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會限制生育這麼久？
《華爾街日報》－近日，《新京報》在報道山西翼城縣二胎試點28年後生育率不升反降時，用的似乎是一種如釋重負的語調，而這也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心態。其背後的原因是，中國經過幾十年一面倒的計劃生育宣傳，人口太多成為全民共識，減少人口利國利民成為公理。但實際上，所有支持這種觀點的理由都似是而非，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我們不妨列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將何去何從？
中國廢除獨生子女政策的壓力增大
放開計劃生育不能城鄉有別
我們為何要呼吁停止計劃生育政策？
計劃生育和自殘的女人
國慶黃金周期間，九寨溝等眾多景區遊客數量暴漲，遠
超接待能力，於是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口太多了。但這實際上完全是因為假期安排不合理，導致黃金周旅客的流量大幅超過平時的水平，與人口總量並無關係。
如果一個景區的客流量極不平衡，那麼高峰期必然出現嚴重的擁擠，因為景區沒有意願和財力，僅僅為了幾天的高峰，去擴充接待能力。反之，如果一個景區每天都
像黃金周生意那麼好，自然會去增添設施，甚至開發新的景點來分流遊客。
在中國西南有不少可媲美九寨溝的自然景觀，只要有穩定的客源，就有意願去進行開發並建設配套的機場、道路、酒店等。幾十年前，中國人相對貧窮，九寨溝根本不是旅遊景點，附近更無機場、道路和酒店。九寨溝成為旅遊景點是典型的「需求促進供給」的現象。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已經開發太多了，應該給大自然留下一點清靜。這其實完全是觀察偏差所導致的想當然。別說中國西部存在無數的人煙罕至的美景，就是東部的江西、福建、安徽，甚至浙江和山東都有大量的自然景色優美的景區為平時遊客太少而發愁。筆者之一在國慶期間乘高鐵從北京去杭州，同座的一個北京退休老人看著窗外的景色就一路納悶，怎麼到處都看不到人？中國13億人都到哪裡去了？城市裡到處是人，怎麼一路過來鄉村幾乎就看不到人，京滬高鐵經過的難道不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東部嗎？
其實，中國人多的地方是城市，而非鄉村。
而城市的擁擠只是人們為獲得人口集聚所帶來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好處所付出的代價。中國有無數村莊甚至小城鎮都不擁擠，而且人越來越少。經濟發達的國家通常更
有意願和條件改善居住和交通條件，讓城市擁擠度較低也能達到效率的提高。因此，城市的擁擠度與全國人口總量關系不大，而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更大。貧窮的國
家，哪怕地廣人稀，其大城市也很擁擠。可比的數據顯示，中國大城市的擁擠程度在全球只處於中等水平，比發達國家大城市高，但卻相當於甚至低於巴西和阿根廷
的大城市，儘管這些國家地廣人稀。
因此，中國人口眾多不僅不是旅遊景點和大城市擁擠的原因，反而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也許有人說類似九寨溝的景區可能會有很多個，但是故宮只有一個，而中國人都要去故宮。所以，中國人越多，故宮越擠。但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歷史上中國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才建造了故宮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否則故宮就可能只有韓國的皇宮那麼大，會更擠，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實際上，所有支持認為中國人口太多，減少人口利國利民的理由都是像上面的例子一樣，乍聽似乎很有道理，但深入分析之下則完全不成立。即便個別理由在短期內有一點道理，但從長期來看也是錯誤的（可參考本文作者的其他專欄文章）。
既然如此，為何中國會持續限制生育這麼久？這背後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個種理由雖然長期和宏觀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觀上卻與直觀相符。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發現自己各方面都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人均意義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業困難，因此很容易就把這些問題部分歸咎於人口太多。而1970年
代的能源危機之後，人口過剩的思潮一度風行全球，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組織更是通過各種方式誘導和鼓勵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這一裡一外的思潮自然讓嚴厲控制
人口的思想在中國找到土壤。這種思想不僅影響到決策層，也影響到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理工背景的學者，心懷強國之夢，滿腔熱情地投入到與人口政
策相關的研究當中。
其次，人口自身的變化規律是一個比較數學化的問題，一般人難以把握。改革開放之初對科學的崇尚蔚然成風，某些理工背景的學者運用數學模型和計算機對人口變量的內在關系進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一新。但模型自身的嚴謹並不等同於其假設的合理和推斷的正確。仔細閱讀當年的重要文章就發現，這些模型的假設之離譜，推斷之草率令人難以置信。比如，設定基於動物蛋白攝入量和技術裝備程度的人為目標，再限定各種條件的增長速度上限，由此來推導出中國在未來多少年內的
所謂適度人口是六到八億，這種決定人口政策宏觀目標的論証，毫無任何學術嚴謹性和現實意義，其基本假設也早就被証明是完全錯誤的。更重要的是，決定人口政
策方向的應該是人口的規模和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到底如何非常複雜，其結論的不確定性遠超過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不是一些未受過嚴格的社會科
學訓練，也沒有經過長時間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學者能把握的。然而，這些學者在本領域的成就、和他們使用方法的數學化和計算機化卻給他們極端的結論罩上了
一層科學的光環。
第三，人口政策的後果有著至少幾十年的滯後性，嚴厲生育限制的幾十年恰恰又是中國經濟因為改革開放而蒸蒸日上的時期，所以人們很自然會把經濟上的成就部分歸功於生育限制政策，雖然其貢獻現在從規範性的實証研究來看微不足道，而且這種貢獻的前提還是1960至1980年代出生了大量人口。實際上，對政策效果進行客觀的評判需要非常規范的學術研究，但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這可能有多種原因。一是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在客觀上壓縮了不同觀點的討論空間；二是學術界內部缺乏有效機制讓不同的獨立研究成為決策的科學依據；三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相對落後，尤其在早期缺乏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能力。
第五，數十年來，中國計劃生育宣傳無所不在，早年各種標語遍及城鄉，甚至初中的思想品德、地理、歷史、生物課本都有宣揚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的內容。這種強勢宣傳後果是，當代中國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比都是最為偏執的人口觀念。中國是個內部
同質性極強的國家，一種觀念一旦形成都會具有巨大的慣性，因為當周圍人都那麼相信時，很少人會懷疑它的合理性。而且，在龐大而歷史悠久的中國，人們對國家
層面的決策存在著天然的信任。在人口問題的討論中，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中國有那麼多的研究機構，對基本國策的研究肯定非常透徹，怎麼可能會犯錯誤？我們
在深入研究人口問題之初一度有過這種想法，直到仔細閱讀了政策實施之前幾乎所有重要文獻後才認識到自己當初的想法只是沒有根據的想當然。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為組織規模越大，內部的信息傳遞和反饋機制面臨的挑戰越大。當每個人都對某件事深信不疑時，最終這件事情可能恰恰毫無道理，因為絕大部分相信的理由不過是別人也相信。
第六,在中國很多人覺得制定人口政策是人口學家和計生部門的職責，但這是一個誤區。嚴格來說，
人口學研究的是人口自身和其他變量對人口的影響。但人口政策所關心的卻是相反的問題，即人口對經濟、社會、國防、環境、文明興衰的影響，這些問題不是人口
學，而是經濟學、社會學、國防戰略、環境科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人口預測關心的變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學問題；但研究人口規模和結構對經濟發展的
影響所關心的變量是經濟發展，因而是宏觀經濟學的問題，人口在這裡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並不是人口學應該或有能力回答的問題。但在中國，
某些人口學家卻被賦予為人口政策決策方向提供建議的職責，這完全超出他們的知識和專業范圍。計生部門是執行人口政策的職能部門，其利益直接受到人口政策的
影響，在核心人口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本應回避，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是中國人口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這種角色混亂很容易導致部門利益凌駕與國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悲
劇。
最後，盡管支持嚴厲生育限制的理由沒有一個站得住腳，但當一件事情錯得過於離譜時，人們反而更難相信它是錯的。這是因為承認它的錯誤需要承擔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價。對於生育限制政策來說，無論倡導者，制定者還是執行者，幾乎都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先，真心相信這個政策會成就一個富強的中國。該政策執行的背後是全民族的巨大犧牲，因此人們情感上更難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價最終換來的恰恰是一個不斷衰微的中國。嚴厲化生育限制政策已經實施30多
年了，很多人早已淡忘這個政策最初是如何論証的，更不知道其論証所依據的研究多麼粗糙和荒誕。繼續生育限制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現在停止，那麼
前面的努力就前功盡棄了。換言之，嚴厲化生育限制本身的錯誤已經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慣性，這種慣性在不斷地維持強化其本身的存在。
近期單獨放開二胎成為媒體的熱點，也成為社會的共識和期望。但這種改變不過是一種限制政策的弱化，不僅增加執行成本，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更會發出中國需要繼續限制生育這樣一種完全錯誤的信號。如同翼城試點結果所顯示的，不要說單獨放開，就是放開二胎都遠遠不夠。有限的放開只是人們對「城市一胎和農村一至二胎」政策一種心理上的折中，並無科學根據。在中國，特別在城市，人們已經把一胎或兩胎當成正常，遠未認識到這已經距離人類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狀態有多麼遙遠。
中華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龐大的人口基數是祖先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也是維持中華文明相對獨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根基。但是，短短幾十年內這個根基就被可能被摧毀。盡管人口多並不必然就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上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沒落。
撰稿﹕華爾街日報黃文政 / 樑建章
（本文作者黃文政系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現任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與董事總經理。樑建章系攜程旅行網創始人之一， 2011年，他獲得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還兼職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研究教授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文中所述僅代表他們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