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前主席「自首」 比利時會否引渡？
因領導獨立運動而受到西班牙政府通緝的加泰隆尼亞（又譯：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前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已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向當地警方"自首"。
周日（11月5日），比利時檢察機構的一位發言人說，普伊格蒙特及另外四名前官員已於當天上午自首。發言人說，一位調查法官將於周一早晨決定，比利時政府是否應該執行西班牙法院上周五發出的歐盟逮捕令。
加泰隆尼亞10月初舉行獨立公投，自治區議會於10月27日宣告獨立。西班牙中央政府隨即決定，終止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權，並解除了自治區議會主席普伊格蒙特等官員的職務。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還宣佈，將於12月21日在加泰隆尼亞舉行地方選舉。
西班牙檢方表示，尋求以叛亂、煽動叛亂、濫用公款等罪名起訴普伊格蒙特等人。普伊格蒙特於10月30日出逃至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普伊格蒙特在布魯塞爾說，如果西班牙不能保證公平審判，他就不會返回西班牙。
和他同時自首的還有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前農業部長、前衛生部長、前文化部長和前教育部長。
比利時檢方發言人說，普伊格蒙特等人是周日上午當地時間9點17分和律師一起來到比利時聯邦警察局自首的。
發言人說，比利時調查法官必須在24小時之內，即周一上午9點17分之前，決定是逮捕普伊格蒙特等人還是駁回歐盟逮捕令。另外兩種可能是有條件釋放和取保候審。
如果法官決定實施逮捕令，比利時必須在60天內將嫌疑人引渡至西班牙。但如果嫌疑人不對該決定提出上訴，就可能很快被引渡回國。
比利時會拒絶引渡嗎？
如果比利時認為引渡會侵犯嫌疑人的人權，就可能會駁回歐盟逮捕令。由於政治、宗教或種族原因造成的歧視，以及嫌疑人遭到不公正審判的危險，都可能構成拒絶引渡的理由。
歐盟法律規定，可能導致引渡的罪名有32項。但是，叛亂、煽動叛亂都不在這32項罪名之內。
加泰隆尼亞抗議持續
周日，加泰隆尼亞各地針對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抗議持續進行。西班牙政府拘留了八名加泰隆尼亞前政府官員和兩名獨立運動支持者。
示威者在各大城市的廣場上貼出標語，要求中央政府釋放"政治犯"。
同時，普伊格蒙特所屬的加泰隆尼亞歐洲民主黨（PDeCAT）說，該黨希望他能在12月21日的地方選舉中代表該黨參選。
此前一天，普伊格蒙特呼籲所有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的黨派能組成一個聯合陣線，在地方選舉中繼續為獨立而戰。
加泰獨立運動進入司法戰 比國將決定罷黜官員未來
遭西班牙發布全歐逮捕令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與其他4位遭西班牙政府罷黜的加泰隆尼亞官員，5日(周日)向比利時警方自首，比國法官將進行調查，並在24小時內決定要拘留或釋放五人。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進入司法戰。比利時布魯塞爾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迪赫梅普（Gilles Dejemeppe）表示，普伊格蒙特等人向比利時警方自首後，法官將在6日(周一)決定下一步行動，包括：釋放、逮捕或有條件保釋。
迪赫梅普說，如果法官決定執行拘捕令，普伊格蒙特等五人將被羈押，等候引渡期間將在監獄度過，引渡程序估計會超過60天；但法官也可以拒絕引渡他們返回西班牙，或逮捕後容許他們有條件保釋。
比利時在1990年代曾拒絕將巴斯克分離運動組織（ETA）人士引渡回西班牙，當時造成兩國關係緊張。
(中時電子報)
【01周報社論】加泰獨立演成鬧劇 香港政治人物須反思
撰文： 香港01
發佈日期：2017-11-06 07:00
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擾攘近兩個月之後，卻以近乎鬧劇的方式結束。10月27日，加泰議會強行表決建國議案，遭到西班牙中央政府動用憲法155條，凍結了其自治權、並解散自治政府。「立國」失敗後，發動公投的加泰前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和數名親信逃到比利時，遺下加泰人民承受失敗所留下來的爛攤子。
「立國」鬧劇和「公投自決」的幻象被捅破，固然發人深省，而普伊格蒙特作為受人民託付的政治領袖，
不單全盤敗北，更自我炮製了缺乏政治承擔的負面形象。這既是700多萬加泰人民的悲劇，也是700多萬香港人的反面教材。加泰議會在9月初啟動獨立公投程序以來，普伊格蒙特曾給了加泰人民一個獨立夢，不過運動失敗收場的時候，他竟然外逃以求明哲保身。雖然他否認有意尋求政治庇護，但卻找擅長打庇護官司的律師貝卡特（Paul
Bekaert）幫忙抵擋馬德里的追責行動，直至昨日才向比利時警方「自首」。各種事態表明，他非但不是一名具備歷史眼光的精神領袖，比起留守國內的一眾閣員，政治情操更相形見絀。
對香港人來說，加泰獨立公投的事態發展，看似只是一齣異國政治的連續劇。 然而，普伊格蒙特不應只是讓人「吃花生」的角色。他的離開，暴露了他的「算計」和「貪生怕死」；「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在他身上表露無遺。回顧香港，不期然也讓我們想起過去幾年的一些「政治領袖」，當歷史的聚光燈照射到他們身上時，結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例如2014年發起佔領運動的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他提出了以「和平佔中」，作為香港爭取「真普選」、與北京討價還價的手段。雖然，計劃原以從容就義的精神出發，但現實上卻不斷被激進派所騎劫。在民間投票選出普選方案的程序之中，溫和中間方案都被擠走。而黃之鋒等學生領袖提前發動佔領，更令戴耀廷等發起者只能步履蹣跚地跟隨在後。其後港府改變策略，任由佔領人士日復日地停留在各個「佔領區」，整個運動更變得失去方向。一方面各派系間內訌不斷，「拆大台」成風；另一方面，在曠日持久的情況下，支持運動的民氣嚴重耗損，反對運動的民情愈來愈高漲；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終於在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之下結束。香港政制發展仍然原地踏步、「黃藍角力」所引致的社會撕裂，至今仍未解決；不少市民更因而對社會運動失望氣餒。很顯然，在現實的考驗下，戴耀廷等人都沒能擔當好這次佔領運動的領導角色。
對香港人來說，加泰獨立公投的事態發展，看似只是一齣異國政治的連續劇。 然而，普伊格蒙特不應只是讓人「吃花生」的角色。他的離開，暴露了他的「算計」和「貪生怕死」；「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在他身上表露無遺。回顧香港，不期然也讓我們想起過去幾年的一些「政治領袖」，當歷史的聚光燈照射到他們身上時，結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例如2014年發起佔領運動的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他提出了以「和平佔中」，作為香港爭取「真普選」、與北京討價還價的手段。雖然，計劃原以從容就義的精神出發，但現實上卻不斷被激進派所騎劫。在民間投票選出普選方案的程序之中，溫和中間方案都被擠走。而黃之鋒等學生領袖提前發動佔領，更令戴耀廷等發起者只能步履蹣跚地跟隨在後。其後港府改變策略，任由佔領人士日復日地停留在各個「佔領區」，整個運動更變得失去方向。一方面各派系間內訌不斷，「拆大台」成風；另一方面，在曠日持久的情況下，支持運動的民氣嚴重耗損，反對運動的民情愈來愈高漲；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終於在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之下結束。香港政制發展仍然原地踏步、「黃藍角力」所引致的社會撕裂，至今仍未解決；不少市民更因而對社會運動失望氣餒。很顯然，在現實的考驗下，戴耀廷等人都沒能擔當好這次佔領運動的領導角色。
返回從政初衷 以大眾福祉為依歸
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姑勿論他的能力如何，最重要的仍是其從政目的。無論是從街頭或議會上獲得的權力，必然是以社會人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當然，這並不是說從政者只能談民生，但民生的進退，卻的確是從政者的主要成績單。可惜，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少挾着民意代表的議員，只把立法會當成是自我表演的舞台。
去年，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獲選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卻在宣誓過程中「加料」，結果遭到中央透過釋法撤銷議員資格。他們在作出這些舉動時，有否想過港府當時已透過「確認書」取消不少獨派人士的參選資格，顯示港府以至北京早有「排獨」決心，他們若再刻意衝擊北京對統獨問題的紅線，必定會遭到中央——亦即他們口中的「獨裁政府」以強硬手段回應。作為代議士，立法會議員擁有很多街頭抗爭者沒有的權利和資源，但同時間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角色轉移」，對選民有着更大的責任和義務。身為立法會議員，他們的一言一行皆受廣大市民關注，也對社會整體造成影響。支持梁、游的五萬多名選民，想來也不會希望他們逞一時之快，結果連宣誓一關也過不了。這樣的政治智慧水平，試問怎能作為委以重任的政治領袖？
近日香港其中一個受矚目的政治事件，是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高鐵「一地兩檢」議案，觸發新一波「拉布戰」。拉布近年成為泛民主派在議會內抗爭的重要手段，市民已司空見慣。今次之所以再惹爭議，是由於應屆立法會「票王」朱凱廸接連兩周引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塵封條款，阻止「一地兩檢」議案闖關，上周四更兵行險着，令非議之聲四起。
立法會《議事規則》合共有93項條款，朱凱廸這次援引的第88條（1）列於「Ｎ部其他事宜」，列明議員可隨時無經預告而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開議事廳，立法會主席須先處理有關動議，擱置其他議題。這個條款敏感之處，是把立法會變為閉門議事，違背透明原則。朱凱廸此舉引起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記協齊聲批評，前者斥責它嚴重損害新聞自由，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後者指出議員與政府的爭議不應影響傳媒採訪權。
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姑勿論他的能力如何，最重要的仍是其從政目的。無論是從街頭或議會上獲得的權力，必然是以社會人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當然，這並不是說從政者只能談民生，但民生的進退，卻的確是從政者的主要成績單。可惜，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少挾着民意代表的議員，只把立法會當成是自我表演的舞台。
去年，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獲選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卻在宣誓過程中「加料」，結果遭到中央透過釋法撤銷議員資格。他們在作出這些舉動時，有否想過港府當時已透過「確認書」取消不少獨派人士的參選資格，顯示港府以至北京早有「排獨」決心，他們若再刻意衝擊北京對統獨問題的紅線，必定會遭到中央——亦即他們口中的「獨裁政府」以強硬手段回應。作為代議士，立法會議員擁有很多街頭抗爭者沒有的權利和資源，但同時間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角色轉移」，對選民有着更大的責任和義務。身為立法會議員，他們的一言一行皆受廣大市民關注，也對社會整體造成影響。支持梁、游的五萬多名選民，想來也不會希望他們逞一時之快，結果連宣誓一關也過不了。這樣的政治智慧水平，試問怎能作為委以重任的政治領袖？
近日香港其中一個受矚目的政治事件，是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高鐵「一地兩檢」議案，觸發新一波「拉布戰」。拉布近年成為泛民主派在議會內抗爭的重要手段，市民已司空見慣。今次之所以再惹爭議，是由於應屆立法會「票王」朱凱廸接連兩周引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塵封條款，阻止「一地兩檢」議案闖關，上周四更兵行險着，令非議之聲四起。
立法會《議事規則》合共有93項條款，朱凱廸這次援引的第88條（1）列於「Ｎ部其他事宜」，列明議員可隨時無經預告而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開議事廳，立法會主席須先處理有關動議，擱置其他議題。這個條款敏感之處，是把立法會變為閉門議事，違背透明原則。朱凱廸此舉引起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記協齊聲批評，前者斥責它嚴重損害新聞自由，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後者指出議員與政府的爭議不應影響傳媒採訪權。
在一眾新晉議員中，朱凱廸以勤力認真、據理力爭見稱，拋出第88條（1）這個「撒手鐧」時，他其實自知理虧，明言提出議案使自己「被釘在限制言論自由的羞辱柱之上」，但必須頂住壓力捍衛立法會的尊嚴。議員寧被釘在羞辱柱上，也要不擇手段地堅持抗爭，突顯香港當前政治鬥爭惡質化到何等程度。
走出鬥爭和民粹的永劫回歸
泛民主派代表社會上過半數的主流民意，亦背負着香港普羅大眾對改善生活的追求，若作為負責任的從政者，就要有魄力領導香港，走出鬥爭和民粹的永劫回歸。泛民應該好好思考，除了拉布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以實績報答市民的託付，還是如普伊格蒙特般短視，將整個社會也拖下水？若真的如此，他們相對於「以鬥爭為綱」的梁振英，也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過去五年，梁振英不斷以敵我思維處理矛盾，釀成香港社會前所未有的撕裂；新政府上台以後，修補社會撕裂也就成為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期望。除了泛民要汲取箇中教訓，建制派與政府亦應該深刻反思，即使在拉布戰中獲得一時勝利，成功修改議事規則，但建制和泛民之間、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鴻溝一日不拉近，導致議會生態扭曲的根本矛盾就不可能解決，這只會迫使泛民尋找其他方式癱瘓議會。尤其建制派與政府的剛愎自用，將會激起更多市民趨向以更極端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令香港陷入更嚴重的撕裂與對立之中。
從政者若要在民眾中建立信心，必先律己以嚴。正如那些不停把愛國掛在嘴邊，動輒指摘別人「不愛國」，而自己卻不肯放棄外國護照的建制派議員，試問又怎能獲得人們的尊重？所謂「路遙知馬力」，始終不能逃避歷史的法眼。
要香港的政治生態鳳凰涅槃，首先必須摒棄政客心態和民粹思維。談政治就要有談政治的氣魄和視野，「政客想着下一場選舉，政治家想的是下個世代。」19世紀美國作家兼神學家James Freeman Clarke這句名言，道出了從政者應有的承擔。香港政治制度的缺陷局限了從政者施展才能的空間，從政者也就只能不斷動員市民，營造「民意」支持；但是若然從政者只顧與對手累鬥累，繼而將整個社會拖下水，市民的長遠利益必然受損。只要看看普伊格蒙特在加泰公投中的窘態，無論泛民、建制派和政府，都應該有更全面的大局觀，把香港人的福祉作為思考問題的核心，莫執迷於政治角力之中，忘卻作為政治人物應有的初心。
走出鬥爭和民粹的永劫回歸
泛民主派代表社會上過半數的主流民意，亦背負着香港普羅大眾對改善生活的追求，若作為負責任的從政者，就要有魄力領導香港，走出鬥爭和民粹的永劫回歸。泛民應該好好思考，除了拉布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以實績報答市民的託付，還是如普伊格蒙特般短視，將整個社會也拖下水？若真的如此，他們相對於「以鬥爭為綱」的梁振英，也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過去五年，梁振英不斷以敵我思維處理矛盾，釀成香港社會前所未有的撕裂；新政府上台以後，修補社會撕裂也就成為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期望。除了泛民要汲取箇中教訓，建制派與政府亦應該深刻反思，即使在拉布戰中獲得一時勝利，成功修改議事規則，但建制和泛民之間、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鴻溝一日不拉近，導致議會生態扭曲的根本矛盾就不可能解決，這只會迫使泛民尋找其他方式癱瘓議會。尤其建制派與政府的剛愎自用，將會激起更多市民趨向以更極端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令香港陷入更嚴重的撕裂與對立之中。
從政者若要在民眾中建立信心，必先律己以嚴。正如那些不停把愛國掛在嘴邊，動輒指摘別人「不愛國」，而自己卻不肯放棄外國護照的建制派議員，試問又怎能獲得人們的尊重？所謂「路遙知馬力」，始終不能逃避歷史的法眼。
要香港的政治生態鳳凰涅槃，首先必須摒棄政客心態和民粹思維。談政治就要有談政治的氣魄和視野，「政客想着下一場選舉，政治家想的是下個世代。」19世紀美國作家兼神學家James Freeman Clarke這句名言，道出了從政者應有的承擔。香港政治制度的缺陷局限了從政者施展才能的空間，從政者也就只能不斷動員市民，營造「民意」支持；但是若然從政者只顧與對手累鬥累，繼而將整個社會拖下水，市民的長遠利益必然受損。只要看看普伊格蒙特在加泰公投中的窘態，無論泛民、建制派和政府，都應該有更全面的大局觀，把香港人的福祉作為思考問題的核心，莫執迷於政治角力之中，忘卻作為政治人物應有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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