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香港以前的一位行政長官走出來，召集了一個基金會，為香港想出路什麼的。我記得，這位特首上台的時候，好像遇上了幾多百年一度的金融風暴，然後他 就不知道聽了什麼智囊説，要令香港轉型，要把香港轉型成知識型社會，就叫大家，「需要持續增值」，「多讀幾個學位」。
現在，我的友儕間，都讀了很多學位了。有一次吃飯，做某大市場調查公司做中層管理職的朋友Ｇ説：「幹！這檯朋友中，最低學歷的是我！」對，Ｇ的最終學歷， 「只不過」是中文大學的ＭＢＡ課程。在我那次的飯局中，算是低學歷廢青了。那天吃飯的朋友，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學士學位，兩個碩士學位。而其中一位通識老 師朋友，有六個碩士學位。最終學歷，是香港大學的一個關於佛學的碩士學位。
書，我們這些人，也許讀不少。學位越讀越多，但又如何？不過是讀書而已。
看看台灣的新聞，最近台灣的年輕人，都在問「讀博不讀博」。在民國105年的時候，全台灣的大專生，會減少二萬多人。基於學生基數減少，台灣政府就呼籲現 在正在讀博的博士生，或是在當教授的老師，要找出路。將來幾年，某些不受學生或老闆歡迎的大學也許會面臨倒閉。到時候，台灣過去十年吹吹擂擂的什麼知識型 社會轉型，一代人的時間就這樣白費了。
台灣的狀況，不用多説，大家都知道是奇怪的：跟我的學生差不多質素的電腦程式設計員，月薪就是六千元港幣左右，而且這已是台灣畢業生中，不錯的薪水。不少 大學畢業生，都只是在選舉大敗的政客們口中的「失敗者」，永遠的 22k （月入兩萬兩千新台幣的大學畢業生，即約五千五百元港幣左右），而被媒體、政客稱為「月光族」（每個月都花光所有薪水的族群）或是「啃老族」（大學畢業後 也沒有獨立、自住，找到工作後都回到娘家住，依靠父母的照料的族群）。只是，不論是台灣、香港或是世界各地的「已發展地域」，這套「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概 念，還是有效的「向上流動」方法嗎？現在，台灣當局就叫大學的博士生轉行，棄教從其他任何行業。台灣的教育部長吳思華昨接受台灣報章專訪時表示，這些「叫 教授轉行」的計劃，有一個很好聽的官式名字：「高級人力重新分配方桉」。這方桉包括：請「企業」成立研究中心，及後教育部轉介適合的教師轉職到研究中心， 協助企業研發。成立獎勵計劃，輔導教師創業。「輔導」教師轉進公營部門，比如文化部、交通部等任何需要專業的文史工作者、觀光産業規畫的人手。四是于「海 外辦學」，協助教師到海外授課研究。
可憐的，或可恨的是，數年前，台灣報章雜誌報導，有一個博士生，轉行賣炸雞扒，還給台灣首富郭台銘公開説這位雞扒博士生浪費政府資源。
社會生態的改變，令人不能再以「讀書」、「考試」向上流動，已成事實。日本東京大學的調查表示，在小泉純一郎時期推行「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後，東京 大學的新生的家庭收入，有上升趨勢。有非正式的調查指，不少東大新生的父母，年薪超過一千萬日元。原因，是因為寬裕教育把課程減少，而大學方面也不會把入 學試題目修改。結果，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學生」，沒有像《蠟筆小新》的風間同學一樣，頻上補習班，要上大學除了加倍的努力了吧？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不止于經濟效果上。即使上了大學，不少日本大學的博士生都有就職困難的問題。比方説，2007年代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一個叫「高學歷 Working poor」的社會現象。指日本的博士畢業生比大學教授的教職數量要多得太多。日本企業的文化，都不認為新入社員需要「讀太多書」，不少企業還明文訂明，大 學畢業生要加入他們的公司，年齡就不得超過二十四歲。不少博士生畢業後，也已進入三十代。由於沒有辦法投入普通的職場，導致他們只可以去教大學。但大學教 授的職位，大學生的數目也沒有增加。為數不多，但也有一定數量的博士生只可以成為「非常勤教授」（即是 part time lecturer）。這些非常勤教師，月薪大概只有十七萬日元，加上要為課程收集資料、買書等準備，結果有不少高學歷的 working poor十年來都只是住在學生時代住的單位，月租四萬日元，沒有浴室的學生單位。也有一些博士生在暑假沒有課可教的時候，要到便利店及影音店做打工男幫補 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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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