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日本戰犯為何比國軍戰俘早20年獲釋？
49年戰敗被俘後拒絕認罪，抵制中共洗腦，華中軍政副長官、白崇禧桂系第三兵團司令官張淦中將（中）「被病死」；蔣介石中央軍第12兵團司令官黃維中將（左）被關押27年，於71歲才被釋放。（網絡截圖）
【大紀元2013年11月05日訊】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為了擺脫困境，「改善對日關係」，不但對被關押的日本戰犯極盡優待寬大，對絕大多數日軍戰犯「免予起訴」，使他們比抗日國軍戰俘提早20多年釋放歸國，引起國內民眾和國軍戰俘的強烈不滿和憤怒。
1948年 毛澤東污蔑蔣介石、白崇禧等人為「頭等戰犯」
1948年12月27日，毛澤東通過新華社向全國廣播，宣稱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為國民黨「頭等戰爭罪犯」的前六名，這份名單包括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齡、孫科、戴季陶、閻錫山等43人，中共污蔑他們「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
1949年中共竊國後，把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跟日軍戰犯分別關押在北京、撫順、濟南、西安、重慶和內蒙古的6個「戰犯管理所」。
為擺脫外交困局 周恩來力促盡早釋放日軍戰犯
據日前大陸歷史文章披露，1950年，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攻打聯合國軍，扶持金日成獨裁政權，導致西方封鎖孤立中共。為擺脫在國際上的外交困境，周恩來提出要對日軍戰犯實行「寬大處理」，力促盡早釋放日軍戰犯，以「改善中日關係」。
在抗戰期間假抗日真賣國的中共，在1955年聲稱對被關押的日軍戰犯「進行起訴的證據不足」，決定「日軍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結果，中共只對1000多名日軍戰犯中的45人進行起訴，對其餘人皆「免予起訴，即行釋放」。周恩來決定把他們分成三批釋放回國。截止1964年3月，日本戰犯44人，除了1人死亡之外，全都歸國，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滿前被釋放的。
中共討好日本的奴顏媚骨和賣國行徑，當即引起國內民眾和幹部們的強烈不滿，據當時「撫順戰犯管理所」職員金源回憶說：「不僅一般幹部，領導幹部也爆發不滿，強烈要求黨中央變更政策。」而周恩來卻動用「黨中央的決定必須無條件執行」的組織紀律壓制黨員幹部和民眾的強烈不滿。
日軍戰犯獲優待 國軍戰俘被強制勞動改造
日軍戰犯說，中共對他們非常優待。（網絡圖片）
據有關資料，中共對被關押的日軍戰犯給以高規格的優待，他們最低的待遇是每天四角多錢的伙食費，這在當時可以買一斤豬肉和一斤優質大米，這個標準遠遠超過七十年代解放軍戰士每天0.42元的標準。日軍戰犯不僅吃得好，並且玩得也好，有體育場、有俱樂部、閱覽室、露天舞臺、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潔而寬敞。戰犯們一日三餐全是細糧，而當時所有管教人員吃的往往都是黑窩窩頭。
這些日軍戰犯中，有在中國到處建立無人區的日軍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有製造多次血腥慘案的日軍59師團中將團長籐田茂，有參與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旅團長（後任日軍14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看管日軍戰犯的戰士居然在這裏認出了強姦他親姐姐並殺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劊子手，他憤怒地從廚房裏拎出一把菜刀追那個日軍戰犯，而其他中共管教幹部硬是攔住這位戰士，把菜刀奪了下來。在場的戰士們無不憋屈得流淚。
對於抗日國軍戰俘，中共就嚴加監管和歧視對待，強制他們洗腦和勞動改造。他們的伙食也遠比日軍戰犯差。例如，國民黨中央常委、復興社創始人之一、襄樊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康澤就因為伙食差，竟然不顧自己身份，在大食堂當眾拿湯勺多撈分佈在面片周圍的肉末，遭到黃維等在場國軍將領的鄙視和斥責，也讓在場中共監管人員譏笑。
黃維怒罵共產黨：「我們再有罪也沒日本人罪大，憑什麼日本人可以待著，我們就要勞動。」
周恩來：杜聿明等人加以利用為好
1955年，總共有926位國民黨高級人員被中共定為「戰犯」，其中軍隊系統736名（中將72名，少將388名，校級軍官276名），政府系統46名，國民黨黨務系統27名，特務系統117名。他們
國軍名將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張靈甫的頂頭上司）曾是蔣介石中央軍王牌軍的軍長，抗日功勳卓著而獲得過最受推崇的青天白日勳章。
1948年，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宋希濂在開赴徐蚌（淮海）戰場前，在武漢對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上將發誓說：「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難，萬死不辭！」
可是，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這些昔日的抗日英雄卻无法抗拒中共的威逼利誘和洗腦，變成「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對中共歌功頌德。周恩來發出指示說：「對於康澤、杜聿明、王耀武等內戰罪犯，把他們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為好……」
1978年，杜聿明在武漢會見袍澤故舊。左至右：宋希濂、侯鏡如、蕭作霖、彭傑如、杜聿明、朱鼎卿、韓浚。（網絡圖片）
為了對台灣統戰， 1959年12月4日，中共宣佈特赦國民黨第一批「戰犯」名單，最先向中共屈服並為其歌功頌德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楊伯濤、邱行湘等10人最早被釋放。
用易經明辨正邪 北伐抗日英雄張淦「被病死」
在功德林「煉獄」，也有抵制中共洗腦，拒絕認罪和背叛三民主義信仰的硬骨頭，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桂系第三兵團司令官張淦就是一例。這位自1926年北伐開始，「打了28年仗，當了18年中將」的鋼7軍前任軍長，既是儒將，又是悍將，他和小諸葛白崇禧都是保定軍校校長、著名軍事教育家蔣百里的得意門生。
張淦文武雙全，精通周易和風水，有「活濟公」的美譽，作戰時羅盤隨身帶，喜好卜卦看風水，被白崇禧笑贈「羅盤將軍」的綽號。1938年，張淦提前準確預測出日軍將進攻津浦線上的台兒莊，並呈請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早作準備。
1949年8月，陳明仁、程潛、唐生智在湖南率領數萬國軍叛變投共後，白崇禧策劃部署青樹坪戰役，大敗林彪共軍，並痛殲其「虎賁師」。此役的前線指揮官是張淦，他提前卜卦，準確預測出林彪共軍進入青樹坪地區必將慘敗，並布下奇門陣，大敗號稱中共「巴頓將軍」的鍾偉第49軍。
深諳中華傳統文化的張淦，49年底在廣西戰敗被俘後，拒絕寫認罪檢討書，埋頭研究周易和風水，用中華傳統文化明辨中共的邪惡，不屑和抵制共產黨的強制洗腦和思想改造。在政治學習和批判會上，他不是一言不發，就是冷笑對之，經常譏諷那些投機鑽營的牆頭草。
有一次，在批判檢討會上，張淦引用易經判定中共的邪惡，並批判其鬥爭哲學：「炎黃子孫歷來以謙讓為德行，唯有階級鬥爭論者數典忘祖，變謙讓為對抗，為禍一國之根本。」
中共監管人員譏笑張淦敬天信神，熱愛鑽研易經是「封建迷信」，並質問他既然善卜為何還會被俘時，「張羅盤」氣定神閒，答曰：「這是天意，非人力可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況我輩哉！」
「文王善卜被囚」 一事，指西伯侯姬昌（周文王）被商紂王拘留在羑里（即宋朝時的湯陰，武穆王岳飛的出生地）時，依據後天洛書四十五占推演出周易和後天八卦。周文王姬昌應了鳳鳴岐山的天兆，應劫出治，開創了「禮樂文章八百秋」的周朝，同時為後世留下了後天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卦辭。
1959年，「打了28年仗」的北伐抗日英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張淦就不明不白地「被病死」在監獄。
抵制中共思想改造27年 黃維最後一批被釋放
1948年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白崇禧於第一時間自武漢派遣黃維兵團12萬人支援，黃兵團半路就被共軍包圍，司令官黃維(最前方坐者)戰敗被俘。（大紀元台灣記者吳涔溪翻攝）
功德林的另外一條硬漢是被某些人譏笑為「書獃子」的蔣介石王牌18軍前軍長黃維，胡璉的頂頭上司。
從被俘起的第一天開始，兵團司令官黃維對中共不合作、不配合。當被問到在淮海戰場為什麼不投降，黃維把桌子一拍，大吼起來：「有戰死的烈士，沒有苟活的將軍，我為什麼投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我要戰鬥到一兵一卒……」
有同期戰俘回憶說，在「戰犯管理所」，黃維走路始終挺著腰桿，將軍風範絲毫不失。他還留起了鬍子，自稱「在國民黨時期留的鬍子不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剃掉」。在隨身的本子上寫下了于謙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氣歌》自勉。
黃維抵制中共的洗腦和思想改造，拒絕認罪。1952年的一次政治學習中，有人宣讀中共污蔑詆毀蔣介石政府的政治宣傳說：「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國所有的銀行，將全國人民的財產盤剝到自己手裡時」，黃維反駁說：「現在全國只有一家中國人民銀行，又受到共產黨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可以說現在全國人民的財產都到毛澤東一家的手裡了？」
國民黨徐州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寫下萬餘字的讀書筆記，並且要求把自己的讀後感寄給蔣介石，而黃維卻拒絕寫任何悔過書，他不批判蔣介石，說自己「無罪可悔」，唯一慚愧的是十幾萬大軍在自己的領導下潰敗。
黃維在中共眼裡是「拒絕改造」的典型，被關押了27年。1975年3月， 71歲高齡的黃維跟其他293人作為最後一批 「國民黨戰犯」被中共特赦。
此時，誰也不知道黃維內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麼。
（責任編輯：李明）
黄维晚年最讨厌见到的两个人是谁：都是地下党
2011年11月12日 08:57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周海滨
核心提示：晚年的黄维最不愿意见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郭汝瑰，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党员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顿时乱了黄维的阵脚。为配合其突围，黄维让其调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常委。
晚年的黄维最不愿意见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郭汝瑰，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
他受命设计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当作战方案送到毛泽东面前
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拿到。他诱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
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
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党员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顿时乱了黄维的阵脚。为配合其突围，黄维让其调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
“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黄维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他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他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这并不意味着黄维是陈诚土木系的人他才会为其争辩。比如曾有回忆说，在改造期间他对所在学习小组组长、同是土木系的邱行湘就没有好感，认为这个过去 的陈诚侍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而邱行湘也不甘示弱揭发：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后题字落款时错写成了“培我弟惠 存”。黄维就此改称培我，“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这让黄维十分恼火，“后来有人批判爸爸说，黄维和蒋介石称兄道弟， 让人听起来哭笑不得”。那是在淞沪抗战后，黄维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1938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在赴江西途中受蒋介石召见。蒋介石送他一张自己 的照片留念，并将黄维的字“悟我”改为“培我”。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 名中就不
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
采纳时，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
徐蚌会战。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黄维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黄维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 头交办的政治任务。黄维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 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黄维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 讨，我可登报声明。”黄维的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应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黄维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 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和文强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从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他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总是会千篇一律的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是在“两会”期间，并不是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