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新潮流？
作者：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1世纪的头十年，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相对声望戏剧性地颠
倒过来。十年前，网络泡沫破灭前夕，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美国。美国民主被广泛效仿，尽管它并非总是受到喜爱；美国技术风行全球；轻度管制的“盎格鲁-撒克
逊”式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然而美国很快就将这些道德资本挥霍一空：伊拉克战争及它在军事入侵和民主推广之间建立起的密切联系，玷污了民主的声誉；
华尔街金融危机则让人们不再相信市场可以自律。
相比之下，中国则顺风顺水。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罕见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许多
中国人都把安然渡过金融危机看作中国体制合理性的证明，以及美式自由理念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端。国有企业再度吃香，中国政府选择通过国企来落实大
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一切事物不假思索地崇拜，如今则用一种更加细致、更带批判性的目光来审视美国的种种弱点，某些人的态度甚至近乎
蔑视。所以，有民调显示认为本国发展方向正确的中国人比美国人多得多，也情有可原。但是，何谓中国模式？许多观察人士信手将中国归入“威权资本主义”类别，与俄罗斯、伊朗和新加坡同伍。然而中国模式自成一体，其独特的治理模式难以描述，更不用说效仿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无法输出的原因。
中 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策、并且相对有效地执行这些决策，至少就经济政策而言是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为满足工业日益发展的需求，中国已大举兴建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利和电力系统。印度的情况与此相反，新投资项目总会受到工会、游说团体、农会和法庭的 阻挠。印度是一个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普通民众可以反对政府规划；中国的执政者可将100多万人口迁出三峡库区，而几乎无需提供任何补偿。
虽然如此，中国政府的质量却高于俄罗斯、伊朗或其它经常与之归为同类的威权国家，而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执政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应接受民众问责。这种问 责当然不涉及程序；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既不受法治约束，也不受民主选举约束。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压制民众批评的同时，也竭力在掌握民众的不满，调整政策加以 应对。他们对城市中产阶级和创造就业的强大商业利益集团最为关注，但当民众对涉及低层党员干部腐败无能的大案要案表示愤慨时，他们也会做出反应。
的 确，中国政府经常对它所认为的民意反应过度——正如一位驻北京外交官所言，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制度化的方法来判断民意，如选举或自由媒体。举例来说，去 年中国没有小心维持理性的中日工作关系，而让两国因中国渔船船长被扣事件而起的冲突愈演愈烈，似乎是因为预期民众反日情绪高涨。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在富起来的同时向民主转型，而且希望中国在实力强大到足以构成战略和政治威胁前经历这一转型。但这个希望似乎不太可能实现。中国政府知道 如何迎合中国精英阶层和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对民粹主义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多党制民主在中国鲜有人支持。精英阶层担忧，泰 国民主的例子就是一个警告——警告他们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泰国，一位走民粹主义路线的总理的当选，引发了他的支持者与当权派之间的暴力冲突。
近 来，中国的不平等显著加剧，这对一个仍自称走共产主义路线的国家来说颇具讽刺性。许多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还有些人正遭受残酷地剥削。 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更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开发商同流合污、从不幸的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的案例举不胜举，助长了民众的愤怒。中国每年都会 出现数千起社会抗议活动，受到压抑的民愤经常以暴力形式在这些活动中爆发出来。
中共似乎认为，它可以通过领导层更加积极地对公众压力做出反 应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一个伟大历史成，就是创造出了高质量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远胜于其它多数威权国家的政府。今天，中国正将社会 开支向被忽视的内陆地区转移，从而提升消费、避免社会崩溃。我对这一做法能否奏效表示怀疑：对任何一个自上而下的问责体制而言，监控和回应底层发生的事件 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效的问责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民主——来实现。在我看来，这种问责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但有朝一日，在遭 遇严重经济衰退、或更加腐败无能的领导人时，中国体制脆弱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公开挑战。民主的优势往往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如果 以市场导向的民主模式想要胜出的话，美国人必须坦承自己的错误和误解。华盛顿过去十年的对外政策过于依赖军力、过于单边主义，其仅有的成就是激起了对自身 不利的反美情绪。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主义在最初取得成功后又延续了太长时间，结果只带来了财政赤字、有欠考虑的减税和不及格的金融监管。
这 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得到承认和解决。但美国模式中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中国能快速适应局面，做出艰难的决定并有效地贯彻实施。美国人则以宪 法的制衡原则为傲，这种制衡原则基于一种不信任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文化。这种体制保障了个人自由和私营部门的活力，但它现在却变得两极分化、思想僵化。目 前，该体制几乎无意解决美国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美国民主或许拥有中国体制所欠缺的内在合法性，但如果政府内部出现分裂、无力治理国家，那么它对任何人来 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示威学生树立起一座以自由女神像为蓝本的塑像，来表明自己的热望。未来某天中国会不会有人做出同样的举 动，取决于美国人如何解决自己目前面临的问题。
本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员，其最新著作《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将于今春出版
译者/何黎
2011年07月20日 07:08 AM
中国：用历史塑造未来
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了自己的90岁诞辰。在之前的一
些日子，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地播放着各种历史剧，讲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与各色敌人做斗争的事迹。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
首的新毛派阵营，他们提倡在全国各地工作场所和学校唱红歌，比如《东方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中国为自己的新书进行宣传时，设法出席了一场有大约7万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
“红色文化”的复兴，与中共初创时“追
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没有半点联系。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如今推广红色文化，是把它作为一种增强稳定的手
段。马克思主义歌曲《国际歌》没有得到推广，这首歌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当局唯恐它会暗示中国也有必要上演一场“阿拉伯之春”。经历过文化大 革命、岁数比较大的中国人，深知这场运动的惨烈之处，也明白新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这一代人“决不让类似事情重演”的决心。中共领导人任期方 面的限制，以及集体决策的安排，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又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但是，由于中共始终未曾允许对毛泽东的“遗赠”予以坦诚的评价，年轻一辈中国 人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怀旧情绪回望那个年代，以为那是一个以稳定和公有为特色的时代。
然而，伴随着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严肃研究的复 兴，在中共的叙事之外，正在形成另一种历史的叙事。毛泽东曾抨击孔子反动，但如今学术界却尝试在国际关系方面重新运用孔子的思想。2009年，美国学者杜 维明离开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前往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宣扬儒家思想，视之为一种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严肃伦理体系。学校里又开始定期讲授中国断代史，人们对于 中国传统医学、音乐和艺术的兴趣重新浓厚起来。
中国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为了给施行威权统治的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西方历史理论肯定会把中 国视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或许已经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但却从未培养出法治与民主责任。当中国最后一个封 建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认为应当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只有到了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之后，才有人努力恢 复这种中断了的传统。张维为等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辩称，中国并非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有别于西方（但与之同样有效）的原则基础上的文明国 家。
许多新儒家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对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凭借的并非宪法和多党选举等正式规则、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就要求帝王们具 备仁爱之心，而他们必须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中国古代的学校里，确实有一套被称作“法家”的纯正权力学说，哲学家韩非子对这一学说进行 了详尽阐释，而秦国则对其进行了冷酷的实践，并最终统一了中国。毛泽东青睐法家学说，并推动了它的复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儒家学说取代法家 学说、成为古代中国占据主宰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当代儒家学者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共在道义方面有着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 对于这种儒家学说的复兴喜忧参半。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急于给自己找出其它的合法性来源。但与马列主义相比，儒家思想 毕竟是一种真正更为本土化的产物，因此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年早些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竖立起来的孔子雕 像，几个月之后突然又被拆除了。
当代中国因此具备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文化传统——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这两种思想 目前在中国都得到了大力弘扬。新毛派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有可能轻易葬送中国人上一代人争取到的种种自由。新儒家则更为复杂：它既可能按照赞同自由 民主的方式解读儒家学说，也可能成为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基石。中国人必须找出自己的现代之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两种思想中，是否有一种能够承担 提供政权合法性的重任——抑或两者最终能否共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和《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作者。
译者/何黎
2012年05月14日 15:55 PM
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一直是高度复杂的中央
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一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法律制度。中国没有建
立起正式的权力制衡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各种规定及惯例约束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道德体系。规定和惯例让官僚体制的行为可以合理预测，儒家道德体系则
教育领导人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顾个人权势膨胀。今天运行的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产党充任。
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是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统治者手里，会有很多好处，但如何保证好皇帝会源
源不断地出现？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政府本应教化领导人，但坏皇帝仍不时出现，例如“邪恶的女皇武则天”，她杀死了唐朝很多贵族，或者明朝的万历皇帝，他曾
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折。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坏皇帝是毛泽东，他给中国人造成了无法言说的痛苦，而且在1976年去世之前，他的权力一直不受制衡。目前 制约共产党最高层决策和领导权的规则，反映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政治局常委9名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为10年；67岁以上 的人不纳入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考虑范围。这些规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个人权威主宰整个党和国家，防止另一个“毛泽东”的崛起。因此，中国的威权体制很独特， 因为它遵从关于任期限制和继任的规定。
最近被整肃的薄熙来之所以对这一体制构成了重大威胁，原因就在于此。凭借在重庆的基地，他利用媒体加强自己的权威。鉴于他是“太子党”，即革命英雄 之子，他的权威本来就很强大。他无情地利用政府权力，不仅调查犯罪分子和受贿官员，还对那些积累了太多权力和财富的商人和竞争对手穷追不舍。他恢复了一些 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手段，例如集会唱红歌。与其他平淡无奇的中国高官不同，一旦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控制共产党的领导层。
因此，难怪胡锦涛和中共领导层会利用丑闻的机会将薄熙来清理出局，抢在这位坏皇帝登基之前将他除掉。此事暴露了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缺乏正式的 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层遵循的规则既不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规则，也不是司法系统执行的规则。他们遵循的是中共内部规则，只能从中共的行为中去推断。 如果薄熙来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可能推翻这些规则。
因此，中国威权制度表面上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中共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共首先需要发展真正的法治，实现政治透明化，建立起正式的制度。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一位掌管某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中级官员吃午餐，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样的一场浩劫，不理解当前有什么 样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文革重演，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我看了看周围那些中共仍在推崇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纪念品，问他，在中共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真实评价之 前，文革那样的事情是否还有可能发生？他那一代人对文革的可怕有切肤之痛，但成长于文革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他们可能被鼓动，对文革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薄熙 来利用的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遗忘。那位官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一小群内部人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最终不能真正取代正式的法治。如我们今日所见，受到法律和选举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常常产生平庸或懦弱的领 导人。有时候民主制度会让恶魔当选，比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至少正式的程序通过法律和选举制度对权力构成了约束，在真正的坏皇帝登基之路上放了一块大大的拦路石。尽管在短期内消除了薄熙来的威 胁，但中国的现行体系还未解决这个制度性问题。中国现在有现实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即将上台的新领导层抓住机会。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