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孤兒：解放軍是我的養父母
2015/11/19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1946年一個春天的下午，中國齊齊哈爾市的日本難民收容所裏，一名身著東北民主聯軍軍裝，斜挎盒子槍的十三、四歲的小戰士走了進來，他疾步走到收容所裏一位名叫安達小牧的日本婦女面前叫道：「媽媽！我回來看您了。」這位日本婦女抬頭一看，看見一個帶槍的小兵來到自己的面前，一時大驚失色，聽到這個小兵叫了一聲「媽媽」，連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兒子安達大成……
慢慢逃難路
安達大成1933年生於韓國漢城，父親安達煌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建築設計師，在日本建築公司「高山組」就職，後被派到當時的韓國京城 （今日的首爾）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安達大成也和母親隨父親一起去了京城。在安達大成2歲的時候，母親因病逝世，父親在京城與日本女子安達小牧再婚。
1935年，父親帶著他們一家到了中國瀋陽（當時叫「奉天」),後來又到了齊齊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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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安達大成（張石 攝） |
可能是由於經驗不足，「安達工業公司」的産品在交貨時全部沒有通過驗收，産品一律不合格，父親安達煌因此被抓進了監獄，入獄後得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于1943年死在了監獄的醫院裏，扔下繼母、安達大成和父親與繼母所生的兩個弟弟。
父親死後家裏失去生活支柱，繼母到處去找事做，以養活三個孩子。不久他在齊齊哈爾近郊的訥河「興農合作社」的獨身宿舍裏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在那裏為獨身宿舍裏入住的職員洗衣服、做飯，以微薄的收入養育三個孩子。
安達大成在齊齊哈爾和訥河時都在日本人學校裏讀小學，但是學校裏一週有兩節「滿語課」，因此他也學會一些中文，加之父親在開公司時，家裏雇用的木匠等都是中國人，他也常去到他們那裏玩耍，因此從小中國話就説得不錯。
在這裡住了半個多月，蘇軍命令這裡的日本人向嫩江縣收容所轉移。嫩江縣當時劃歸黑河省管轄，從訥河到嫩江有93公里的路程，蘇軍用汽車送了一程後，就讓他們自己走。在饑渴交加的艱難旅途，最小的弟弟出麻疹了，無醫無藥，不久就死了。
在這裡住了半年，他們又接到了命令，讓他們轉移到齊齊哈爾收容所。嫩江到齊齊哈爾有243公里的路程，蘇軍用貨車把他們一行送到了那裏。
安達大成一家到達齊齊哈爾時，正處於政權交替的混亂的時期。他説：那時齊齊哈爾非常混亂，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軍隊，一開始是戴著黑帽子，穿著黑衣服的軍 隊，但是在這裡待了一夜就全都跑掉了，可能這不是正規軍。以後看到國民黨軍、蘇聯紅軍、八路軍，都到齊齊哈爾來過，國民黨軍在這裡待了不久就被八路軍打了 出去，最後留下的是八路軍。
他説，那時到處都亂哄哄的，進了難民收容所也沒大有人來照顧我們，這以前住過的收容所裏，總是有早午晚三頓飯的，有高粱米、蔬菜和南瓜，把菜和南瓜切好放 在高粱米裏做粥喝，到這裡後，開始的時候還有飯，過了一陣子就漸漸沒有了。到吃飯的時候也沒有飯送來，餓得慌就去問，上面的人告訴我們：難民收容所解散 了，你們自己去找活幹生活吧！
參加解放軍
難民收容所解散這個消息對安達一家來説如同晴天霹靂，當時繼母40歲左右，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説，安達大成只有13歲，弟弟才5歲。
沒辦法母親又開始到處找活幹，她到街上的飯店裏幫人家洗碗、掃地，每天回來時能拿回一、兩個肉包子，分給兩個孩子吃，自己卻捨不得吃。
安達大成看著母親日益消瘦、憔悴，心裏非常難過，他想：要是我離開這裡，媽媽可能還有一點兒東西給自己吃。自己已經13歲了，應該自己去找活路了。
於是他瞞著母親自己跑了出去。當時已是1946年的9月了，白天的溫度大約零下5度到10度左右，晚上的最低氣溫達零下25度左右,而他們全家被收容的時候還是夏天，當時穿的衣服還是那時的夏裝，他自己跑了出來，真是凍餓難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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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石 |
白天還算好混，到了夜裏真是難過，他撿了幾張麻袋片披在身上，躺在街角上，想睡也睡不著，因為天氣太冷，只好在街上走來走去活動著，一想到冬天有3個月，他感到非常可怕，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活過這三個月。
有一天，他看見一個日本小姑娘挎著籃子賣自家卷的煙卷，幾個男孩子走了過來，其中一個男孩子趁小姑娘看不見時拿了一把煙卷就要走，他跑過去一把抓住那個偷煙卷的男孩子説：
「你拿人家的煙卷給錢了嗎？」
那個男孩子蠻橫地説：
「幹你什麼事？」
正在他們爭吵不休的時候，管理市場秩序的東北民主聯軍（原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改稱「東北民主聯軍」）軍官走了過來。
「你們為什麼在這裡打架？」維持市場秩序的軍官問道。
「他拿人家的煙卷不給錢。」
「是這麼回事嗎？」軍官問那個賣煙卷的日本小姑娘。
小姑娘點點頭。
軍官讓那個拿煙的男孩子把煙還給小女孩，然後對安達大成説：
「聽你説話不像中國人嘛。」
「我是日本人。」安達説。
「那你的中國語説得不錯嘛！」
「嗯。小時候和父親一起工作的中國人很多，我常和他們玩，在學校每週也有兩節漢語課。」
「咦！你願意到我們這裡來嗎？願意給我走一趟嗎？」軍官好像對他很感興趣。
安達想：到哪兒都會比現在這樣好，沒準兒還會有飯吃呢！
「好。去就去吧。」他説。
東北民主聯軍軍官把安達大成帶到部隊的供給部。供給部的首長很奇怪，他説：「咦？你帶回了小孩幹什麼？」
這位軍官説：「這小孩兒是日本孩子，中國話説得不錯，正好我們這裡的被服廠、野戰醫院、修汽車的人裏有許多日本人，有五、六十人呢！可以讓他做翻譯嘛。」
首長一聽有道理，就問安達大成：「你有爸爸媽媽嗎？」
安達説：「沒有。」
「你願不願意當兵？」
安達説：「願意。」
於是部隊收留了他。他所在的部隊是東北民主聯軍第一師第一縱隊第三旅軍區供給部，而他的工作是做黑龍江省軍區供給部部長張覺的警衛員。
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很開放,大有「國際化」的傾向,對於參軍的日本人一視同仁,十分信任,該發槍的發槍,該提幹的提幹。
安達大成也很受信任，給他發了盒子槍。他平時和首長住在一起，首長住裏間，他住外間。需要有翻譯時他兼做翻譯工作。
因為他不是一般戰士，算是有特長的文職幹部，雖然才13歲，但是部隊給他副排級待遇，還有工資，一般戰士當時工資是3元錢，他每月工資為4元。
參了軍，不僅吃穿解決了，而且部隊首長對他都很好，親切地管他叫「小鬼」。他跟著首長，要經常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防備有壞人向首長開冷槍。
他還喜歡參加部隊的文藝活動，學會了很多中國歌曲，還學會了拉二胡。他經常參加部隊組織的文藝演出，跳舞、唱歌、伴奏，樣樣都行，由於他能説兩國話，因此還經常把學到的革命道理到日本人那裏去宣講，在當時的部隊也算一個人物。
在這裡工作不久，部隊將他調入第三師第十旅，部隊駐紮在黑龍江省北安縣。
安達大成聽説要把他調走，想自己已經離開媽媽、弟弟很長時間了，這一調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想回去向他們告別一下，於是他向首長説了實話。他説：
首長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他穿著軍裝，挎著盒子槍來到了難民收容所。母親一見他大吃一驚，待聽他説完了原委後馬上對他説：我們就要回日本了，你要趕快回來，和我們一起回日本去。
安達回到部隊後，向首長彙報了母親要他一起回國的事，首長對他説：你現在已經不是普通人了，是一名革命戰士了，怎麼能説來就來，説走就走呢？你自己要慎重考慮。
安達經過反覆思考，覺得部隊的生活很不錯，首長對他又好，離開這裡還真有點捨不得，最後決定不和母親及弟弟回國，就留在部隊裏。
農場三十年
1947年2月，安達大成的老首長，黑龍江省軍區供給部部長張覺組織軍區供給部40多名戰士，在黑龍江省通北縣雞爪河流域的柳毛青（現紅星農場二分場）開荒，創建由軍隊直接籌辦的農場，主要種植蔬菜和軍用藥材，還招收3名日僑當汽車駕駛員。
1948年，安達大成也接到了部隊轉業、參加開墾農場的命令，他先到位於小興安嶺西南邊緣上的黑龍江省海倫去開闢海倫農場，後來又加入老首長張覺領導下的北安農場，最後到了黑龍江省克山農場。
安達大成到這裡來時還不滿16歲，先被分配去做汽車司機助手，後來做拖拉機手學員，半年後正式成為一名拖拉機駕駛員，此後一直開了十幾年拖拉機。在農場期 間，他還把他在部隊練就的藝術特長發揮出來，經常參加農場文藝節目的排練和演出，曾和農場藝術團一起去省會哈爾濱匯演，並在匯演中得獎。
1958年，他經農場了一名管理員介紹，與在農場工作的一名日本戰爭遺留孤兒武桂蘭（日本名現為安達素子）結婚。
結婚後他們一共生了6個孩子。安達大成後來在農場升任技師，工資每月82塊，妻子也在農場食堂裏做臨時工，工資也不高。本來人口多，工資不高，生活應該是 比較拮据的，但是農場那時給每個職工都分二分土地，他們家裏八口人，共分的一畝二分土地，種蔬菜和馬鈴薯，一到秋天，房前房後結滿了豆角、茄子、蕃茄等疏 菜，還種了一些瓜果，大田裏就種馬鈴薯，吃菜從來不用買。每年家裏還養兩頭豬，吃一頭，賣一頭。安達大成説：就是還蘇聯債那年，糧食好像有點兒不足，其他 的時候沒有為吃的問題發愁過。
回到日本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安達也動了思鄉的念頭，他到縣裏的外事辦諮詢，外事辦的人給了他日本領事館的電話號碼，讓他和那裏聯絡一下，他馬上了日本領事館取得了聯絡，向那裏反映了自己的情況。
1980年9月的一天，農場裏的大喇叭突然呼叫他，叫他到農場機關來。到了機關後，負責外事工作的人員告訴他：説他的弟弟找到了，現住在日本千葉縣。他的繼母和弟弟都要他快辦回國手續。
這以後，他和弟弟通信並互寄照片，暢談36年來的離別之情。
1981年，他們一家終於一起回到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祖國--日本。
1981年12月15日2時31分，安達大成一家乘坐的中國民航917號班機到達日本成田機場，弟弟安達次成和妻子良子趕到機場迎接，兄弟二 人時隔37年重逢，不由得熱淚盈眶，緊緊擁抱。光陰吹老了歲月，黑髮掛上了霜花，但是他們忘不了在一起度過的苦難童年，忘不了在逃難的路上，哥哥牽著弟弟 的手，走過那麼多的泥濘和雪雨……
剛回到日本時，他的大孩子20歲；老二17歲；剩下的4個孩子一個中學已經畢業，其他三個都是小學生。他讓弟弟安達次成把老大和老二帶到東京的日語學校去 學日語。中學畢業的老三由於日語一句也不會説，決定從中學一年級重新念起，剩下的三個孩子都安排在市裏的小學。
但是沒上幾天學，學校就找到了家裏來説：這三個孩子日語一句都不懂，課沒法上。沒辦法安達大成只好做 「陪讀」，和他們一起上了三個月的學。
回日本一年以後，市政府的人找他談話説：你日語説得這麼好，年紀也不算大，要自食其力，不能再拿政府的保護金了。
雖然説當時歲數不算大，但是也快到50歲了，找工作非常不好找。又過了一年，市政府就不再發給他們一家生活保護金了。他只好四處去找工作。有一天他在一張 招工廣告上看見，一家公司招會中文的人才，就職後派到中國工作，他馬上去應募，當即就被錄取。就職後他被派到了中國駐在，中國那邊每月發2000人民幣的 補助金；日本這邊的工資照發,這樣生活就有了保障。
但是在他退休以後生活又變得非常拮据,由於回到日本後已經48歲,參加工作時間短,退休金拿得很少,夫妻兩人只有6萬日元的養老金,生活完全沒有著落，直到2007年1月28日，日本國會通過《改正日本殘留邦人支援法》後,他們的生活才有所改觀。
安達大成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含辛茹苦把幾個孩子培養大，現在他已經有第三代(孫子、外孫)12個，他們一家在日本總算安家樂業。
但是他時時不忘收留他、養育他的首長和解放軍，不忘那片他在那裏度過了大半生的白山黑水，那裏留下了他的童年和青春，不論他是不是敵國的孩子，不論他是中 國人還是日本人，那裏都對他不厭不棄，呵護信任，不僅使他在死亡的邊緣上生存了下來，還給了他那麼多的溫暖和快樂， 給他了事業與追求，給了他家與親人。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就像母親充滿慈愛的博大胸懷，養育萬方，容納百匯。回到日本，他逢人就説：「中國是我的故鄉，解放 軍是我的養父母。」（安達大成先生已于2015年1月17日在日本千葉縣柏市的家中去世，享年82歲。謹在這裡獻上深切的哀悼。）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 《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