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盛衰迴圈的原因分析

中國王朝興亡週期率

一、從黃炎培、毛澤東“窯洞對”說起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兩千一百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此興彼亡，就像走馬燈一樣轉換。總的印象是，王朝的興亡似乎有一個迴圈 的週期，這種歷史的循環論早在西漢就出現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三王(夏商周)之道若迴圈。”其根據就是戰國以來陰陽家傳下來的所謂“五德終始說 ”。宇宙間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會到王朝命運的興替上。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裏與毛澤東談話(毛澤東、黃炎培的這番談話，人稱“窯洞對”)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 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興亡週 期率問題。歷史上那些享國時期長一些、版圖大一些、國力強一些的王朝，數得出來的有十幾個，我這裏列了一個詳細的表(見下面表1)。有的王朝雖然時間短， 但地位重要，也把它們排上了。從這個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歷時長一些，像西漢、東漢、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長一些，近 300年。
　　這些王朝都有著相似的歷程，即興盛── 停滯──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個王朝面臨的問題也有相似之處，借用黃炎培的話，稱之為王朝興亡週期率。那些時間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興也 驟，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其矛盾迅速激化、爆發，似乎是更明顯地說明了王朝興亡週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舊王朝，有三種途徑
　　一個新王朝取代舊王朝，不外三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靠戰爭，所謂“以馬上得天下”。這裏又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舊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直接推翻了舊王朝，新王朝在戰亂中乘時而起，其中有 的是起義領袖蛻化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劉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農民大起義失敗後，貴族軍閥在群雄混戰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劉秀。另一種情 況是農民大起義沒有直接推翻舊王朝，但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義後的混戰中降生。像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之代隋、唐末的黃巢等。
　　在這兩種情況中，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在舊王朝的覆亡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管農民起義的結局如何，政權最後還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裏，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種途徑是王朝的更代採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興統治集團操控了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威逼舊王朝統治者交出政權，美其名曰效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 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漢、曹丕的代東漢、司馬炎的代曹魏、楊堅的代北周、趙匡胤借“陳橋兵變”取代後周，都是借用了“禪讓”的名義。
　　“禪讓”裏最具有戲劇性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本來是軍隊將領，他要篡後周的皇位，後來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歲的小皇帝即位，趙匡胤控制了兵權，就使 陰謀先製造輿論說後周的皇帝幹不長，要換人，然後就得到一個謊報的軍情，說北方的遼國進攻。於是，他馬上帶兵出征，走到開封附近的陳橋驛，他停下來喝酒， 半夜裏發生兵變，部下鬧起來，把趙匡胤從睡夢中叫醒，糊裏糊塗穿上皇帝的黃袍，即位當皇帝。然後就急忙回到汴京開封，改朝換代。“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是中國歷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戲劇性的一場。
　　第三種途徑就是崛起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借中原舊王朝戰亂的機會起兵南下，征服半個乃至全部中國。像五代後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 宋後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國和元(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個中國)，明末滿族所建的清(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個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 由於其社會發展程度落後，帶有濃厚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給中原民眾帶來的苦難是很深重的。
      三、為什麼王朝興亡跟農民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歷代王朝的興替多數都與農民起義有關。比如西漢是秦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東漢是王莽末年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唐朝是隋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 明朝是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清朝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這些王朝時間都比較長一些，或者將近三百年，或者將近兩百年。可見農民起義對舊王朝的 打擊可能很厲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就維持的長一些，可能有這種關係。
　　為什麼王朝興替、興亡跟農民大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古代中國是農業國，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農民有一個特點，既是個體所有者，又是小生產者，這樣的農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維持生活主要是守著自己的或租于地主的一小塊土地，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破產，家裏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天災，或有兵禍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剝削重了，他就受不了。就像重負的駱駝已達到極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壓倒了。農民活不下去了，起義就開始爆發，一路打過去，很多貧苦的老百姓跟著跑，參加起義軍。歷史上的暴動，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階級，包括紅軍起義暴動，都是一走就帶一大批人走。
　　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關係。王朝末期，為政總是很苛暴，賦稅刑罰很重。比如秦朝末年“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泰半之賦”就是農民三分之二 的收入都被掠奪。徵發兵役和徭役時，村裏分閭左和閭右，閭左地位低一些，閭右地位高一點，首先徵發閭右，後徵發閭左，征到閭左，勞動力就都給調光了。秦朝 末年刑法也很苛暴，所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赭衣”是土黃色衣服， 罪犯穿的，街上都是罪犯；“囹圄”是牢、監獄，關犯人的地方，監獄也像市集一樣，人滿為患。秦始皇殘暴地剝削，還要徵發百姓修長城、戍五嶺、修馳道，還有 建阿房宮、驪山墓即秦始皇陵。其中阿房宮和秦始皇墓，抓的勞動力各有七十萬。此外，河套防匈奴，到南面、廣東、廣西一帶的移民也有幾十萬人。秦朝當時的全 國人口大約是三千多萬，男的占一半，一千七百多萬，老少去掉，也就剩下千把萬人，來回徵發調度，全國勞動力有很大損耗，結果農民受不了，就引發陳勝、吳廣 農民大起義。隋朝隋文帝篡位建國，搞的還不錯。隋煬帝靠著陰謀上臺後，修宮室，修東都洛陽城，開運河，修長城，修路，大舉巡遊，還要打仗，發動對高麗的戰 爭，全國每年徵發的徭役幾百萬人。老百姓受不了，爆發小股起義，很快變成大起義，隋朝垮臺，隋煬帝最後被隋朝軍隊兵變殺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 餉──剿餉、遼餉、練餉，遼餉是對付清朝，打仗要徵調軍費，剿餉對付農民起義，練餉是練地方武裝。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後李自成勢如破竹，攻 下北京，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吊死在煤山，即現在景山，明朝滅亡。
　　四、怎樣看待改朝換代的三種途徑

　　前面說過，農民起義推翻或打擊舊王朝，是導致改朝換代的一種重要方式。歷史研究中關於農民起義的評價很不一樣。以前，人們認為農民起義都是好的，都是 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國的領導人都是英雄。後來就開始有不同的看法。農民戰爭是一種規模很大的戰爭，戰爭本身很殘酷，殺人也很多，對經濟破壞也很 嚴重，以至於現在有些論者比較過度地渲染誇大農民戰爭的破壞作用，認為戰爭不僅破壞經濟，損害人民、損害生命，而且還導致經濟倒退。有一種論點認為太平天 國時候對江南破壞太厲害，以致中國近代化受到很大影響，發展不起來民族工業，發展不起來資本主義，因而太平天國只有破壞作用。
　　這種論點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農民如果還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會造反，只有實在受不了才會起來造反。農民起義規模很大，是一個群眾性運 動，不完全是少數人挑起來的，實際上是王朝末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如果追究戰爭責任，與其說農民負主要責任，不如說剝削者、統治者負主要責任。
　　第二，農民戰爭是很殘酷，但是打仗是雙方面的，鎮壓起義的統治者並不比起義者更“仁慈”，其殘酷更有過之。明末戰亂中有所謂“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之說。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曾國藩曾有“曾剃頭”的外號。

　第三，原來的舊王朝已經腐朽到無可救藥，而且並無願望與能力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才有可能改變舊的黑暗的統治，給新興的勢力掃清道 路，創造條件。這裏正體現了農民起義對歷史的推動作用。當然，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係、新的勢力，也並不能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只能在 戰爭中和戰爭後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為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儘管舊的封建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但繼之而起的還是新的封建王朝，這是農民的悲劇，也是歷史的必 然。

至於其他兩個改朝換代的途徑，“禪讓”掩耳盜鈴，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擊那些腐朽黑暗的舊勢力，為政多是“率由舊章”，少有興革，並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舊王朝，他們憑藉強大的武力恣行壓制，很難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統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個矛盾，如果新王朝處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現興旺發達的盛世；否則就可能引起社會大震盪，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來說要面對三個重要矛盾。統治者如果善為處置，就會出現盛世，否則就會引起大震盪，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釗《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柏楊《中國人史綱》中的《瓶頸危機》一節都指明了這一點。比如，柏楊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發過致命的政治災難。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時，也就是，當夏王朝開國後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 開國後也是四十年左右時。夏王朝政權接連被後羿和寒浞奪取，商王朝政權也落到伊尹之手。結果雖然傳統的當權人的後裔取得勝利，但已經殺人千萬，血流成河， 而這些後裔並不一定十拿九穩的可以得到勝利。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政權，都有這種類型的場面。這使我們發現一項歷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傳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就 到了瓶頸時期──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地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 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 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麼，怎樣才能通過這個“瓶頸”呢？我們從新王朝面臨的三個矛盾說起。
　　第一個矛盾是農民同新王朝，農民同地主間的矛盾。原來農民與舊王朝、與地主尖銳激烈的對抗，這時趨於鬆弛和緩和，新王朝統治者如果接受教訓，採取一系 列緩和矛盾的政策，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招輯流亡、減省刑罰、整飭吏治、實行節約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現生產恢復，經濟繁榮，戶口繁衍，社會安定的 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這樣來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採取這個辦法，而採取倒行逆施的辦法，橫徵暴斂，到處花錢，到處浪費，到處奢侈，問題就來了，老百姓到時候抵不住、維持不住，就開始造 反，原來的王朝很快就滅亡了。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很重要的王朝，一個是秦朝，一個是隋朝，開局都不錯，但滅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完了。“其興也速，其亡也 忽”，這是他們橫徵暴斂、大肆興作、嚴刑酷法、大肆奢靡帶來的惡劣後果。
第二個矛盾來自統治階級內部。新朝建立，尚未穩固，人心尚未完全認同，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不僅地方勢力反抗新朝，中央內部也有各種勢力對抗。
　　這裏最富有戲劇性的是宋朝，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是借“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的皇帝，按照習慣，他應該傳位給他兒子，可是他的弟弟趙匡義有野 心，趁著宋太祖生病的機會逼迫趙匡胤，兩人吵起來。吵些什麼，外邊人不知道，躲在外邊遠遠地看，只看見蠟燭影子搖搖晃晃，有人影來回動，聽有斧頭把兒著地 的聲音，這就是有名的“燭影斧聲”。沒多久，宋太宗宣佈宋太祖死了，臨終囑託由宋太宗即位，“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破解，大概是趙匡義 搞了一個陰謀，事先有所佈置。
明朝“靖難之役”也是皇位繼承問題，明太祖有二十五個兒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傳給孫子，這就是建文皇帝。當時他的兒子有很多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 在北京起兵，雙方打了三年，最後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蹤了。另一說法是，建文皇帝當時跑掉，當了和尚，明成祖後來到處追建文皇帝。一個傳聞說跟武當山有 關，武俠小說裏有武當派，武當派的祖師爺張三豐掩護建文皇帝到處逃跑，所以明成祖拼命秘密地去抓張三豐和建文皇帝，這是一個說法。再一個說法是，建文皇帝 跑到國外，明成祖到處探訪建文皇帝的下落，甚至派鄭和七下西洋密訪，結果還是沒有下落。現在經過歷史學家的研究，認為建文皇帝確實沒有跑掉，多半死於亂軍 之中，這當中的細節跟“燭影斧聲”一樣，是一個謎。
　　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可以是一個瓶頸，一個狹窄的通道，過得去就好，過不去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整個王朝也被顛覆。像西晉沒多久就出現“八王之亂”，打來打去，最後出現農民起義，出現五胡十六國，西晉就滅亡了。
　　第三個矛盾是新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矛盾。當新舊王朝更替之際，原先被壓制的北方遊牧民族驟然趁勢而起，南下侵迫新朝，這時新朝視其國力條件而採取不 同的對策。比如，西漢初年，國力還不行，比較弱一點，統治還不穩固，所以對付北方遊牧民族──匈奴是妥協和親，直到七十年後的漢武帝，國力充盈，才大舉進 攻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唐太宗初即位，對兵臨城下的東突厥也是先行謀和，待三年後準備充分了，再全力進攻。明成祖對蒙古則挾常勝之師，大舉征討，五次 出塞。但是新朝這些對策必須正確，不然會有亡國之虞。像五代的後晉石重貴率爾抗拒契丹，結果亡國。北宋初年兩次攻遼都大敗而還，最後訂立“澶淵之盟”，奉 送大批歲幣，擺脫不了屈辱局面。
　　面對這些矛盾，如果拒絕接受歷史經驗，採取不妥當的辦法，將會帶來惡果。北宋為了限制和防範唐後期的藩鎮割據和農民的反抗，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渲 染重文輕武、重內輕外，大量養兵養官，出現“冗官冗兵冗費”的痼疾，造成“積貧積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對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統治者仍一味歌舞 昇平，甚至粉飾太平，無所作為，最後亡於蒙古，以致兩宋成為歷史上最羸弱的王朝。
　　六、歷來王朝中期都會出現危機，也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沒有活路的農民起來造反，這是為什麼

　　一個王朝到了中期，統治時間長了，開國時新鮮的勁頭失去了，惰性出現了，對國家的治理漸漸弛緩了，各種矛盾開始孕育，土地兼併激烈起來，賦稅逐漸苛 繁，貧富分化開始嚴重，吏治走向敗壞，腐敗現象滋生，統治者奢靡浪費開始成風，對外戰爭遷延不決，農民小股起義出現了。這時一些有見識的統治者開始指陳時 弊、倡言改革。改革針對國計民生，更重要的在經濟方面，希望能夠減輕一些農民負擔，減輕一些經濟危機、財政危機。
　　西漢漢武帝時候，任用張湯、桑弘羊改幣制，統一用五銖錢，另外還有一些辦法如均輸平准，簡單地說就是國家控制貿易，控制商業，也限制大商人的實力膨脹，改善一些財政經濟狀況，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亂”以後，財政非常亂，收入很少，就重用劉晏改鹽法，把鹽改為專賣，收鹽稅。鹽稅是一種間接稅，交稅以後，鹽價漲，消費者買的是高價 鹽，實際上就交了稅，現代國家的稅法大部分都是這一類。楊炎行兩稅法，把稅制整頓清理集中，主要收一個土地稅和戶稅，收稅由收實物改為原則上收錢，這辦法 起過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進行稅制經濟方面的改革。明朝張居正行“一條鞭法”，把很多苛捐雜稅、各種正稅雜稅統一徵收，來減輕人民負擔。到清朝康熙時候，開始實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候實行“攤丁入畝”，丁稅取消，改成田稅，收稅標準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口多少，土地稅與人頭稅脫鉤，此後人口增加就沒有關 係了。
七、兩千年王朝興亡史的啟示
　　從兩千年王朝興亡史中，可以認識到:

　　第一，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是基礎，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統治者如何對待農民，成為一個王朝成敗的關鍵。王朝之興，原因往往在於比較正確地對待農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確地、錯誤地對待農民。
　　一個新王朝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崛起，痛定思痛，往往很注意吸取農民起義的教訓、舊王朝滅亡的教訓。西漢初年一些人經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亡秦的覆轍，唐太 宗也是不斷以隋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訓。明清之初也是如此。新王朝統治者們注重歷史的經驗教訓，採取正確的措施，這是那些新王朝的統治者們在初期取得成 就的最大原因。
　　第二，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是一個階級社會，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也是剝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農民戰爭的教訓，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 滅的教訓，但也可以不接受。尤其是羽毛豐滿，勢力強大後，就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另外，各級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很重要的一部 分，所以吏治為歷來統治者所重視，王朝興起時往往很注意整飭吏治，像西漢、唐朝甚至包括明朝都是這樣。一個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就是吏治的腐敗，怎 麼治也治不過來，它就完了。
　　歷代統治者對待農民，對待吏治，所崇奉的一個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為邦本”，國家基礎在於老百姓。“民為邦本”很重要，但各級官吏不是人民的 公僕，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對待人民要“牧民”，讓他們吃飯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樣。“牧民”這種態度在古代是一種很進步的思想，但是 現在看就不夠了，局限也在這裏。
　　跟“民本”相對應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覺中國歷史上對“民主”好像不大講究，好官清官講究的是“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 家賣紅薯”，這話有一段時間膾炙人口，我看這個還是差一點。各級官員應該是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光是為民做主，還是用上下級的關係、還用統治被統治的關 係看待官民關係。唐太宗很強調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關係，“水能覆舟，亦能載舟”，處理好，坐起船來很方便，處理不好，就掀起風浪，把船翻了。這裏主體 還是統治者，老百姓是被統治者，是一個只是受動的客體。中國歷史上一再講到“為民做主”，講到“親民”、“為民父母”、“愛民如子”、“民為邦本”，好像 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總還要差一點。
　　第三，歷代王朝興亡，乍看起來不免是周而復始的迴圈，但並非單純的回歸。不是像一個不倒翁一樣，一推一歪再一搖，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它應該像螺旋形一樣，在不斷地迴圈之中，不斷上升，不斷發展，但是這種上升發展的勢頭到宋朝以後受到了阻礙，不如歐洲。
　　歐洲從十字軍東征，十一世紀以後，商品經濟和城市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出現，像義大利這些地方，早期資本主義因素就出現了。大概十三世紀以後，偉大的文 藝復興出現，十五世紀航海地理大發現，打通印度航路，發現美洲，環遊世界。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隨著文藝復興，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後出現西方一些國家瘋狂掠 奪分割殖民地，種種矛盾出來以後，歐洲引發資產階級革命。19世紀末期由於生產力發展進一步要求，出現產業革命，歐洲開始現代化，歷經發展到了今天的現代 社會。
　　中國宋代以後，歷史發展雖然看起來是在迴旋，可是發展停滯，以致到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歐洲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勢力侵入，中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會，中國近代化也受到阻礙。幾經周折到現在一百多年，中國現在還在現代化道路上前進，還不能說是一個發達國家。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在本世紀中期以後進入一個 中等發達國家，距離很發達國家還差一步。
　　回到六十年以前延安窯洞裏，當時黃炎培講到王朝興亡週期率的時候，不無憂慮地說:“(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 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 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當時和他對話的毛澤東就很樂觀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 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黃炎培十分高興:“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 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把民主來打破這個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澤東所說的這條民主新路，正是從孫中山領導推翻清朝專制封建統治開始，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盼望實現的那條民主道路。
　　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談話，已經過去了60多年。我們幾經艱難躓蹶，至今仍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進，也至今仍在體制上和機制上為實現民主、實現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而努力。我想這就是王朝興亡週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寧可1928年生。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經濟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學、 史學理論。主要論著有《寧可史學論集》、《史學理論研討講義》、《敦煌的歷史與文化》(合作)等。代表論文有《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關於歷史發展 的動力》等。







中國歷史盛衰迴圈的原因分析

往往可遇不可求 中國歷史盛衰迴圈的原因分析

    季節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榮，新老更替是世間萬物保持長久、生生不息的唯一方法。中華帝國綿延兩千年依然能保持住青春，奧秘亦在於此。

    中國人歷來有追求盛世的情結， 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現離不開下列五個條件：(1)英明的皇帝；(2)廉潔而充滿活力的官僚機構；(3)適度的人口數量，充餘的耕地；(4)較少 的受供養人數；(5)強悍的邊防軍，即便不能攻擊，也足以自保。這五個條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時產生有時例外， 其餘四個條件一般情況下只有在開國初期才完全具備。
   
    各朝開國，往往面對的是人口減少，土地荒蕪的社會環境，但不需用“百廢待興”形容；農耕社會不象工商社會，各生產單位變成廢墟後，需積累資金艱難重建。農 耕社會的生產單位是一家一戶，有勞動力與田地就能迅速恢復生產。人口大量損耗誠然使勞動力不足，但土地充裕反而有利於促進經濟繁榮，人口繁殖相對而言要比 資金積累容易。再者，由於新王朝摧毀了舊王朝原有的產權關係，江山易主，在舊王朝中被法律保護的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需要得到新王朝的認可才能被 重新保護。這樣，舊王朝中得利益最多，與舊政權關係最密切的受供養集團成員，要麼在改朝換代的暴力浪潮中被消滅，要麼被新政權打擊、冷落，他們巧奪豪取來 的大片良田與萬貫傢俬，原本打算傳至子孫，轉眼間充歸國有，或者被皇帝轉賜他人。實際上，新王朝面對的是個相對容易收拾的爛攤子，毛澤東講，在白紙上畫圖 更容易，它只需重建官僚體系，清肅社會不安定因素，鞏固國防，鼓勵農民開荒生育就夠了。
   
    那時，由於新政府官僚機構處於草創階段，僅有個框架，又由於戰爭遺留下的問題 太多太繁，因此它們運轉效率很高。俗語說：“流動的水不會腐臭”，心無旁鶩專心於公務的衙門一般不會黑暗。況且，新朝代的官員多是新提拔或軍人轉變角色而 來，他們對工作尚處於新鮮好奇、滿腔熱忱階段，思想比較單純，沒有學會和習慣享受權力帶來 的種種好處，沒有培養出油滑、形式主義、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風。另一方面，官員數目較少，且多對舊朝代的腐敗記憶猶新，時警時惕，因此對財政資源的消耗一般 不大，人 民賦稅負擔相應較低。社會利益這塊大蛋糕尚有很大分配的餘地，新的達官顯貴等少數強者，不用處心積慮與多數弱者爭利，因此社會矛盾緩和，貧富分化不很嚴 重。
   
    太平盛世是各種社會積極要素發展到最佳狀態時，共同支撐起來的黃金閃光點，它不可能保持長久，因為各種要素本身都是變數，不可能永遠共同處於最佳狀態。譬如登山，到最高點，怎麼走，都免不了下坡。
   
    一般來講，開國皇帝無一不是人中俊傑，根據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的原理推算，從激烈無序的暴力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君王，必然具備狐狸與獅子的雙重品質。可是開 國皇帝也有憂愁，他不敢保證自己的繼承者具有同樣的智慧與能力。宗法制度規定，皇位只能傳嫡長子。這也處於現實考慮，皇帝妃娥成群，兒子有時很多，如果不 只傳長子，兄弟之間相互競爭起來，骨肉相殘的事即會發生。但這樣一來，未來皇帝的素質是優是劣，就只能聽憑命運之神的安排了。即便老皇帝恪守傳位傳賢的原 則，他的挑選範圍也不會超出直系血緣的圈子，儒家學者所讚揚的禪讓從來有名無實。傳說遠古時代的堯帝品德高尚，他發現平民舜即便在原始森林中也不迷路，認 定他了不起，把權力傳給了他；舜 同樣賢德，臨死把權力傳給治水有功的禹；禹臨死把權力傳給益。然而舜是堯的女婿，婿位翁傳，自不能說出於公心。舜分明是先傳位給了自己的兒子，由於禹功勞 大，深得 各部族支援，他用不流血政變廢舜的兒子自立。禹傳位給老實人益，不過演戲，他早佈置妥當，實權操在他兒子啟手裏。以後各朝代的禪讓故事，無論王莽代西漢， 曹衝代漢，司馬炎結束曹魏，說穿了全乃政變的故事。
   
    皇室在挑選繼承人時不僅在才幹方面沒有餘地，在年齡方面也沒有餘地，帝國歷史上經常出現智力有缺陷及智力發育不足的皇帝，例晉惠帝司馬衷是個白癡，漢殤帝 繼位 時年齡只有3個月。這類皇帝上臺，皇權旁落是必然。無論大臣擅權、外戚干政、地方割據，對皇室都是煩惱的事，時間長了，容易引發政治震蕩，有時連皇帝本人 也會成為權力鬥爭的受害者。事實上所有壽命長的朝代都躲不過皇權旁落的痛苦，它似 乎是與生俱來的伴隨症，若診治不及時，往往成為王朝衰落的標誌。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權臣，明之宦官，清末之女後最為醒目。當然，各朝皇權旁落的形 式，並非象 總結的那麼單一，通常各種形式並作。問題的嚴重性很容易理解。帝國規模龐大，組織嚴密，諸如官員任免、軍事調動、賦稅財政等軍國大事皆由皇帝一人裁決，即 便由中樞 機關代勞，也要經皇帝署名發表，才算合法失效。因此，皇帝出問題，即意味著帝國的大腦出問題，即便擅權者有足夠的能力與權威維持住秩序，各種隱患依然存 在。擅權者 代皇帝行使權力誠然是魅力無比的美差，但權力是利刃，行施起來免不了傷人，招來不 滿和怨恨，而代別人行施權力尤甚；況且，此是普天之下最引人妒嫉的差使。擅權者沒有人甘願在適當的時候交出權力，儒家學者所讚揚的聖人周公，在後世鳳毛麟 角，這無 關他們的道德，完全基於現實的憂慮；一旦交權，極可能意味著把自己和九族的腦袋交 到仇敵手中。從歷史上看，擅權者在需要交權時，通常有下列四種選擇：1.徹底交權,這種情況極少；2.名上交權，實握權力不放，竇憲、鰲拜即為例子；3. 想法讓皇帝永遠 智力不足，比如廢長立幼，廢智立愚，女后亂政時喜歡取此法，她們有這個條件，呂后、 慈禧都為例子；4.發動體面的政變取代之，王莽、隋文帝、武則天行此法。

   當然，世傳皇帝中也不乏英明者，例西漢的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東漢的明帝、章帝，唐的玄宗、憲宗，北宋的神宗，明朝的宣宗，清的雍正、乾隆等等；即便 在末世之主中，明的崇禎、清的光緒也不能不說有一定才幹。只是這類皇帝的出現沒有定數. 帝國高效廉潔的官僚隊伍註定難保持長久。首先，隨著官僚體制的不斷完善，官員 數目越來越多，在提拔新官員的過程中，官員之間的關係也複雜化了，同鄉、同學、老 上級、老下級、恩師、親戚、利益朋友等相互結網，一榮共榮，一辱共辱，牽一髮而動 全身，形成可怕的官場關係網。官員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開國之初的務實作風、責任 心及對皇上的忠誠，漸被追求小集團利益及追求個人榮華富貴的思想意識所籠罩。假若 皇帝精明強幹，他們可能不得不自我收斂，但想阻止官場腐敗，根本不可能，連英明的 雍正、乾隆父子也徒喚奈何，只能睜只眼閉只眼。自認為比“秦皇漢武”更了不起的毛 澤東最不信邪，一次又一次用政治運動清肅官場，但只能收到短期效果，運動一停止，官場故態立即恢復。想用法律約束官員純屬枉費心機，官員在轄區內既是行政 首長，又 是法官與警察局長，除非上級派員查辦，一般沒有問題；通常情況下，只要不是皇帝親 自過問，或被關係網拋棄，上級部門也懶著主動做這種棘手的事。所幸帝國的官員多是 儒家學員出身，飽讀詩書。儒家的教義不允許他們做過份出格的事，要求他們忠於職守，勤勤懇懇，潔身自好。孔夫子說：“不義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說：“ 事君，敬其 事而後其食。”應當承認，帝國的官員多能自律，這也可以解釋一個朝代的吏治看起來 腐敗了，為什麼還能存在上百年的原因。
   
    散發著霉味的官場，一旦形成，就有超強之頑固性，只有改朝換代的暴力革命與民 主運作能切除、消解它；但中國古代沒有民主，也不需要民主，民主運作方式只能解決 表面問題，解決不了所有問題，只有暴力革命才包治百病。
   
    在工業社會，財富的增長主要靠耐用品的積累與科技進步這兩隻輪子，雖然最終有增長的極限，但持續百年、數百年當沒有問題。農耕社會不存在這兩隻輪子，生產 的產品絕大多數能被一次性消費掉，如糧、油等；即便建築物這類固定資產，由於多采用木 質及土石茅草結構，不可能像鋼筋混凝土結構那樣，經得起風雨吹打和戰火焚燒；氣勢 迷人的阿房宮之類，現在只能通過文學作品想像了。
   
    農耕社會經濟的增長，主要靠三個條件保障：1.不斷開墾荒蕪的田地，2.風調雨順，3.和諧健康的社會秩序。因此，社會財富增長的極限很容易達到，尤其當 荒蕪的土地基 本開墾完畢後，財富的增長一般不會再呈上升趨勢，或者說餘地已經不大。與之形成鮮 明對照的是人口問題。在荒蕪的土地沒有被充分耕種之前，人口的增長是推動經濟增長 的積極因素，也可以說人口的增長與財富的增長成正比。從理論上講，當帝國的農業勞 動者盡力耕種的土地總量正好等於帝國實有可耕種土地的總量時，說明社會的人口數量 與土地的比例呈最佳平衡狀態，這時農業生產率最高，農民收入也最多；然而人口生育 是個非常活躍的變數，在和平安寧的社會狀態下，呈無限增長趨勢，而傳統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觀念以及家庭財產收入增多的現實，又會加速這種增長，平衡會很快被 打破。假 如人口增長的速度在長時間內超過了拓荒的速度，那麼就必然出現勞力過剩現象──普 通的農業家庭收入相對減少，饑餓、流民、盜匪增多等。這一系列問題在當今工業化的 中國仍難解決，雖然建了很多城市與工廠，供過剩人口從鄉村社會游離出來打工，仍不能完全吸納。
   
    唐朝之前，帝國最理想的人口數量大約在四至五千萬左右，達到六千萬甚至七千萬 以上，就會成為帝國政府的噩夢，需要通過饑荒、戰亂等天災人禍的方式減少人口；而 一旦降到二千萬左右，又會出現“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場景。西漢、東漢時，長江流域尚未被有效開發，帝國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及 關中地區，當時沒有化肥、農藥和專門培育的優良種籽，水利設施比較簡陋，糧食的畝產量很低。 根據戰國時期李悝留下的資料推算，那時主要農作物粟的畝產量大約為一石半，當時一 畝合今0.32畝，一石半約合今45斤左右，換算成當今畝產量約為140斤，即便漢朝時生產水準有所提高，粟的畝產量大概也很難超過200斤。而現在華北 平原地區的糧食畝產量，僅以小麥、玉米計算，一年兩季最保守的估計也在1000斤以上。據班固記載，西元2年西 漢政府的人口統計數字為5767.14萬人，考慮到當時行政管理比較鬆懈，疏漏難以避免,估計實際人數當在6千萬──7千萬之間。 當時那些土地養活六千萬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 壓力，大約相當於現在同樣土地養活五、六億人所承受的壓力，現今這一地區的實有人 口也不過六、七億左右，那時沒有工業企業，人口的壓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經過五胡變亂，中原民眾大規模南遷，江南地區得到了深入開發，尤其是 太湖地區，漸成為有名的“糧倉”。可得之桑榆，失之東隅，由於氣侯變化及戰爭對水 利設施的破壞，關中地區衰落了，雖然唐帝國的首都仍在長安，可這一地區的供養能力 大大下降。因此，唐帝國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萬，它的困難比兩漢政府小不到哪。
   
    宋朝時，隨著江南地區的進一步開發，魚米之鄉的聲譽響遍全國，帝國承載人口的 能力大為增強。到南宋時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國的人口總計突破了一億。明朝的人 口更有強有力地增長，晚期高達2億，這得益於一批高產量農作物的引進。清朝開國到乾隆年間，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擴大，通過移民的辛勤努力，各邊遠地區得到 了充分墾植，人口逾過三億。這個數字大概接近純農耕文明條件下，中華世界所能承載人口的極限，有個叫汪士鐸的人為此驚呼說：“人多之害，山頂已植黍稷，江 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天地之力窮矣！”不久，太平天國叛髮發生，人口損失了近一億 二千萬，人與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緩和。據研究專家推算，“如果從西元初開始中國人口 的年平均增長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實際上的不足分千之一，那麼今天的人口就會 三十二億。”(3)。實際上各朝開國初期人口的增長率一般都會超過5‰，假如不是改朝 換代與饑荒的調節，發展到現在，中國的人口恐怕早過百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帝國體內產生的一種毒素不能正 常代謝。新帝國開創，總會製造出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者。在通往盛世的路上，他們提親 攜友，而且還通過爵位世襲、財產繼承等方式蔭及子孫。一般而言，受供養集團在帝國 秩序內走向膨脹及奢侈的趨勢不可遏制，西方有個馬太效應，大意說：已經得到利益者，可憑藉利益優勢得到更多；而失去利益者，更容易失去利益。還有一點不容 忽視，由於既得利益者生活優裕，精力旺盛，娶得起妻妾，所以生育能力較強。以大明皇族為例，太祖朱元璋有26個兒子，16個女兒。一百年後，皇族成員增加 到5萬人；到嘉靖年間再統 計，繁衍到了10萬人。 當受供養集團消費增長的速度，比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不斷做大的速度慢時，社會還 是健康和有活力的；但當盛世已過，受供養集團的慾望繼續膨脹，財富蛋糕不增反縮時,財政危機、苛捐雜稅等末世景象即慢慢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速度也隨之 加快──以 前富者、貧者都能從經濟繁榮中得到好處，現在則貧窮者不斷失去，一直淪為饑民，而富有者則相對更懂得享受生活了。至此，幻想帝國政府保持公正根本不可能， 它與受供 養集團有著天然血脈上的聯繫。
   
    至於軍隊，歷朝開國之師無不精銳，就算最武力不振的宋朝，宗皇帝與他的將士們也不乏攻擊遊牧民族的勇氣，他們雖然沒有掃平遼國，最起碼守住了邊防。在冷兵 器 時代，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不是武器裝備，而是兵卒的人數、戰鬥的技巧、指揮官 的才略及將士們敢死的勇氣。通常情況下，兵卒的數目容易保證，但後三個要素很容易 變化。僅以戰鬥技巧為例，它通過實戰與訓練兩種方式能夠得到，國內如果長期承平無 事，則只有通過訓練一條途徑了，而訓練的彈性非常大，往往會流於形式，士兵服役數年，不會騎馬射箭，並非是稀奇之事。在這一點上，農耕人的軍隊不如遊牧人 的軍隊，遊牧軍人不需要刻意訓練，他們平日的生活就帶有實戰的性質，疾馬圈牛羊，彎弓射灰 狼，他們天然就是剽悍的戰士。帝國軍隊經過長期和平安逸的腐蝕後，與他們交鋒，鮮 有佔優勢的時候。
   
    中國古代社會一盛一衰的運作規律，無疑與自然法則相吻合，改朝換代雖然給歷史 涂上了濃重的血腥氣，但對保持帝國持久的和諧、健康非常必要。現代人追求社會不斷 進步，他們認為中國社會本來完全能避開歷史迴圈，永盛不衰的，錯誤之處在於沒有西 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們看來，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證政府永遠明智和效率，就能 永遠保持住社會肌體的健康與活力。其實，這完全是個神話，民主制度本身並不能保證 一個社會的健康，如果沒有社會財富的持續增加，當今的西方社會根本不可能長時間保 持強盛。今天西方社會財富的持續增加，顯然與科技進步、貿易擴張及掠奪殖民地時期 的原始積累有關，它們的富強建立在對地球資源的超常開發之上，建立在其他國家的落 後與貧窮之上；但地球貯存的石油、煤炭和金屬等主體資源並非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經濟增長的盡頭，可能即是戰爭與暴力革命。世間沒有任何事物長盛不衰， 任何人為的 藥物都幫助不了。永遠盛世、永遠和平，不是過是幼稚者的夢囈。
   
    這裡需要重申我的立場，我說上述話並非表明我討厭民主制度，我認為在工業文明條件下，任何政府以任何藉口實行任何形式的專制都是罪惡可恥的。一個試圖走工 業化 道路的國家，只有實行某種形式的民主制度，才能滌蕩腐敗，避免社會資源浪費；才能 最大限度地富國強兵，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求得生存。好事者編造的老虎理論很能說明問題：有二個人在林中遇到了老虎，甲係好鞋帶準備逃跑，乙用嘲笑的語氣問 甲能否跑 過老虎，甲回答不能，乙說：“既不能，跑豈不是徒然？”甲回答：“我儘管跑不過老 虎，但希望能跑過你。”民主制度即是一個現代國家必需的鞋帶，只有避免最先被老虎 吃掉，才能在工業文明陰暗的前景中求得生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