是，这调查研究是公开进行的活计，又与密战何干?
在密战圈内，有两种“活儿”之称。“脏活儿”，指暗杀、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动;“干净活儿”，指交友、报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调查研究，就是一种“干净活儿”。
蒋介石做“脏活儿”起家，年轻时亲手暗杀陶成章，1934年还暗杀抗日名将吉鸿昌。这次西安暗杀，内里是怕宣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将胡宗南。
“脏活儿”不得人心。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社会名人，公开抗议蒋介石大搞特务活动。特务立即报复，暗杀了杨杏佛。这又激起更大的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到了举国抗日时期，对这种肮脏行径更是举国共愤。
与此同时，本是靠地下活动起家的共产党，却有着民主、廉洁的好名声。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做“干净活儿”。
“干净活儿”?
文质彬彬的调查研究，有暗杀爆炸那么有效吗?
写报告也是搞情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 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 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
基础科研
擅长写调查报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把调查研究提到理论的高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再次遭遇蒋介石的突然袭击。显然，情报工作没能到位。
吸取教训，中共中央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外还有组织措施，组建中央调查研究
局，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局长由毛泽东兼任。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职务中，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因为，这个中
央调查研究局的下属单位有中央社会部、军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包括所有中央级别的情报保卫部门，却又不限于情报保卫部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从个体行为上升为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被列入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必读》手册。中央社会部设有书
报股，出版专门刊物《书报简讯》。延安每月拨出300块银洋，到敌占区购买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人背马驮运到山
西。晋绥社会部设有运输队，将报刊转送延安。
书报之中有情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载：“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
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延安《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有力地驳斥蒋介石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
毛泽东亲力倡导，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风气。延安市公安局详细调查延安的城乡接合部，写出《延安新市乡调查》，为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础前提，已经提高到哲学理论的层次。
情报分析，有应对个别事件作出的具体判断，也有把握战略趋势作出的基础研究，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分为应用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一样。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报分析整理工作。立规矩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1940年，毛泽东从延安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搞上层调查，调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级将领，每省数十人至数百人。
解放军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穿行于30万敌军之间，身边只有几百名警卫。可就在这么小的编制内，还增设了一个调查科。部队行军频繁，今晚住这个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个村庄。可每到一村，不管时间多紧，科长慕丰韵都要亲自作调查，弄清这个村庄的社会情况。
每临战略转变，先行调查研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要求各战略区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报告。打仗那么紧张，谁还有空写文章?林彪拖延不报，毛泽东连电催促，还表扬及时报告的邓小
平。毛泽东就此提醒全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儿，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
败。”
毛泽东坚持立下规矩，把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干部的一项基本功。
解放战争胜利，准备接管城市，各地都轮训干部，学习资料就是调研报告。华东局准备的上海社情资料，竟然有数千万字之多。由于有了这么周到的情报准备，土包子干部进城，眼不花，头不晕。
情报工作也是科学，毛泽东致力于情报工作的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中央的情报机构命名为“调查部”。须注意，这名称同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
情报局都不同，这体现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当年延安的小小书报股，发展成为庞大的科研院所。作为浪漫的诗人，毛泽东有言：“未见未闻的，连梦也
不会做。”浪漫的想象同科学的调研，两种思维方式可以融于一体。
多年养成习惯，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生活方式。病情严重得说不出话，毛泽东还用手势示意：要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的参考资料。摘自党史博览
(责任编辑：朱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