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不即策應，乘敵軍空群而出不救，反直搗敵營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條載：「癸巳，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以眾證，坐嘗自言，己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指斥乘輿，情詞切害。及敵犯淮西，先後受親扎十三次，不即策應，擁兵逗留，當斬。張憲坐收受飛、雲之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雲，坐與憲書，謂可得心腹兵官商議，當斬。」


岳珂的《高宗手詔》來自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高宗手詔原本。據王禕的《王忠文公集》卷十七：「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籍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於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和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閫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則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其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採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卻敵，與札中語合，則其位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為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為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籍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奸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為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岳飛在收到十二道金牌班師回朝之時自稱「十年之力，廢於一旦」。岳飛回到京城之後，向高宗請辭。高宗當時沒有答應他的辭呈。^[44]次年（紹興11年）四月，拜樞密副使（從一品）。但是這次，岳飛請求拿回兵權，未得允許。^[45]

紹興十一年右諫議大夫万俟卨上書指控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情。……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於外，以伸邦憲」，^[46]接着御史中丞何鑄和殿中侍御使羅汝楫等亦相繼彈劾。八月甲戌，罷岳飛之職務。此後岳飛閑居廬山。九月八日，岳家軍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向王貴告發岳飛在廬山曾致信鄂州張憲、岳雲，要求張憲起兵造反，以迫朝廷恢復岳飛軍職。^[47]十月，岳飛、岳雲父子被逮捕，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寺卿周三畏審訊。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發佈《刑部大理寺狀》，認定岳飛「坐觀勝負，逗留不進」、「指斥乘輿」（對皇帝不恭）、「致張憲意待謀反」等罪名成立，^[48]「飛獄成，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49]大理寺按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一般史家皆同意岳飛的死是件從頭到尾都是件冤案。^[50]

事實上，岳飛真正的罪名還是「坐擁重兵……逗留不進」，宋朝皇帝的「祖宗家法」就是猜忌武將，紹興七年（1137年），高宗已經警告他「犯吾法者，唯有劍耳」，^[51]只是當時議和還沒成功，高宗仍需要岳飛來抵抗金人南侵，但從皇帝角度來看，岳飛已無法駕馭，高宗對岳飛的猜忌只有日益深重，^[52]紹興十一年議和已成定局時，高宗再無顧忌，必殺岳飛「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53]紹興十一年農曆十二月廿九（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高宗下詔「特賜死」^[54]，在杭州大理寺風波亭命自鴆，並把岳飛梟首。^[55]目前史界以鴆死為通說，其餘說法，尚有「拉脅而殂」（打斷肋骨）^[56]或者賜自縊而死^[57]。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62]。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準備北伐，七月下詔平反，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兩鎮節度使^[63]，「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諡武穆^[64]（折衝禦侮曰武 布德執義曰穆），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1225年）二月改諡忠武^[65]。岳飛葬在西湖棲霞嶺^[66]，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並立廟祀於湖北武昌，額名忠烈，修宋史列誌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