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小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解 題
金庸小說以獨立特行的人物，玄妙莫測的武功和曲折離奇的故事征服了無數讀者，同時還展示了一個個諔詭幻怪的世界。金庸的熱心讀者都知道「黑白兩道」的說法。在金庸筆下，「黑白兩道」或者正邪分明，善惡對立，或者正邪不分，善惡互見，構成了一個個雲詭波 譎，變幻莫測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是他「成人童話」中形形色色人物活動的背景，而且或出於掌故舊典，或出於向壁虛構，本身就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考慮到金 庸先生的「顯性身份」是著名報人和時事評論家，他構築的種種小說世界自然不無隱喻，但「索隱」一道非本文旨趣所在，故不論。
其實「黑白兩道」不過是一種籠統之說，與現代社會中令司法當局頭痛的「黑社會」、「黑手黨」雖不能說了無關聯，但畢竟有本質區別。這是因為 一，金庸小說虛構的「黑白兩道」，主要指江湖門派「正邪」之分，而非司法制度和與之衝突者之別。比如《笑傲江湖》中「白道」指「五岳派」，「黑道」則指 「日月神教」。而《鹿鼎記》韋小寶統帶之驍騎營卻從未被視作「白道」或「正派」；二，金庸小說都是古代題材，或者說是可能發生在傳統社會架構中的故事，絕 非討論現代司法制度及其「掃黑」問題。
傳統中國社會尤其是宋元以後，一向具有兩重性質，一重是以君權為中心，「禮」、「法」為構架，國家機器為主幹形成的顯性社會，即正統社會； 另一重則或以信仰為皈依，或以團體利益為紐帶，「信」、「義」為構架，宗教或秘密社團組織為骨幹形成的隱性社會，即江湖秘密社會。這個社會的不同組織擁有 自己的價值體系、語言體系（包括隱語、切口、手訣）、集會儀規、聯絡方式和管理系統，如天地會的切口「海底」，金庸就在《鹿鼎記》中有過詳盡描述。兩重社 會雖然不時發生矛盾衝突，但常態則是互相包容，兩不相干。
本文論述就是基於這種認識展開的。
一、小說選材與隱性社會
話說《史記‧游俠列傳序》開首，即引韓非語云︰「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可知儒生和俠士在先秦社會中，都處於社會的反對派行列。金庸 評論這句話時，以為「正統是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 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淮南子‧泰族篇》曾載先秦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 死不還踵。」他們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法理，《呂氏春秋‧志秋篇》記述秦惠王欲赦殺人者，其父墨者鉅子腹𣿅拒絕赦免，說「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𣿅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以此觀之，「墨者」應該是最早的隱性俠義組織。 但是自西漢選擇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後，儒法合一，儒生進入了主流，建立起正統社會，而俠士依然沉淪下層。
太史公曾感慨地說︰「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總結他之謂「俠」的特點有四︰一，修令譽。「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 賢」；二，重然諾。「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若必誠，不愛其驅，赴士之厄困」；三，抗強暴，憫 貧弱。「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四，行高潔。「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既已寸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就特別強調了人格獨立和私德砥礪的重要意義。有人曾以「俠」為「文化離軌者」，竊以為未必確當。以司 馬遷的慨嘆而論，「俠文化」應當與「儒文化」互補，才能趨於理想境界。
概括言之，唐宋之際，中國社會形態有了明顯變化。『安史』亂後門閥制度解體，中晚唐藩鎮割據，則以多收『義子』籠絡部眾，如『十三太保』之 屬，相沿成習，而《春秋》之『義』因而演化為『私誼』，而別析以『忠』。社會兩重性質出現新的分化，隱性社會得以建立。太史公所謂「匹夫」、「閭里」和 「鄉曲」之俠，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其中宋元人說話中的趙匡胤《飛龍傳》和梁山泊聚義《水滸傳》，尤能顯示當時豪俠於隱顯社會中之種種情態和轉化過 程。明清之際秘密會黨及幫會大行於世，正如方以智《曼語草‧任論》所曰︰「上失其道，無以厲民，故游俠之徒以任得民」，「蓋任俠之教衰，而後游俠之勢 行。」特別是知識階層由秘密結社轉向江湖隱性社會，使其面貌為之一變，傳說顧炎武曾參與創立、完善秘密組織，雖未得到確證，但足資想像。
曾有好事者羅列過金庸小說題材的歷史年代，其中《天龍八部》取材於北宋，「射雕三部曲」為南宋，《倚天屠龍記》為元末、《俠客行》、《笑傲 江湖》為明代，《碧血劍》為明末清初，《鹿鼎記》為康熙朝，《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為乾隆朝，《鴛鴦刀》、為清代，《連城訣》為清 末。正與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趨勢一致，或者說是把握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所述雖多「查無實據」，但畢竟「事出有因」。至於他對先秦至唐末「匹夫」、「閭 里」和「鄉曲」之俠的愛重，除《越女劍》外，則以《三十三劍客圖》補足之。這些當然不是金庸小說的重心，故不論。
本世紀初，革命黨人藉海外為基地開始反滿時，也開始了對秘密會黨的注意。孫中心先生不但身入洪門，並在《建國方略‧有志竟成》中提出：「洪 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 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後起者， 可藉為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立本意也。」
正是這個內憂外患的特定時期，引發了學者對明清之際中國社會變遷的特殊興趣，日人平山周著《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之秘密結社》（作者署 「古研氏」）首開其端，而後有陶成章《教會源流考》、馮自由《革命逸史》、連橫《臺灣通史》、蕭一山先生《天地會起源考》等著作。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學者 的探討，其中包括一批極富情趣的題目，如孟心史《海寧陳家》、《袁督師後裔考序》、《董小宛考》、《香妃考實》、《太后下嫁考實》、《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 殊典禮》、《世祖出家事考實》等等，深入清宮內闈秘聞的文章。而明史研究方面稍後亦出現吳蕌《明教與大明帝國》上溯至元末的著述，拓展了研究隱性社會的範 圍。這些討論涉及的問題，都或多或少地納入金庸小說的素材之中。
隱秘社會的話題，首先刺激了今稱「舊武俠小說派」的勃興，如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王度廬、宮白羽、趙煥亭等。又葉洪生曾批校《近代中國武 俠小說名著大系》，在《論革命與武俠創作》一文中還提及葉楚傖《古戎寒笳記》、蘇曼殊《焚劍記》等數十種作品。甚至新文學先行者魯迅亦寫過《非攻》、《鑄 劍》、《奔月》諸篇。舊瓶新酒，正為此也。「新派武俠」亦承襲了這個傳統，如梁羽生的三十五部武俠小說中，也刻意構築以時代社會變易為背景的「江湖」隱秘 社會。而香港以晚清黃飛鴻為主角的武俠影視，變幻背景對象一拍再拍至百餘次，證明著觀眾興趣至今不衰。
金庸經歷實與近世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命運休戚與共，時代特點造成的明清史學術旨趣直接導 致了他的小說選材。金庸開手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就上承中山先生關於「洪門」創立之思想，描寫了「紅花會」這一隱性組織的抱負作為。接著寫成 的《碧血劍》又將時代上延，創造出以袁崇煥舊部「山宗」為代表的反清復明組織，然後逐漸延伸到宋、元，最後《鹿鼎記》又回到「天地會」這個隱秘社會的舊題 目上來，只是旨趣與初始大有不同，下文再表。
二、朝代變遷與顯隱互易
武俠小說上承「游俠列傳」宗旨，向以「傳奇」（奇人奇事）為皈依。要突出風雲際會，特立獨行，自必安排在「天崩地解」之社會大變革中，尤其 是民族政權易手的當口，才能充分凸現不同社會價值系統之激烈衝撞。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正 謂此也。
朝代陵替和民族衝突引起的社會動蕩，百姓受盡苦難，在這種關頭，顯性社會的「禮」「法」架構已全然失去作用，反倒是深入民心的「忠」「義」 觀念成為的旗幟，民間結社團結抗戰成為主流。據載金兵占領河東時，曾下令「今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頭髮，短巾，左衽。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 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付逐處。」宋欽宗《宋主與河北河東敕》諄諄勸降道︰「民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戀之意。」與金人頗有唱和之妙。 但是由齎送這道詔命的欽差聶昌《說諭河東士民》文告看，「昨者備坐聖旨，約知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諭問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 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輩齎敕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為？」顯然河東士民並不怕軟硬兼施的一套，相反卻反抗割讓，進行過堅決的抗金鬥爭， 猶若《神雕俠侶》描述郭靖、黃蓉由隱而顯，領袖群倫組織襄陽守城，抗擊元軍然。而《碧血劍》中，則敘袁崇煥餘部以明官軍之顯性身份，自結號為「山宗」的隱 秘組織，後來泰山大會上聯絡九省英豪，繼續抗清大業，則是由顯而隱的相反事例。
昔者莊子論劍，以江湖爭鬥，快意恩仇為「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鬥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而安定天下的「天子之劍」則應「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 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 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安邦守土之「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矣。」三種境界決定了武俠小說的精神內涵、價值取向和設定品位。
金庸小說泰半取材於鼎革之際，把握這個關目，正欲以民族存亡、文化絕續的大題目、大關節，來提調讀者的關懷，並闡釋他的「俠義」觀念。其中 《天龍八部》雖然寫北宋，但其時中原趙氏政權之外，尚有北部「分庭抗禮」之契丹政權、和偏安一隅的西夏李氏、大理段氏和吐蕃，彼此攻伐，動亂不寧，可視為 同樣背景。
金庸嘗言：
事實上，金庸小說在處理民族紛爭，政權易手的態度上凡有三變，謹略述之。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
第一時期是承襲清末民初的「革命排滿」觀念和有關史料，描述明清之際遺民俠士和隱性社會在「反清復明」口號下的不屈抗爭，推崇以「漢民族主義」為中心價值的正派隱性社會。代表作品為《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雪山飛狐》等。在《鴛鴦刀》的結束，還特地抖露「包袱」說：
也是認定清室不能行「仁政」。「滿清皇帝聽說這雙刀之中，有一個能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這果然不錯，可是他便知道了這秘密，有能依著行麼？各位請看！」眾人湊近看時，只見鴛刀的刀刃上刻著「仁者」，鴦刀上刻著「無敵」兩字。「仁者無敵」！這便是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
超越了「漢民族主義」，從多民族視角主張融合共處，為之一變。如史書曾載遼、宋邊將常以「打草穀為名，相互劫掠人丁財物，金庸借以作為《天龍八部》結撰蕭（喬）峰等一干人曲折恩怨的大關節。曾為中原「丐幫幫主」的契丹人蕭峰之言述︰
其義等同於墨者「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全書結末寫蕭峰不惜以死換取宋遼相安，成為人人嘆服的「大英雄」。他的觀念得到全書的另外兩 位中心人物，大理國主段譽和出身少林的西夏駙馬虛竹的極力推崇。而隨著蕭遠山、慕容博在少林掃地僧指點迷津後笑泯恩仇，吐蕃國師鳩摩智覺悟正果，「興復祖 業狂」鮮卑慕容復瘋癲，金庸也完成了他賦予作品的主旨。你可曾見過邊關之上、宋遼相互仇殺的慘狀？可曾見過宋人遼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遼之間好容易罷兵數十年，倘若刀兵再 起，契丹鐵騎侵入南朝，你可知將有多少宋人慘遭橫死？多少遼人死於非命？」「兵凶戰危，世間豈有必勝之事？大宋兵多財足，只須有一二名將，率兵奮戰，大 遼、吐蕃聯手，未必便能取勝。咱們打一個血流成河，屍骨如山，欲讓你慕容氏來乘機興復燕國，我對大遼盡忠報國，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為了一己的榮華富貴， 因而殺人取地、建功立業。」
其後金庸參悟中國文化演進之謎，破除了漢滿政權交替，「夷夏大防」之「知見障」，觀念再為之一變。
「中華」向來為一文化概念。孔穎達疏有「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按照「諸候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的觀念，滿族入關，改變了宋時女真政權焚毀文物圖籍，劫掠人口財物北去的方針，加速了「全盤漢化」的進程，其中之變，乃是順治二年多爾袞依山東人孫之 獬的建議，下達「薙髮令」嚴令漢族變易明代衣冠之後，讓江南士人溫習了「披髮左衽」、文化變亂的故典，引起了「天崩地解」的憂慮，造成明遺民猛烈反抗，激 起連韋小寶都念茲在茲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慘烈的大事件來。順治親政，尤其是康熙為彌合民族矛盾做了很多值得肯定的工作，包括對明遺民的安置和 尊重，輕徭薄賦，減輕戰亂地區負擔等，以致「清承明制」成為史家定評。
《鹿鼎記》是金庸「金盆洗手」之作，第一主角其實是康熙，主幹事件則是除鰲拜，平三藩， 收臺灣，尼布楚談判，也是史家以為功績的系列事件。金庸一反前期作品的觀念，著力塑造了康熙的「仁君」形象，並借他之口，表達了「宮裡的一切使用，一兩銀 子都是來自老百姓。百姓供養我錦衣玉食。我君臨萬民，就當盡心竭力，為百姓辦事。你食君之祿，當忠君之事。我食民之祿，就當忠民之事。古書上說：『四海困 窮，則天祿永終。』如果百姓窮困，那就是皇帝不好，上天震怒，我這皇帝也就做不成了。」在《鹿鼎記》後附的《康熙朝的機密奏摺》一文中，金庸並不掩飾他對 康熙的好感，認為「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他筆下的近世第一隱秘組織一一「天地會」因而呈現出複雜的形態，不 復「紅花會」之大義凜然。《鹿鼎記》與《碧血劍》人物故事時隱時現的接續，我猜亦有矯正前期偏頗之意。
當然，政權易幟、外族入主，會使顯性社會的中心價值觀念發生混亂或者崩解，引起紛亂， 這恰為作者創造隱性社會五花八門的幫派形象，開闢出巨大的空間。除刻意塑造的「名門正派」以外，金庸小說涉筆成趣，信手拈來，卻為讀者會心一笑，或者津津 樂道的江湖門派甚多，其中因內廷陰謀導致領導權轉移，新的機制又造成整個組織變質的「日月神教」、領導人變質而使組織衰微的「華山派」（以上見《笑傲江 湖》）、以拍馬屁唱頌歌為標志的「星宿派」（《天龍八部》）、以下作手段控製組織，樹立領袖絕對權威的「神龍教」（《鹿鼎記》），等等。這在金庸後期創作 中尤其突出，甚至具有某種「寓言」性質的警世意味，都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
三、三教九流與隱性社會
「三教九流」其實是古代對游民階層的統稱，諸如僧尼道姑，醫卜星相，倡優丐隸，商販盜賊，等等常言道︰「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從農本 社會的觀念出發，這些離土離鄉，游蹤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為業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張，所為可疑，坑蒙拐騙之輩。也是古代法制最難管理的一類。這類角色 恰合莊子「不如相忘於江湖」（《內篇‧大宗師》）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構成傳統中國社會豐富的人物譜系。從宋元說話人開始，他們諔詭幻怪的生活和生存 狀態，就是傳奇故事的基本題材。
首先說「三教」問題。釋道儒「三教」從北朝開始「論衡」，到宋代的「圓融」，走過了由衝突、磨合到會通的漫長路程。筆者曾有《三教論衡與唐代俗講》一文論析，此不贅言。但以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為隱性社會的重要基礎，卻須略加辨析。
有讀者曾對金庸的宗教觀念有過論爭。我以為出於對宗教的敬意，金庸小說中一向以少林、武當為武林以及隱秘社會「名門正派」之首，這是不爭的 事實。自禪門「叢林」制度化，並且影響到道觀和書院以後，釋道兩教儘管仍各有門派，但大體上形成了體系化、全國性的組織。少林地處中原，由於達摩曾經住 錫，故向為禪林名剎。近世武俠小說於禪叢中獨鍾少林，我以為不一定起自「十八棍僧救秦王」的唐代傳說，恐怕與天地會「西魯傳說」中的少林事跡關連更密。金 庸善以少林為諸小說綰合情節，提調線索，領袖群倫之樞紐，即使驟臨群雄圍攻，也自有隱居高僧化解孽障，如《天龍八部》之掃地僧然。而少林眾僧也儼然自成系 列，如于萬亭（俗家弟子，見《書劍恩仇錄》）、無色（《神雕俠侶》）、覺遠、空聞、圓音（《倚天屠龍記》）、玄慈、虛竹（《天龍八部》）、妙諦（《俠客 行》）、方證（《笑傲江湖》）、晦聰（《鹿鼎記》）等等。由於佛教有超越地域甚至國界的特點，所以金庸恆以吐蕃或西域之番僧胡僧，作為神秘的外來門派，如 靈智上人（《射雕英雄傳》）金輪法王（《神雕俠侶》）、鳩摩智（《天龍八部》）等，以收出人意表，莫測變幻之功效。
武當之張三豐武學傳說本多，明時已被目為為神仙者流，作者以之與少林分庭抗禮，自是情理中事。而《倚天屠龍記》主角張無忌出身即為武當。此 外，金庸還在「射雕」三部曲中著重介紹了全真教（見《射雕英雄傳》後附《關於「全真教」》一文）的崛起，恐怕是金庸以《長春真人西游記》有關丘處機遠赴西 域去見成吉思汗的事跡，與小說時代關合，引起的興趣所及。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也影響到日本、朝鮮和越南，但不知為何，金庸小說從未出現海外之道家高手 助戰。
倒是儒家向為顯性社會之中堅，何以並列「三教」，躋身隱性社會，尚需略論。
蓋有宋文化普及以來，失意官僚和落第舉子居常時既具「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之關懷，變亂中又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憂憤，平民意識、 遺民身份和結社風尚，使他們逐漸捲入隱秘社會的漩渦之中。《鹿鼎記》開首金庸回到明末清初重新以歷史為大構架，敘述起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莊廷鑨 「《明史》案」等掌故，後來又寫群雄大會推舉顧炎武為反清隱性社會之「總軍師」，就是出於這種認識。
儒者於武林的關涉，亦有可道者。大概是出於對王陽明事功有成，「內聖外王」的仰慕，據載︰
明朝中葉以後，科甲出身之人，頗有習武事者。《明史》所載，不一而足。如光州劉綸好擊劍，力挽六石弓，登嘉靖四年進士。宜黃譚綸，嘉靖 廿三年進士，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麻城梅之渙【煥】，萬歷三十二年進士，與材官角射，九發九中。嘉定孫元化，天啟舉人，善西洋 炮法，綿竹劉宇亮，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善擊劍。萊陽沈迅，崇禎四年進士，短小精悍，馬上舞百斤鐵錐。而熊廷弼、盧象升二人尤以善射多力稱。蓋彼時科場陋習 遂甚，究不致以小楷大卷桎梏其身。且從事學術之人亦究居少數，故得有餘閑鍛煉膂力也。清初尚存此風，如宋犖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世祖渡桑乾，水闊數丈， 犖躍馬以過，賜雕翎箭，見《碑傳集》。戴衢亨在阿濟格突圍場時，逸出一兔，即執之以獻。又于敏中於木蘭行帳中獲一鹿。均見乾隆《御制詩》。又康熙十八年學 士孫在豐扈從南苑，授御用弓矢使射麋，獲之。見康熙《御制詩》。蓋自嘉、道以後，士大夫之高者講求精微之漢學，卑者汨沒於庸濫之場屋文字，風氣始日趨柔靡 矣。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金庸小說雖也寫到了一批具有儒者風範，擅長琴棋書畫的人物，如「江南四友」（《笑傲江湖》）、以設計「珍瓏」教徒的「逍遙派」創始人無崖子（《天龍八部》）等，可惜風雅有餘，略嫌皮相，並未由此開掘。「三教」之武林風采，蓋有缺憾焉。
隱性社會與九流之關聯，比之三教要容易理解得多。其中乞丐是最典型的「游民」，金庸創造的「丐幫」在多部小說中出現過，其歷代幫主洪七公、 黃蓉、喬峰、游坦之等也成為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系列。史料中從無「丐幫」之名，但乞丐組織應該是始終存在的。我猜金庸多少從雨果《巴黎聖母院》的描述的 「乞丐王國」中得到過啟發。
九流人等流品不一，諸色騙術歷來為其特色之一。金庸描述冒稱「鐵掌水上飄」之老兒裘千丈的吹牛功夫（《射雕英雄傳》）頗有妙處。自《水滸 傳》以來，綽號便是強調人物特點的不二法門，也與江湖豪傑「揚名立萬兒」的初衷不遠。《鴛鴦刀》刻劃小蟊賊如「太岳四俠」相當傳神：「咱大哥是煙霞神龍逍 遙子，二哥是雙掌開碑常長風，三哥是流星趕月花劍影，區區在下是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腳水上飛、雙刺蓋七省蓋一鳴﹗」而「二位夫人悄悄一張，見 那人是個形容委瑣的瘦子，身旁還坐著三個古裡古怪的人物。」其作為卻也中規中矩，與「俠」的傳統定義不中不遠。結末網捕卓天雄，也算是全書「臨去秋波那一 轉」的關鍵。他們是金庸筆下最富於喜劇色彩的人物組群之一。
宮廷內闈是一個特殊範疇。宮廷應該是「正統社會」的集中體現，但內闈卻完全是一個充滿陰謀、鬥爭和殘殺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內闈無疑屬 於「隱性社會」的範疇。金庸在《鹿鼎記》中，著意把江湖隱性社會的焦點，通過韋小寶這個「憊賴家伙」，集中在大內宮闈之內。這裡同時出現了「天地會」（韋 小寶為其創始人陳近南之收關弟子和青木堂香主）、崇禎遺孤九難和李自成（《碧血劍》，韋小寶為九難「鐵劍門」之嫡傳弟子）、神龍教（仿佛《笑傲江湖》中的 「日月神教」，韋小寶為其白龍使）等等隱秘組織，與宮廷密謀，內闈爭風絞結一起，五光十色。同事樓肇明兄言，金庸以為宮廷與妓院同為社會最虛偽的地方，不 能不說是一個大膽的論點。此論極是。
牢獄從來是陽光不到之處。金庸描寫羈押囚禁之地甚多，但《笑傲江湖》囚任我行，《俠客行》羈白自在略有雷同。《連城訣》中描寫丁典、狄雲之 遭遇則較為獨特。而
金庸糾結全篇樞紐，或組織情節高潮，調動隱密社會各派一時並現的基本手法有三：曰「武林大會」和尋訪「武林秘笈」或「藏寶圖籍」。「武林爭 霸」（尋訪武林秘笈，亦為爭霸而起）之大事，如「華山論劍」（《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會（《倚天屠龍記》），「俠客島」邀請 （《俠客行》）等等，幾乎每部都有。其事本無可能，後期金庸小說創造出一些準宗教組織，來豐富小說背景，設置怪異人物和魔幻武功，如被稱為「魔教」、「邪 教」之「日月神教」、「神龍教」、「星宿派」等，為隱性社會中最隱密者。以其宗旨但奉現任教主，非關教化救渡，而殺人作孽，荼毒生靈以為樂，隱然有王霸天 下之志，因此每為「爭霸」行釁爭端，挑起武林大亂。惟有「明教」是一例外。按明教為歷史實有之宗教派別，其前身唐時由波斯傳入，但自北宋方臘即被視為「食 菜魔教」，以後一直受到壓制。金庸以其異域風情、神秘傳說、美麗人物，加諸小說鋪敘描寫之中，時有唐人韻味。小說寫明教抗元成就大業，卻以狡詐陰險之朱元 璋位登九五，教主張無忌等「心灰意懶」，退隱山林為結束。金庸認為：「中國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將結論明確地擺在那裡。中國成功的政治領袖，第一個條件是 『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對付政敵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是極強的權力慾。張無忌半個條件也沒有。」（《倚天屠龍記》後 記）
而尋寶故事向為希臘神話所善，本非中土故典。但金庸善以該事為大關目，如「高昌迷宮寶 藏」（《白馬嘯西風》）、「建文寶藏」（《碧血劍》）、「闖王寶藏」（《雪山飛狐》）和「滿州寶藏」（《鹿鼎記》）。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 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未言終歸何處。後世傳言紛紜，如張一䊵先生有歌曰︰「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因果歌。那李闖逼死崇禎帝，那文武百官一網羅。 那闖將同聲敲夾烙，霎時間金銀堆積滿巖阿。沖冠一怒吳三桂，借清兵驅賊出京都。賊兵捨不得金銀走，馬上累累『沒奈何』（自注：金銀大塊名）。一路追兵潮湧 至，把金銀向山西境上掩埋過。賊兵一去不復返，農夫掘地富翁多。三百年票莊稱雄久，不成文法孰嗟磨。相傳是亭林、青主兩公筆，這一樁公案確無訛。」寶藏引 得秘密幫派鬥角鉤心，處心積慮，紛爭不已，從而凸現「名門正派」興復大業之苦心孤詣，同時迭宕情節，設置懸疑，平生無限曲折風波。惟韋小寶雖費盡周折，力 挫群雄，從《四十二章經》中取得滿洲寶藏圖籍，結末「閑居無聊之際，想起雅克薩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寶藏未曾發掘，自覺富甲天下，心滿意足，只是念著康熙的 交情，才不忍去斷他龍脈。」既與作者表達之主旨相合，又留下懸念供讀者玩味，是一意外安排。
四、正邪人物與黑白兩道
江湖社會所以分化產生了「黑白兩道」，區分在於其「道」之宗旨是否正大，手段是否光明，而核心在於領袖人物的人格指向。隱性社會置身法律之 外，其奇人逸士為人行事，常有出人意表者。金庸小說描繪的主角，從強調「正邪分明」（如《碧血劍》之袁承志、《射雕英雄傳》之主角郭靖），到「亦正亦邪」 （如《神雕俠侶》之楊過）、再到「無正無邪」（如《笑傲江湖》之令狐沖）和「無所謂正邪」（如《鹿鼎記》之韋小寶），表明著作者極深的感喟，而江湖上所謂 「黑白兩道」之界限也逐漸趨於模糊。這種表述的變化，與其說是宣示江湖風波之詭異，不如說是表現了時代、社會價值觀念從一元到多元的流變。
莊子嘗言︰「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 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見，欲以「三德」說之。不意竟為盜跖所痛斥，以為「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以致「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其後子張詰難於滿苟得，竟為其「無恥者 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的言論和舉例所屈。（見《雜篇‧盜跖第二十九》）莊子在這裡以寓言形式表述的，除了他一貫的「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內篇‧齊物論第二》）觀念外，也道盡了社會變動時期價值觀念的轉移和多元化趨向的實情。
金庸當然不是「無是非」論者，而且中國武俠小說的靈魂和魅力，始終在於著力闡釋「俠義」二字的真諦。金庸曾言：「我企圖在本書中寫一個急人 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武俠小說中真正寫俠士的其實並不很多，大多數主角的所做所為，主要是武而不是俠。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武俠人物對富貴貧賤並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於威武，這大丈夫的三條標準，他們都不難做到。在本書之中，我想給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 為美色所動，不為哀懇所動，不為面子所動。』只是在我所寫的這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別喜歡的。」（《雪山飛 狐》後記）即使被視為「反英雄」代表形象之韋小寶，金庸也認為「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鹿鼎記》後記）面臨康熙帝與天地會不可調和的衝突， 韋小寶的解決方案倒也直截了當：「既能讓皇上歡喜，又顧得了朋友義氣，而奴才自己這顆腦袋，仍是生得牢牢的。」「皇上要我滅了天地會，我不肯幹，那是講義 氣。你們要我去刺殺皇帝，我也不幹，那也是講義氣。」（49回）
金庸小說的「正邪」人物已形成燦爛的譜系。如果說開初的主人公陳家洛、袁承志、郭靖都還是大義凜然、愛憎分明，頗有些「高大全」的話，一路 寫下來變化紛呈，如《天龍八部》中多情如賈寶玉之段譽，豪爽類魯智深之蕭峰，篤厚似劉玄德之虛竹。金聖嘆批點《水滸傳》，以為李逵是「一片天真爛漫到 底」，這其實是從戲劇臉譜發展出來的通俗小說傳統，金庸還把若干人物形象「符號化」，如阿朱的黠慧，阿紫的刁蠻，李莫愁的情怨，楊過的狂傲，小龍女的冷 艷，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江南玄素莊莊主石清、閔柔夫婦黑白分明，卻生了一對正邪分明的雙胞胎（《俠客行》），正所謂「龍生九種，種種不同」。尤其是華山 論劍之「東邪西毒北丐南帝中神通」加上老頑童，更是刻意以人物正邪相間，性格差異造成的反差，來擴大小說容量。至於描述如戚長發之深機、岳不群之偽善，則 需著意鋪排，逐次點染，在一個較長的過程中顯現出來，是要費些手段周章的。這類形象錯綜於金庸人物譜系之中，無疑展現出作者對人生的感悟理解，也豐富了作 品的內涵。
金庸的主人公們最終都歸於隱逸。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內篇‧ 逍遙游第一》）「俠」之謂「俠」，命運如是，理想亦當如是。《游俠列傳》謂︰「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金庸的讀者大抵是「以中 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他們從金庸的人物系列中各取所需，悠然心會，「黑白」「正邪」與否，或許倒是次要的了。
大率而言，金庸生活和寫作的時代，是一個意識形態至上的時代，而且相當長的一個時期， 不同意識形態發生尖銳衝突，以致具體化到每個人的每件事都需要表明「立場態度」的地步。另一方面，「神聖化」的意識形態體系又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從「排滿 革命」到「五族共和」，從「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到「顧客是上帝」和「市場經濟」，價值體系的動蕩搖擺，宛如一個無比巨大的萬花筒。金庸身處是非地外，自能 更容易地覺察到其中蘊含著荒謬的幽默。
餘 論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禮記》︰「句龍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會」本義為聚合匯集，《易‧乾》︰「亨者，嘉之會也。」《論語‧顏淵》︰「君子以文會友。」鄭玄注《中庸》「仁」曰「與人相偶」，「偶者，會也。」引申為際會，《文選‧漢陳孔璋（琳）為袁紹檄豫州文》︰「此乃忠臣肝腦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
以此觀之，傳統中「社」與「會」，都是自治組織，且是中國社會不可分割之部分。分別而又咬文嚼字地說，「社」更接近於地域結合，「會」更合 於同道聯絡。至於後世「社」「會」用於團體組織時，時有互訓之義。近世日人翻譯society，首以「社會」一詞為其對應。以西人眼光看，仍有「法理社 會」和「禮俗社會」之別。我以為，即便在統一價值系統和法律環境的顯性社會中，仍應當給區域性（社）和行業性（會）團體以相當的自治空間，以發揮「俠文 化」的道義功能補償作用。
這當然是逸出金庸小說以外的話題了。王夫之《薑齋詩話》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而讀者各 以其情遇。」這道破了「詮釋學」的真諦要訣，讀者自有不問初衷，只論感受的特權。這番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言論，絕無強作解人之意。如果有強加於金庸先生之 處，應該是理論的偏頗，而非筆者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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