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密使贾亦斌、南怀瑾： “九二共识”搭台人
值此海峡两岸纪念“九二共识”二十周年之际，不禁怀念起2012年先后远行的两岸密使贾亦斌与南怀瑾。贾亦斌生前曾说过，“九二共识”谈判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
两岸密使贾亦斌、南怀瑾：
“九二共识”搭台人
□裴高才
贾亦斌为何选择南怀瑾
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后，在中共中央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蒋经国逝世后，有没有人做相应的工作？杨尚昆回答说：“有，民革中央的贾亦斌同志在做。”
同年1月22日，76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贾亦斌，以探亲的名义再度访问香港。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内，他接触了台、港两地相关人士约500人次，多次与台湾的老同事通电话。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是其中之一。
2月5日凌晨3点，刚刚从美国返回香港仅六天的南怀瑾正在调整时差，突然接到老友的一通电话，相约一晤。这位老友就是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贾亦斌。贾亦斌与南怀瑾早在1940年就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搬到成都改名）共事。当时南怀瑾是政治教官，贾亦斌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
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的南怀瑾住宅。老友重逢，两人异常激动，彻夜长谈，话题当然不离海峡两岸关系。
贾亦斌为何选择南怀瑾，这其中颇有一段渊源。贾亦斌曾经与蒋经国情同兄弟，一度执掌着蒋经国亲手创建的“太子军”。自1949年春，贾亦斌与蒋经国在溪口最后一次见面，贾亦斌在嘉兴率部起义后，二人反目成仇，从此天各一方。
大陆改革开放后，贾亦斌与蒋经国摒弃前嫌，自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通过秘密通道进行联系。只是蒋经国猝然去世，联系中断。贾亦斌此次会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南怀瑾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而南怀瑾毕竟在美国隐居了三年，对两岸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刚开始，他便婉言谢绝了。于是，贾亦斌列出了他找南怀瑾的三大因素：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南怀瑾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怀瑾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威望。所以，贾亦斌将两岸密使的人选锁定在南怀瑾身上。
南怀瑾在台湾政坛的一言九鼎，缘于他备受推崇的国学功夫——“国师”背景。
说到南怀瑾的治学过程，可谓自学成才的典范。1918年，南怀瑾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柳市区地团乡地团叶里（今翁垟街道地团社区桥头村）一个商人之家。六岁上私塾，只在县立小学插班读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因其体弱多病，其父就将他送到离家五六里的山上的家庙里苦读，并请一位拳师教授武术。1935年夏，他从温州坐船到上海，复转火车去杭州浙江国术馆求学。1937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武术教官资格，于1940年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任武术教官和政治指导员。此间，南怀瑾每天背着剑，在青城山灵岩寺空地上习武，并拜大禅师、大居士袁焕仙学佛学禅。1943年秋，南怀瑾辞别袁焕仙，独上峨眉山，来到中峰顶上的大坪寺，第一次“闭关”修行。1945年，他在神通具足的风了和尚陪同下，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随后，讲学于云南大学与四川大学。1947年，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杭州天竺，细细批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等。
1949年去台后，南怀瑾开始与人合伙开办公司，起名“义利行”，不甚如意。直至1963年，经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力邀，前往文化学院博士班担任教授。不久，台湾政治大学也请他任教。1966年，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南怀瑾在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岗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由于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蒋介石曾亲临现场，“前设布帘，坐在幕后听”。此事不胫而走，拜南怀瑾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
除了名流权贵外，南怀瑾还专为青年开设了一个讲习班。当时担任《台湾新生报》记者的苏志诚，以及萧政之的下属郑淑敏，都是青年班的弟子。李登辉与南怀瑾的渊源，与名流权贵、青年讲习班这两类学生都有关系。
一言九鼎，把李登辉推到高位
1983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南怀瑾还在秉烛夜读，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竟穿着睡衣与拖鞋匆匆来访，不免令人疑惑。
“什么大事，如此仓皇？”“老师，情况紧急，祈盼老师指点迷津!您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三个人？”马纪壮说。
单听到这三个名字，南怀瑾就明白马纪壮的来意以及他的仓皇。“我跟这三个台湾人都没什么交情，很难说得上意见。”南怀瑾并未直接表达看法。原来，这时候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很有问题了，但对“副总统”人选仍举棋不定。马纪壮衔命前来就是来征询南怀瑾意见的。
一直到凌晨3点多，马纪壮还是不走。坊间传说，此时南怀瑾起身离座，要去卫生间。马纪壮以为老师要休息了，就急不可耐地请老师赐教。南怀瑾随口答道：“你等会儿!”其温州口音，正好与“李登辉”谐音。马纪壮便以为是“李登辉”。
待南怀瑾方便完了后，马纪壮再问为什么是李登辉时，南怀瑾随意说道：“邱创焕太滑头；林洋港有野心；若以蒋经国的立场来看，大概李登辉比较适合。第一，他是农业专家；第二，他是台湾人；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后台。”
老师的几句话，让马纪壮满意而归。没多久，蒋经国在征询过黄少谷、孙运璇、蒋彦士、郝柏村等人的意见后，最终还是采纳了南怀瑾的看法，选定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由于李登辉与苏志诚情同父子，南怀瑾几句话让李登辉登上“副总统”宝座的事，也由苏志诚传到李登辉的耳朵里。
1984年3月，李登辉接任“副总统”时，对于如何扮演新角色有些困惑。为此，他让苏志诚借上课之便，向南怀瑾索求良策。苏志诚问南怀瑾：“叔叔（李登辉）知道你很看得起他，最近蒋经国要他多接触三军将领和情治首长，他要我来请教您该怎么办。”
“‘副总统’就是‘副总统’，多看多学，能不过问就不过问；尤其蒋经国最忌讳军事与情治，绝不能碰。”南怀瑾的这一番话，又帮了李登辉一个大忙，不只让李登辉得以进一步取得蒋经国的信任，日后更因此而有机会正式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后来，南怀瑾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避免南怀瑾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有意瓦解其势力。南怀瑾为了避免眼前即将发生的灾难，决定远走美国。
李登辉听到他要走，颇有顿失依靠之慨，他即派遣苏志诚前去，一方面道别，另一方面则向南怀瑾索求临别赠言。南怀瑾留给了李登辉几句话。他说：“将来要是有问题，军事问刘安琪，情治问焦金堂，紧急的事，非要找我，可以通过高雄的洪医师。”
不久，南怀瑾便远渡美国，在华盛顿特区落脚，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贾亦斌知道，南怀瑾旅美期间，过得并不轻松，他深深思念着中华故土。
三年后，蒋经国病危，李登辉委托洪医师到华盛顿求取应变对策。李登辉最担心的是中共会否攻台，将来要怎么安排人事。南怀瑾再献锦囊妙计：“眼前，大陆不会攻台。半年内不要有人事异动就可以了。”
1988年年初，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南怀瑾也离开美国，卜居香港。李登辉继任初期，羽翼未丰，依旧把南怀瑾视为“国师”，对于“国师”的谋策，可谓言听计从。也因为有了南怀瑾的一些意见，李登辉才能逐渐由一个过渡人物，变成握有实权的主宰者。
贾亦斌的此次香港之行，经过与南怀瑾的七次促膝谈心，两人方达成共识。南怀瑾看似出世，其实忧国忧民的热情一直未减，一旦有机会，他绝不会错失为国家做一些立竿见影的贡献。“这是我这一辈子为国家再做一件事的最后机会了。”
南怀瑾对两岸密使说：“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
按照预先的约定，1988年4月21日，贾亦斌为南怀瑾带来一个新朋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
杨斯德坐定后，首先向南怀瑾表达了中共中央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意愿。4月27日，临别时，南怀瑾亦表示，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则带走了一盒与南怀瑾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中共高层汇报。
与此同时，南怀瑾也让身边的弟子李真吾起程，将同样一套录音带到台湾，并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请他派人过来密谈。
可是，李登辉听了李真吾带去的录音带后没有动静。客观上讲，此后的一年间，正值大陆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善于权谋的李登辉正在观察着大陆时局的变化。“六四事件”过后，李登辉开始坐不住了，一次次命苏志诚打电话、发传真函给南怀瑾，探听中央对台政策的虚实。
1990年，苏志诚奉命首次赴港邀请南怀瑾回台湾面谈。同年9月8日下午，南怀瑾回到台湾，当晚与李登辉在官邸书房见面，仅苏志诚作陪。南怀瑾说古道今，纵论天下以及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
次日晚上，南怀瑾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畅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南怀瑾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南怀瑾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罪人。”
直到1990年12月31日，贾亦斌陪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代表杨斯德，终于与代表李登辉的苏志诚在南怀瑾寓所首次会面。
会谈一开始，苏志诚就滔滔不绝地为李登辉评功摆好，希望取得大陆对李登辉的信任。他向对方透露，李登辉正在做准备，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杨斯德当即说：“中共中央对李登辉先生是很肯定的，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希望能在他任内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已确定，以李先生为谈判对手。我们从来没有说李登辉是台独，更没有说这个人不可信。有许多台湾朋友来北京，我们也在帮李先生做工作，告诉他们对本省人一概排斥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
第二天的密谈中，南怀瑾向双方建言献策：“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中华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使之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划出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板。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东沙群岛，对东南亚至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权力。下策是只就两岸经济、贸易、投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当他谈到两岸合作成立一个经济特区时，双方一致叫好。
首次密谈结束后，双方约定把会谈录音带回去，各自向两岸高层报告，到农历新年时再谈一次。1991年1月3日，南怀瑾给两岸领导人手书一信，分头送出。信中有一段说：
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
杨斯德告诉对方：“邓小平只管大方向，不管具体事务”
第二次密谈是1991年2月17日。那天正是春节，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在南怀瑾寓所与苏志诚、郑淑敏和尹衍梁再次会谈。苏志诚急切地想了解大陆方面如何回应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
南怀瑾知道，这是苏志诚眼下最关心的事。虽然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是蒋经国生前就确定下来的政策，现在不过是由李登辉来宣布一下而已，但这毕竟是李登辉继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如果大陆能给予积极回应，在当时台湾人心普遍希望和平的情况下，李登辉就为自己积累了一大笔政治资本。
眼看杨斯德对此不以为然，苏志诚可能空手而归，密谈就会陷入僵局。南怀瑾起身对杨斯德说：“一旦台湾宣布了，北京没有及时回应，对李登辉来说问题很严重，内部会有反对意见。”
这时，贾亦斌立刻插话：“最近，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后，两岸还是交战状态。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使我们很难表态。”
苏志诚急忙解释说：“郝柏村的话只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是一个军人，对大陆政策并不了解，我们的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括李‘总统’和李元簇‘副总统’在内只有六个人。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方大陆政策的依据，我可以念一份本月5日这六个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是我做的。我来前曾请示
能否读给杨先生听，是得到最高层同意的。”
苏志诚念完文件，杨斯德要求复印一份带回北京，被苏志诚拒绝了。但杨斯德并未介意，他继续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把中共定位为友党，将来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达成秘密或公开协议。”杨斯德话音刚落，苏志诚立刻问：“你的这些意见是否向最高层报备了，邓小平是否同意？”杨斯德说：“报备了，但邓小平只管大方向，不管具体事务的。”双方讲定在3月底再谈一次，讨论具体细节。
同年（1991年）3月29日，两岸密使按事先约定来到香港。在南怀瑾的新宅，苏志诚与杨斯德举行第三次密谈。贾亦斌这次没有参加。
双方会谈气氛一开始就很紧张。南怀瑾见双方的想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拖下去只会越来越僵，就提出一个“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八字方针，双方都同声称好。南怀瑾趁热打铁说：“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呀！你们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管用，就是条约；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这是一句文学语言，妙就妙在这里。”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具体方案，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搭台人谢幕，“汪辜会谈”登场
1991年5月1日，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邓小平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四人组成项目小组，由汪道涵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6月16日，大陆派汪道涵、杨斯德、许鸣真赴港，与台湾代表苏志诚、郑淑敏会面，双方接受南怀瑾建议，敲定首次汪辜会谈日期。南怀瑾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基本三原则为：“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根据南怀瑾的记录，两岸密使会晤时主要以化解两岸敌意、签署和平协议为讨论重心。但后来因苏志诚在密谈中采取蒙骗手段，与南怀瑾失和，加上李登辉玩两面手法等因素，从而中断了贾亦斌与南怀瑾开辟的这一两岸密谈管道。随后，启用“汪辜会谈”的新管道。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在香港举行商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从11月3日到12月3日，两会通过书面往来“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将其简称为“九二共识”。从此，“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名词。
“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并为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南怀瑾，对于在密谈后期，李登辉的背信弃义、苏志诚的欺师辱祖彻底失望。他在退出两岸密谈的时候，在拍纸簿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是一场愚痴无智的诳语笑谈会，此乃我心裁决的结语。”（责编 刘晓燕）
汪道涵、南懷瑾與九二共識
中央選中南懷瑾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隱士式人物，作為兩岸關係的傳話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南先生是兩岸關係唯一合適的牽線人。
專欄：緬懷南師 作者：南懷瑾學術研究會 日期：2017-01-08
撰文：周瑞金（中國資深報人、《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
編按：本文摘自周瑞金先生文章《世間已無汪道涵 兩岸同嘆絕唱曲》《紀念三位歷史老人》《1998年我拜會辜振甫和南懷瑾》並做編輯，已經周瑞金先生審定並授權發表。
汪道涵先生一生從事革命，經歷豐富，貢獻良多。但他晚年擔任海峽會長14年間，致力於兩岸事務而創造出的業績，從「九二前密談」到「九二共識」，從九三「汪辜會談」到九八「汪辜會晤」，這應當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成就，也是他留給兩岸國人最出彩的華章。
據我從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處了解到，汪老介入兩岸事務，早在他任海峽會長之前。南先生在美國隱居三年後，於1988年返抵香港客居。在他剛住下來的第六天，當年在成都軍校的老同事、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副主席賈亦斌突然找上門來，幾個月後又介紹中央對台工作負責人楊斯德與南先生接上關係。
當時，中央選中南懷瑾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隱士式人物，作為兩岸關係的傳話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南先生是兩岸關係唯一合適的牽線人。
為著民族統一大業和兩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著「買票不入場」的態度參與其中。不久即應李登輝的邀請返台與李共商對大陸政策。從1990年12月31日開始，終於促成兩岸密使在南先生香港寓所重開國共兩黨會談。
「我編一個劇本，你們審查」
在兩岸代表第一次會談中，南先生即提出建議：「我編一個劇本，你們審查。我建議成立一個中國政經重整振興委員會，包括兩岸兩黨或多黨派人士參加，修改歷來憲章，融合東西新舊百家思想，以及中華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國號、年號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委員會內商量，成為全中國人的國統會。這是上策。中策是大陸劃出從浙江溫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廈門一塊地方，台灣劃出金門馬祖，兩岸合起來搞一個經濟特區，吸收台港等地百年來的經濟工商經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做一個新中國的樣版。下策是只對兩岸經濟、貿易、投資、通與不通的枝節問題商討解決辦法。大家談生意，交換煤炭石油。」
會談了幾次，終因雙方分歧太大，未獲進展。
汪道涵、許鳴真成為密使
於是南先生提議大陸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許鳴真二人為密使，參與會談。由此，提升會談分量，增進會談效果，促成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老被江澤民主席委任為會長。
1992年6月，南懷瑾先生披掛上陣，為兩岸密使親筆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提出「和平共濟，祥化宿怨；同心合作，發展經濟；協商國家民族統一大業」三原則。
此建議書由汪老直接送達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獲得肯定，但終因李登輝沒有回應而失之交臂。從此，南懷瑾先生退出兩岸密使的會談。而在汪老的努力下，兩岸密使又分別在珠海、澳門、北京等地密會多次。
1992年月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為會長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以辜振甫為董事長的海峽兩岸基金會，在香港舉行了成功的會談，雙方達成「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的共識，這就是「九二共識」。這個共識一直成為兩岸對話與談判的基礎。
1993年4月27日，在汪老積極倡議和大力推動下，經兩岸共同努力，備受矚目的第一次「汪辜會談」，終於在新加坡正式舉行。4月29日，汪辜兩位老先生共同簽署了四項協議，標志著兩岸關係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這是海峽兩岸最高當局授權的民間機構最高負責人之間的首次會晤，引起世界震動。雖然會談內容只局限於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範圍，但它畢竟具有濃厚的歷史像征意義，對兩岸關係影響深遠。
1995年春節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問題，發表了著名的八項主張，即「江八點」。汪老當即向江主席舉薦南懷瑾先生，並將我當時在一家雜志上撰寫的介紹南先生情況的《奇書·奇人·奇功》一文，推薦給江主席參閱。
同時，汪老又代表江主席邀請南先生到北京，與江主席直接見面交談台灣社情與推動兩岸關係方略，並到中央黨校演講。由於南懷瑾先生抱有傳統的「士大夫」氣，對國共兩黨始終抱著「買票不入場」的態度，沒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書面邀請，終不為所動。
兩岸關係的離合
後經汪老進一步協調，幾個月後，南先生才以探望許鳴真為由（當時許在上海醫院處於病危狀態），動身來上海與汪老見面。並用了四個多小時，向汪老敘述台灣歷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灣政情黨情社情，以及國民黨近況與李登輝的變化，強調攻心為上，文化統一領先。談話錄音由汪老轉達中央。至於到中央黨校演講之邀，南先生雖未答應，但表示會寫本書以回應，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原本大學微言》。
遺憾的是，兩岸關係剛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由於李登輝1995年訪問美國，又中斷了歷史進程。直到三年後兩岸關係度過危機、處於微妙階段的時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應邀率領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和北京，與汪老再度聚首，並同江主席進行坦率交談，最後達成汪老應邀訪問台灣等四項共識。應當說，這是汪道涵會長以溫和、理性、創意之和談風格化解了雙方矛盾分歧，使兩岸關係春意初現。
恰在此時，我應台灣「中央通訊社」的邀請，率領《人民日報》新聞代表團訪問台灣。因此，汪道涵會長理所當然要借我訪台返港之機，了解當年一起參加兩岸密使會談的主持者的見解。
汪老當時先殷殷囑我多與台灣新聞媒體交流溝通，要我以大陸第一大報的身份推動兩岸媒體合作，爭取台灣當局同意兩岸主流媒體互派長駐記者。並交代我代他向辜振甫先生致意，同時要深入了解台灣政界對剛達成的汪辜會晤四點共識的反應。他說最近接連接到台灣方面有識之士來電來函，對汪辜再次在大陸會見反響熱烈，正面回應很多。最後，當我向他告辭時，汪老握著我的手，鄭重其事地交代說，在你們代表團返回途經香港時，你一定要前去拜會南懷瑾先生，聽取他對這次汪辜會談的看法和意見。
後來，我們代表團的台灣之行，基本上就是按汪老的意圖進行的。到達台北的第二天，便拜訪了辜老先生。他在台北台泥大廈自己辦公室親切會晤代表團，與我們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無拘束交談。他說：「我有55年未到北京，53年未到上海，再到大陸我有驚世之感，和以前的情況不能比。大陸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成功的景像，令我印像深刻。這次與汪老會晤是在兩岸關係冰凍很久後舉行的，顯示了兩岸以協商代替對立時代的來臨。我看，兩岸只要多接觸，以中國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條解決問題的路子來的。」他談到未來兩岸之間媒體的交流很重要，互派長駐記者是好的方向。
辜老談起這次大陸行與江澤民、汪道涵先生見面聊天的情景，頗為感奮歡愉，說自己在台灣「立法院」報告大陸行時，有三位立法委員高興得唱京戲，還有人獻花，這是前所未有的。他說「行政院長」蕭萬長急於了解大陸情況，特請辜老共進晚餐，台灣政界大都正面看待四點共識。各方都將做出規劃，推動兩岸關係。
此外，我們在台北遍訪了台灣主流媒體，與台灣新聞界頭面人物都見了面，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溝通成果。
我們代表團從台灣訪問歸來，途經香港。因汪老事先交待我到香港應去拜見南懷瑾先生，聽取他對「汪辜會晤」的反應。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訪神交已久的南先生，那是在1998年11月8日晚上。當時南先生81高齡，精神矍鑠，稱我為「南書房行走」來了。一語雙關，既說我是中央機關報主持言論的副總編，經常要跑中南海；又戲稱今天我是到「南懷瑾書房行走來了」。五年後南先生回上海，在蘇州吳江建太湖大學堂，我已從人民日報社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經常跟隨南先生習禪修煉，果真應了「南書房行走」的戲言。
當我見到南先生，首先代汪道涵會長向他問候致意，並懇切詢問他對這次「汪辜會晤」的看法。想不到，南先生似乎早就知道我會提出這個問題，就哈哈一笑，心直口快說道：「現在兩岸都說好，我看不會有結果。‘汪辜’閩南話是‘黑鍋’，某人在台灣名聲不好。而李登輝這個人你們都沒有看透。他在執政初期，權力基礎未穩，利用密使會談，緩和兩岸關係，取得大陸對台灣地位的認可，得以騰出手來將李煥、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敵消除掉，鞏固自己權力。現在，李登輝不同了，他會容忍汪道涵去台灣講統一嗎？」
我一回到上海，汪道涵會長馬上接見我，聽我彙報台灣之行，他特別關注南懷瑾先生的反應，我當時隱諱「黑鍋」之說，只說南先生不看好兩岸關係的改善，認為汪會長回訪台灣機會渺茫，李登輝的地位和態度都已發生變化，不可能讓道涵先生到台灣去宣講兩岸統一。
汪辜會談的句號
果不其然，南先生在香港對汪辜會談說的話，竟一語成讖。1999年7月，李登輝公然拋出「兩國論」，汪道涵會長台灣之行終成泡影。從此，汪辜兩老，對隔海峽，咫尺天涯，無緣再見，抱憾終生。
2005年12月24日，汪老與世長辭。正在閉關的南懷瑾先生在關中超度老友，並撰挽聯一副——海上鴻飛留爪印，域中寒盡望春宵。由我轉達，獻到汪老靈前。南先生以此聯表達了對國共合作信使同道的哀悼之情，認為汪先生走了，「汪辜會談」也畫了句號，希望兩岸關係的寒冰期早日結束，開啟新的「春宵」時代。
汪道涵、辜振甫、南懷瑾，三位歷史老人真是時代精淬出來的典範，是兩岸關係的卓越開拓者！他們對兩岸人民的共同命運，有著深切的關懷與使命感，在人生最後歲月裡，無私無我地奉獻投入，毫無個人的利益算計。其人品、氣質、胸懷、意志，其學養、歷練、視野、風度，不但在同儕中卓然拔萃，在後來者中恐也難以超越。
原刊於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圖片：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