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大寨--一場造神朝聖運動

分析：大慶大寨--一場造神朝聖運動

尚清 BBC中文網記者

2015年 2月 4日

20世紀60年代，中國大地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

1963年底，經過三年多的奮戰，位於東北松遼盆地的大慶油田完成探明和建設，結束了中國人靠「洋油」過日子的時代。
據中國官方的報道，在大慶石油會戰中，有「鐵人」之稱的王進喜在1960年3月率隊從玉門到大慶，組織職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運和安裝鑽機，用「盆端桶提」的辦法運水保開鑽，他本人還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壓井噴。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大慶油田的開發，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典型，其經驗值得各個領域學習推廣。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大寨村的先進事蹟，並配發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中國人民學習大寨的戰天斗地的精神，中國大陸掀起了學習大寨熱。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從1953年開始，在大寨公社支部書記陳永貴的領導下，農民們用五年時間，從山下擔土到石山上修造梯田，在山頂上開闢蓄水池，所謂「萬里千擔一畝田」，把村裏的七條大溝變成良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狀態，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
王進喜在1964年 12月21日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於同年12月26日，參加毛澤東71歲生日宴會，毛澤東稱讚鐵人是「工業帶頭人」。而同時應邀赴宴的大寨支部書記陳永貴因帶領村民開渠引水修正農田成為一代人效仿學習的榜樣，後在毛澤東的提名下破格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

政治運動

51年過去了，這場運動也許已經從許多人的記憶中漸漸消逝。今日的中國也不再是大慶大寨所處的貧窮落後的時代了。那麼如何評價這段歷史呢？大慶大寨對時下的中國還有什麼意義呢？
旅居美國的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說，從政治角度上講，大慶大寨首先是一場「反修防修」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
他說：「在文革發動的標誌性的文件《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過）》有過完整的提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它被作為『毛澤東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決策』之一。換句話說，它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這一運動無疑是文革發動的前奏曲之一。」
宋永毅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樹立王進喜和陳永貴這兩個典型，甚至破格提拔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並不存在他們被政治綁架或政治利用，因為他們兩人本身就是幹部，就是政治人物。
他說，「毛澤東1964 年12月26日請王進喜、陳永貴等勞模參加他的生日宴時，大談的也是幹部參加勞動和『反修防修』的重大意義。」

Image caption 「鐵人」王進喜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壓井噴的經典照片。

不過他認為，對王進喜來說，情況稍有不同。因為大慶油田在經濟上改變了中國貧油狀態的貢獻也是不可抹殺的。但是，毛澤東看中的是他如何結合毛的「兩論」哲學思想，發揚戰爭年代的獻身精神和英雄主義氣概。而大慶石油大會戰中表現出來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勝利又使毛澤東找到了他前些年已經淪為笑柄的「大躍進」的成功範例。
在宋永毅看來，當年在石油勘探理論上突破西方和蘇聯專家框架的中國科學家比王進喜對大慶油田的貢獻不知道大多少倍，但是毛就是不樹立他們當典型。

路線鬥爭

反觀「大寨」經驗，從新中國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毛提出「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主要也是為了對抗劉少奇等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議後的一系列比較寬鬆實際的經濟政策。
當時中國農村正處於大飢荒中，劉少奇等人提出的所謂「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的政策對於全國農民渡荒自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人民公社的烏托邦體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宋永毅認為，毛提出的「大寨」經驗，其實質是在人民公社接近破產的情況下，重新找出一個成功的典型。學大寨其實是一場「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它又和個人崇拜及以階級鬥爭為綱相結合，使農民在生產經濟活動中長期失去自主性，嚴重抑制其生產積極性，導致農村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遲緩了農村商品經濟和農民脫困的步伐。而其實用化、形式化、教條化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更阻礙了農村的現代化進程。
農業學大寨運動當時主要是在冬季農閒時，組織農民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但在運動中，有許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浪費了許多農村勞動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如有的地方要求農民壘壩必須將石頭鑿成正方，以便好看；有的地方追求糧食產量，強迫農民種植營養成分低但產量高的雜交高粱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進行農業學大寨」，也就是可以向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施加罪名，不允許任何不同的意見存在。
宋永毅補充說，那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其實也應當包括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旗號下的不注重安全生產的蠻幹，和破壞自然資源的亂開「大寨式」的梯田。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當時的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了工業學大慶的問題，並且形成了又一個工業學大慶的高潮。1977年4月，華國鋒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在沒有掌握可靠的地質資源的情況下，貿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
這次會議把學不學大慶提到了走不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高度，要求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把全國1/3的企業建成大慶企業。
宋永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在經濟活動中，『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的『大慶』『大寨』精神在當時的某一地某一村還是有其實際成果的。但是整個六十年代和文革中把它們無限地擴大為「一刀切」的全國性的硬指標來學習，就違反了經濟規律。
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轉發國家經委黨組《關於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的通知，指出過去在長期「左」的思想影響下，把大慶的一切經驗幾乎都和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聯繫起來，去總結、去拔高，總結一次，拔高一次，直至把有些經驗絕對化、模式化，在宣傳和推廣中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造成的，主要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在有關的上級領導。
至此，「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被畫上了休止符。

悲劇英雄

圖片版權 bbc

Image caption 1975年1月，在毛澤東的建議下，陳永貴出任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

曾以「寧可少活二十年，拼死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壯語而聞名的王進喜在1967年2月受到批鬥。3月下旬，周恩來在北京宣佈王進喜在大會戰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鬥。1968年 5月，王進喜被推選為大慶革委會副主任。
1970年 4月19日，王進喜在解放軍301醫院被確診為胃癌晚期。同年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歲。
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奪權，周恩來授意陳永貴組織其自己的紅衛兵。於是陳永貴同已經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書記劉格平等人組建自己的造反組織，名為「晉中野戰軍」，為奪取山西政權同另一派「總司派」展開大規模武鬥。
197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大）上，為了彌補林彪等人遺留的空缺，陳永貴等人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
1975年1月，在毛澤東的建議下，陳永貴出任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
在職期間，陳永貴實行「左」的路線，在全國推行「革資本主義尾巴」：取消自留地，生產核算權放在大隊一級等。
在鄧小平主導實行改革開放後，陳的路線都被取消。但他對新政策牴觸，拒不在大寨下放自留地。陳於1980年9月被迫辭職，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
1986年3月26日，71歲的陳永貴在北京因肺癌去世。

精神價值

縱觀大寨大慶歷史，把王進喜和陳永貴這兩個悲劇性的英雄人物樹立為典型，也是毛澤東要實現中國是工人農民的國家「烏托邦」的結果。同時，也是一場當局精心策劃的造神朝聖運動。
他們的事蹟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也許帶有某些荒誕色彩，但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至少給中國人帶來了某種精神支柱。在今天從官場到民間信仰奇缺，道德淪喪的中國社會裏，大慶大寨是否還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呢？
宋永毅認為，我們今天談大慶大寨，並不是說它一無是處。比如大寨經驗中的反對幹部的官僚主義，大慶經驗中的尊重科學在今天就仍然值得提倡。
的確，陳永貴當國務院副總理時工資為每月400多元，但他從不領工資，只掙在大寨的工分，無法承擔伙食費，所以政府另行補助他每月120元「生活補貼」。無論在哪裏視察，他都得按照規定自繳飯費和糧票。
在如今「老虎蒼蠅」遍地開花的中國大陸，永貴大叔堪稱一朵奇葩。
難怪毛澤東的侄女毛小青在2009年曾呼籲兩會重提「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在她看來，大慶大寨是「我們新中國精神的典型代表，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精華，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先進精神。」
（責編：董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