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美國的民主體制和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民主的實現，當然有很多原因。但其建國者們對國家基本大法全面考量各抒己見求同存異與自身的進退的態度，也是重要源頭之一。
建國之初，當務之急當然是形成一部國家憲法，可是，此事卻困難重重。原因首先是制定憲法的制憲會議一拖再拖。這次會議的時間原本定在１７８７年５月１４日，正式代表七十四人。但結果，實到只有五十五人，而且拖到５月２５日才達到法定人數，正式會議因此延期十一天。會議開始以後，因種種原因中途退場的又有十三人，堅持到底的只有四十二人；而這四十二人中，又有三人拒絕在憲法文本上簽字，羅德島則始終拒絕派代表參加。這樣，最後在憲法文本上簽字的，只有十二個邦的三十九名代表，包括他們的主席、弗吉尼亞代表喬治·華盛頓。再加上一個證人、會議秘書威廉·傑克遜，簽字的一共四十人，只不過比七十四人的半數稍多一點（55％）。憲法成形後， 交由各邦批準時又一拖再拖：特拉華、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三個邦最先通過，到１７８８年６月，批准聯邦憲法的邦已達到法定的九個，可是，弗吉尼亞和紐約卻，遲遲不肯批准。於是，有時一番討價還價說服教育，這樣，這兩個邦才勉強同意批准，美國憲法也才得以於１７８９年３月４日正式生效，這麼著，美國憲法才算真正過關。
當然，時間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為了自身利益，各州代表對憲法內容的取捨爭議。在美國這樣一個擁有十三個州的更快國度實行民主，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一試驗是行不通的。歷史記載中的民主制度是在古希臘，那是小國寡民：國之小，一城邦耳，民之寡，四五萬人耳，不超過今天一個大學社區。美國人以他們特有的莽撞接下了這一試驗，果然風險不斷。既是大國，就必須有中央政府，為了設立這樣一個聯邦政府，包括它的中央銀行、財政部，就算需要一個聯邦政府，它與地方自治——州權的關係怎麼處理？州權是制約聯邦權的必要配置，也是獨立戰爭之所以打響的動力之一。也因此，在1787年費城制憲幾乎吵翻了天。據《辯論——美國制憲會議紀錄》一書記載：會議過程中充滿唇槍舌劍和討價還價，所以這次會議便從１７８７年的５月２５日一直開到９月１７日，足足開了三四個月之久。最後，許多人最初的意見，都被別的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對於珍視自己思想的人而言，這種結局當然不能令人滿意。因此華盛頓認為，這部憲法能維持二十年，就算不錯了。在會上。三十五歲的賓夕法尼亞代表古文諾·莫里斯是發言次數最多的一個人，共發言一百七十三次；而同一個邦的代表詹姆斯·威爾遜則一百六十多次；弗吉尼亞代表詹姆斯·麥迪遜，一百五十多次。發言次數多，說明爭議大。譬如，在議會中各邦應佔的議席上，制憲會議上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有人主張實行兩院制，其中第一院（眾議院）議員由選民選出，第二院（參議院）議員由第一院議員選出，兩院席位都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而有人則堅持共和原則，主張實行一院制，席位按邦分配，每邦一票表決權。這背後的原因是：主張按比例的（主要是弗吉尼亞代表和賓夕法尼亞代表），代表大邦的利益。而主張講平等的（新澤西代表和特拉華代表），則代表小邦的利益。小邦代表堅持認為，大邦的意圖就是要吞噬小邦，因此他們揚言寧肯投靠外國，也決不亡於大邦。大邦代表也不讓步，甚至連劍與火、絞刑架之類的話都說出來了。幸虧這時康涅狄格代表奧立維·艾爾斯沃斯等人出來調停。他們代表中等邦，可以不偏不倚。在他們的斡旋之下，制憲會議於７月１６日達成妥協：眾議院實行國內法原則，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照顧大邦；參議院實行國際法原則，不論大小，每邦一席（後改為兩席），照顧小邦，尤其是特拉華和羅德島。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古文諾·莫里斯在最後發言時說，他也有反對意見，但考慮到大多數人已決定贊同，自己也應該受此決心的約束。他強調指出，最大的問題還是：要有一個全國政府，那就只好簽字。而北卡羅來納代表威廉·布朗特也表示自己曾宣佈過自己不會簽字，也不願意以誓詞支持這個方案，但也不想使自己妨礙大家的意願，這就是：這個方案是制憲會議上各邦的一致行動。這其實也是古文諾·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想法。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制憲所以這麼艱難這麼多爭議恰恰體現了民主憲政的兩大特色：其一，是對憲法的高度重視。正因為視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一旦制定就必須嚴格遵守，所以各州代表才在制憲過程中錙銖必較無利不爭——這是涉及到自身利益、州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大法，焉能等閒視之?設若在一個根本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憲法根本就是一具文的國度，用得著這麼無微不至地爭論磋商乃至妥協麼？因為重要，所以鄭重。其次則是，這些代表們的討論、爭執乃至彼此攻訐，其實正是民主憲政的具體體現。民主的實質是甚麼？不就是在全面考量各方利益之後，做出能體現各方最大利益的正確決策麼？富蘭克林在６月３０日的會議上說，木匠做桌子的時候，如果木料的邊緣厚薄不勻，他就會兩邊各削去一點，讓連接的地方嚴絲合縫，桌子也就平穩了。現在，我們這艘船為大家所共有，難道不該由大家來共同決定冒險的規則嗎？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還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開國元勳對待權力的態度，也是美國這部法律得以產生的原因。建國之後，華盛頓這個時候戰功赫赫的華盛頓無疑是舉國上下最有威望的人，卻在1782年拒絕了一批具有君主主義思想的軍官要他稱國王的主張，他說“這個請求意味著可能使我國蒙受最大災難”。1787年制憲會議期間，他再次拒絕了約翰·狄金森鼓吹君主立憲政體的主張。他謝絕了這黃袍加身的提議後，他平靜地回到自己的莊園，過起獨立戰爭以前的生活。臨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親自解散了打贏這場獨立戰爭的軍隊，華盛頓說：“現在，我已經完成了（歷史）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當他確知國會沒有錢可以遣散他的將士時，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八年戎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將士們面前，告訴他們新生的美國真的沒有錢，大家就此回家做個好公民。這些將士們無條件地服從了他們崇敬的統帥的最後一個命令。既然開國元勳都可以在建國後，為還政於民將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全部交出來，那麼，各州還有甚麼理由為一己之私而使這部統一國家體現全民利益的憲法流產呢？有時侯，榜樣的力量的確是無窮的。
看了美國這段歷史，總也讓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中國現代史上這樣一頁：1945年，八年抗戰勝利，斯時的中國不僅名列五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空前提高；而且，大戰之後，人心思定，都希望和平建國，重振河山。當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只要有一點美國開國元勳的氣度風範，中國歷史當會有嶄新的一頁。也就是基於這種考慮，是年的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其中有雲：“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現譯傑弗遜）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然而，事實卻是國共雙方領袖都之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完全不屑於討論、爭執、協商妥協的民主之爭，結果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地展開內戰，血流成河，中華民族再遭浩劫，現代化進程因此中斷。
美國的民主是制度，但這種制度也得靠人去創立與遵循，華盛頓是這樣的人，那些參加美國制憲會議的代表也是這樣的人。
乾隆華盛頓同時移交權力 清朝為中國帶來甚麼？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紅版）2011年第2期，原題為“權力映射下的國運：乾隆禪位和華盛頓卸任”
一
1796年2月9日，86歲老邁高齡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寶”國璽，親授給匍匐在地的顒琰。顒琰畢恭畢敬地接過這一最高權力的象徵。從這一刻起，乾隆成為“太上皇”，38歲的顒琰正式成為新的皇帝。
乾隆在禪位詔書裡明確宣布：“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悉遵前旨行。”這是大清唯一的禪位儀式，也是中國數千年封建歷史上的最後一次禪讓。毋庸置疑，大清進入了嶄新的嘉慶時代。
而這一年，創下蓋世之功的華盛頓的兩屆總統任期也即將結束，人民苦苦挽留這位偉大的總統繼續競選連任，而華盛頓則堅決拒絕了這一請求。他說：“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在美國首任總統這個職位上，他如履薄冰，殫精竭慮。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走的是一條前無古人、充滿荊棘的道路，一旦失敗，就會成為人類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類追求自由的信心也將受到重創。因此儘管美國憲法並未對總統的連任做出限制，而且為美國獨立做出的巨大貢獻，足以讓他有充分的理由繼續留在這一權力寶座上，但他謝絕各方擁護和要求，他不願給初創民主制度的美國留下一個最高領導人貪戀權位的先例。他耐心地向民眾解釋：“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他用自己的行動，為美國開創了總統至今最多只能競選連任兩屆的定例。
華盛頓從紛擾的政治舞台上從容不迫地走下來，回歸平民。為了感謝他對美國的貢獻，家鄉的詹姆斯河運公司贈送給他價值五萬美元的股票，可他轉身把這筆股票捐給了列剋星敦一所財政困難的學校。
1797年3月15日，華盛頓回到了久別的家園，在他夢寐以求的那片土地，開始他告別政壇之後的新生活。從此在弗農山莊，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個在田野上騎馬漫步的閒散農場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過簡單的早餐後，便騎馬巡視整個莊園，並聽取管家的匯報，經常挽起袖子，與僕人、佃戶或奴隸共同勞動。
而在大清國最高權力寶座上的嘉慶皇帝，很快就發現事情越來越不對勁。
二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可乾隆在傳位諭令中含糊其辭地表示：“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禀承，不致錯失……” 雖然已經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乾隆仍然以“朕”自稱，頒旨仍稱“敕旨”，也沒有移居到“歸政”後專門用來養老的寧壽宮，而是仍然穩居養心殿。而嘉慶皇帝只能稱“嗣皇帝”，在皇子居所毓慶宮裡待著。或者在乾隆眼裡，已經老大不小的嘉慶還只不過是個沒有長大的孩子，難以讓人放心。所以，乾隆雖然已經歸政，卻並不打算真的放手不管歸隱林泉。這年初五舉行的千叟宴上，他吟詩道：“敬天勤政仍勗子，敢謂從茲即歇肩?”在外人眼裡，他也許有貪戀權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來，卻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
嘉慶這才明白，他除了接過一顆“皇帝之寶”的國璽，什麼也沒撈著，一應軍國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辭勞苦的“躬親指教”下戰戰兢兢地小心辦理
中國式政治的特色就在於圓融通達，乾隆深諳其中精髓，這才搞了個幕後遙控。嘉慶雖榮登大寶，卻如同一個提線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別人，正是已然歸政的太上皇。
三
儘管老邁的乾隆自我感覺良好，然而權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權力，“老人治國”帶來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動盪。
其時正值川陝白蓮教焚香 起兵，各地水深火熱，官逼民反，無業之民紛紛起義響應，勢遂大熾。當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自我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勞簿上時，大清王朝已經江河日下，國內潛伏著的各種危機，隨時可能爆發；而國際上，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日益昏聵的乾隆繼續“乾綱獨攬”，任憑寵臣和珅乘機舞弄權柄，專斷六部，禍國殃民。
就在乾隆以老邁之軀死死抓住權力不放時，華盛頓卻以堅定的意志又一次經受住了權欲的考驗。 1799年接近總 統選舉，聯邦黨人因黨內分歧和聲望日衰，有人又想請出華盛頓競選總統，他再次堅決拒絕。他在致喬納森•特朗布爾州長的信中說：“一旦我這樣做將是可恥的，因為儘管這是我國同胞的願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當選並任職，但另一個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卻會因此去職……如果我參加競選，我就會成為惡毒攻擊和無恥誹謗的靶子，不但會被加上搖擺不定的罪名，而且還會被誣為懷有野心，一遇時機便爆發出來。總之，我將被指責為昏聵無知的老糊塗。”
嘉慶四年正月初二，乾隆“聖躬不豫”，終於一病不起。嘉慶侍疾養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釋”，這裡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預示著他對權力的最後依戀，他似乎因未能舉行“九旬萬壽慶典”而遺憾。第二天，乾隆病情加劇，終於“駕崩”。
就在大清舉國為乾隆的逝世而披麻戴孝的同時，無數的美國人也在為他們失去偉人華盛頓而悲痛欲絕。1799年12月14日晚，華盛頓去世。儘管他一再叮囑死後葬禮不要過分，但所有的美國人，還是情不自禁地慟哭起來。
東西方這兩位巨人幾乎同時倒了下去，但他們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卻是如此天壤之別。一個聽從政治良知和國家民意的召喚，一個為權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民主與進步的意識上，乾隆與華盛頓相差何止萬里之遙。
四
有人曾說過，皇帝是中國古代最危險的一種職業，死亡率非常高，並且往往死於非命，慘死的機率非常大。中國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殺，佔皇帝總數的15%，而且大多數直系皇族的最後命運都非常慘。這些慘遭不測的皇帝中滿門抄斬的、斷子絕孫的、隱姓埋名的、淪落為奴的也不在少數。可見，“過把癮”的代價不算低廉。
可是千百年來，中華大地內憂外患，戰亂頻仍，疾掠飛馳的馬蹄踏碎了多少帝幟王旗？那數不盡的兵火紛亂、殺戮屠城，演不盡的機鋒權謀、宮廷血鬥，誰不是為了一襲龍袍加身、萬世江山獨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罷，都是有秦皇之威，而無堯舜之德。中國歷史上無數人弒父殺子、裝神弄鬼，都不過為了權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終結局，成為帝制特色，王朝規律，試問誰又曾逃脫過？即便那幾位禪讓退位的，還不是在帶血的劍鋒頂上了腰際，才一步三回頭地無奈下台，以保全身家性命？
“皇帝”的吸引力太大，即使“過把皇帝癮”就死也心甘情願。乾隆對皇權的貪戀並非個案，而是有著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皇權並非中國所首創，也不是中國所獨有。但世界歷史上恐怕很難再找出一個國家能夠把皇權精神發揮到如我們這樣登峰造極的程度，也很難再找到一個民族能夠像我們這樣對其有著侵入肌理的文化記憶。因此，不能簡單地視中國的皇權為一種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一種單一制度整體，而是包含規則、規範、信念以及組織等諸制度要素在內的，涵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統。皇權制度的法理基礎、組織結構、權力運行方式，都構成了中國文化傳統體系的核心。
中國皇權制度自“秦制”以後兩千多年的延續和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來說，都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在兩千年的時間裡，皇權制度有效維繫了中華文明的整合與成長。但我們也應當認識到，皇權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賴的是一套不同於現代制度的模式，使得中國走上了一條完全悖逆於現代世界進程的道路。因此，皇權從本質上而言全然是逆現代性的。這樣，當中華文明面對現代世界的逼近時，皇權就成為一種必須逾越的鴻溝。
如果對比近代西方的憲政體制就會發現，憲制國家的法理基礎是依據法律的權威來有效地約束國王、貴族、行政官員甚至教會的權威。“國王在萬人之上，但是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憲政要義。反觀中國的皇權制度，“權者，君之所獨制”。所謂的“法”不過是治國之器物、侍奉權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於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擁有的是毫無限制的權力。這種政治體制根本上是與西方法律文明和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完全背道而馳的。但絕對權力的誘惑是超乎想像的，它使得皇帝們對權力的迷戀一如對生命的留戀，也使得一個大國的治理不得不依賴於一個人的健康和心智。一旦心智失常，國家就滑向巨大災難之中。
乾隆的晚年，腐敗達到極點，任用和珅為宰相，建立了帝國系統的貪污機構。而遍地烽起長達九年的白蓮教起義，則使大清衰敗的統治難以為繼。
五
華盛頓是美國的獨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國人民並沒有把他供奉上權力的神壇。美國人敬仰華盛頓，卻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對權力始終保持著警惕。他們信奉的是“人世間的一切權力都必須是有限的”，這是美國政治傳統中最核心的東西，對統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們必須給權力套上轡頭。
1787年，決定美國未來長治久安的制憲會議在費城召開。代表們一致認為，防止將來在美國出現專制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為重要。最終經過唇槍舌劍的激烈討論，通過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以憲法的形式將總統的選舉、任期確定下來。在民主政體中，沒有誰可以高高在上，被頂禮膜拜。
文化土壤決定文化傳統。如果單純把一種制度的創建歸功於一個人的道德自覺，未免主觀武斷。華盛頓是無愧于偉人稱號的，但他的偉大是建築在一種優質文化和先進制度的基礎之上的。
美國是在英國的憲政思想影響下建立的，其憲政文化是伴隨歷史的發展長期衍生而成的。遼闊的北美大陸處女地，英國的殖民統治鞭長莫及，使這裡既沒有西方式的封建傳統，也沒有東方式的專制傳統，北美人民敢於開拓，崇尚平等，富有自治和民主意識，為美國共和制度的確立形成了得天獨厚的社會歷史土壤。他們竭盡心智地採用了種種預防的措施，進行“分權和制衡”，為總統權力的行使設置了障礙。優秀的精神品質和傑出的經驗才能，使制憲代表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精心地設計出一個嶄新的聯邦國家：國家的權力既彼此分立，又相互制約；既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防止了專制集權；既保持了中央的權威，也使地方具有更大的自治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權力不是華盛頓和美國的一批開國領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奮鬥的目標不是爭取個人富貴尊嚴，而是要建成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在華盛頓們看來，為了把持最高權力而處心積慮是可恥下流的。在他62歲生日時，國會部分議員建議休會半小時去給他祝壽，《國民公報》嚴厲指責這種做法是“臣民對君主的一種效忠儀式—是要樹立一種有害於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在如此“嚴厲”的執政環境和現實政治背景下，華盛頓能選擇獨裁嗎？
而當中國面對現代世界百餘年後，我們能否說中國民眾已經徹底擺脫那頭怪獸的陰影了？我們是否仍能從骨髓深處感受到皇權帶來的那種恐懼和慾望呢？我們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否還是皇權制度下的那種國民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