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飛駿
提到誅殺功臣，人們自然會想到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韓信打下來的，可以說沒有韓信就沒有西漢王朝，劉邦也更不可能當皇帝。劉邦當皇帝 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韓信的勢力，把當時還是“齊王”的韓信徒封為“楚王”，使其遠離自己的發跡之地，然後又有人適時告發韓信“謀反”，劉邦又再將他再 貶為“淮陰侯”，不出幾個月他的妻子呂雉又以謀反之名將韓信誘至長樂宮砍頭。劉邦于紀元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韓信于紀元前二Ｏ一年身首異處，這對共過患難的 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後只相處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難怪韓信在臨刑之前發出了“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浩歎了。劉邦於處決韓信之 後的六年間，又相繼把打天下時立過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頭，稍後分封的燕王盧綰被廢為平民，連他的女婿趙王張敖的封國也被取消；韓 王信則很幸運地逃往匈奴，漢初分封的七個異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將寡對漢帝國構不成實質性威脅的衡山王吳芮了。劉邦誅殺功臣的惡名也因此載入史冊。
劉邦誅殺功臣的名聲最為響亮，但他並非做得最絕的人物；和歷史上的另外兩個帝王勾踐和朱元璋相比，劉邦的行為簡止仁慈得象傳說中的“觀世音菩薩”。劉 邦所誅殺的六個異姓王，雖然在打江山時立了大功，但他們的封國跨州連郡，各自擁有強大的軍力和財力，對漢王朝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就算他們念在和劉邦曾是 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的情份上不舉兵反叛，他們的後裔能否還會顧念這種情份就是一個未知數了，一旦實力膨脹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問鼎發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更 何況六個異姓王都是用兵於神的英雄豪傑，年齡也比劉邦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難於應付，劉邦抵抗得了並不表明他的後代能夠抵抗。因此那些強大的封國一朝 不滅，漢帝國就一朝不能安枕。劉邦自己就是因反叛項羽才當上皇帝的，因此對封國的忠誠持懷疑態度，最安全的辦法就是事先消除隱患，把封國消滅或使其力量消 弱到不能累積叛變資本的程度。韓信在當楚王時曾收留了劉邦的天敵項羽的大將鍾離昧，招降納叛連友幫都是一件忌諱的事，就更不用說懷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 此劉邦對韓信的疑慮並非毫於根據。梁王彭越是因沒履行封國出兵助主的義務才招致殺身之禍的；淮南王英布則是率先舉兵發難，劉邦連迴避的餘地都沒有，因此劉 邦誅殺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為了帝國的千秋大計，並非單純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狹隘之故，象和韓信並稱“漢初三傑”的張良和蕭何，劉邦不但沒殺他們 還禮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勾踐和朱元璋是怎樣對待那些開國元勛的：
勾踐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負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負義的君王。紀元前四九四年，吳王國大舉進攻越王國，越王國不能抵抗，為了保全國家，國王勾踐 被迫給吳王夫差當奴隸，三年後依靠一號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國。勾踐回國後，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秘密重整軍備，十年生計，十年教 訓，于紀元前四七三年打敗了比越王國強大十倍的吳王國，報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吳王國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踐本性的範蠡即行逃走，臨逃走時寫了一封信 給越王國的宰相文仲，信上說：“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勾踐頸項特別長而嘴象鷹嘴，這種人只可共患難不可共享樂，你最好儘快離開他。”文仲看完 信後大大地不以為然，不相信世上會有這種冷血動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經遲了。勾踐親自送一把劍（吳王國宰相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劍）給文仲，質問他說： “你有七個滅人國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個就把吳王國滅掉，還剩下四個方法，你預備用來對付誰？”文仲除了自殺外別無選擇。假設範蠡沒有先見之明，結局一定 不會比文仲更好。當時的越王國剛剛逃離草昧時代，人才極端饋乏，象樣的就只有文仲和範蠡兩人。勾踐雖然只殺了一人，越王國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盡，性質比劉 幫要惡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說勾踐對功臣元勳象冷血動物的話，朱元璋則和蛇蠍差不到哪裡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統一中國。戰場上的硝煙還未散盡，朱元璋就對功臣發動有計劃的合法屠殺。
一三八Ｏ年，“有人”告發宰相胡惟庸謀反，說他企圖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剮了兩千多刀（魚鱗剮），屠滅三 族。十年後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稱發現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於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朱無璋的兒女親家，七十七歲的 李善長也包括在內，共殺死了二萬餘人。朱元璋還煞有介事地為這次大屠殺編撰了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這些供詞是怎樣獲得的？想起來應 該令人不寒而慄。）全國每個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屠殺。“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藍玉下獄，在酷刑下“召認”準備發動兵變。藍玉被凌遲處死，屠滅三族。根據“口供” （在滅絕人性的酷刑下，要什麼口供就有什麼口供）牽引，屠殺二萬餘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兩個伯爵。刑場上的鮮血大概能匯成一條小溪了。朱元璋 又為這次大屠殺編撰了一本書，名“逆黨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對象，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為朱元璋出生入死，當他們以為可以分享富貴時，卻被朱元璋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並殊連 九族。這兩次大屠殺不過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殺。象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為出眾的人物，朱元璋尊稱他是“聖人”，來往 宮中如同一家，因他孫兒牽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臉不認人，昔日的上賓一眨眼就成了階下囚。宋濂被貶竄到窮困的蠻荒，沒幾年就死在那裡。朱元璋最信任的 智囊劉基，他對明王朝的功績和諸葛亮對蜀漢帝國的功績不相上下，但他的結局和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渾身不自在，朱元璋將其毒死後再嫁禍到 胡惟庸身上。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綁赴刑場腰斬。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慘死在鋼鞭之下。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辭職，朱元璋認為看 不起他這個皇帝，當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腦漿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難的朋友中，只有三個人保全性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 和。常遇春運氣最好，天下還沒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達的死和處決沒啥分別，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鵝肉給他，並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視 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身死。只有湯和一人壽終正寢，因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備承載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時 每刻都擔心飛來橫禍，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歸來，合家才有笑容。結果官員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處理公務，生存概率要大 一些。
李善長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謀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兒女親家。但朱元璋對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後快。恰好其弟李存義和胡惟庸聯姻，朱元璋便藉此大做文章，系 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長的私親）告發李存義曾交通胡惟庸謀反。獄吏對李存義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過，只好按獄吏的主意（實則是朱元璋的主意） “承認”是奉了李善長的指使，那時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聯章交劾善長，統說是大逆應誅，一樁“謀反案”就此製造出來。此時朱元璋還要故作姿態，說李善長是 大功臣，應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變，只說此次佔象，應在大臣身上，須加罰殛，於是太祖遂下了嚴旨，賜善長自盡。此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所有家屬七十 餘人，盡行處斬。只有一子李琪，曾尚臨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說佔象應在大臣，則善長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屬多至七十餘人，可見都是事先安排好做 戲給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江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滎陽侯鄭遇春等，一併押赴刑場處 斬。
關於朱元璋瘋狂屠殺功臣元勳的心理動因，後世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解釋，最有代表性的解釋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擔心他死後強臣壓主，所以事先消除隱 患。這種解釋有一則宮庭秩聞可為佐證：有一天皇太子勸說父親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長滿了刺的棍子丟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來。皇太子一把抓住刺 棍，結果給扎破了手掌並連聲呼痛。朱元璋說我事先為你撥除棍上的毒刺，你難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嗎！
就算上面的解釋是真實的，也說明被殺的功臣全朦受不白之冤，“謀反”根本是莫須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將和草民百姓也許還相信“謀反”確有其事，只有朱 元璋心裡最明白事情的真相。稍為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發現“胡惟庸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謀殺朱元璋”純屬無稽之談，問題是九五至尊有意識這樣宣傳，臣民也就不 敢不相信。這些“誣以謀反”的冤案，在屠殺功臣的同時也助長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膽忠心的臣子“承認”陰謀殺害皇帝，只有發明和動用連鋼筋鐵骨的 漢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給他們的肉體和精神施以難以想像的迫害。那些無辜的功臣連滅三族的謀反罪名都供認不諱，可以想像動用的刑罰野蠻殘酷到什麼程度。朱 元璋的功臣在臨死前還要承受這樣的刑罰，進一步說明他們的 悲劇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無止境地屠殺，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孫年幼也許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為僅此現象不一定非進行無止境的屠殺不可。劉邦和朱元璋是中國 歷史上僅有的兩個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臨的形勢和前二世紀西漢王朝開國皇帝劉幫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劉盈也是一個懦弱好心腸的男人，但劉邦只對擁有廣大 土地和強大私家軍隊的少數將領動刀，象蕭何張良之類的文官則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地位，手中又沒有直接指揮 的軍隊，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謀反”，他拿什麼去“謀反”，“謀反”成功後他又向何處去？也就是說胡惟庸根本沒有“謀反”的內在動力，連萬分之一的動力也沒 有。可朱元璋怔怔有詞地說他“謀反”，並因此誅殺了兩萬多人。七世紀“大周”王朝的締造者武則天的處境比朱元璋要嚴重百倍，因為唐王朝的元老舊臣沒有一個 贊成一個女人斷送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學派的士大夫也無不拒絕一個改姓亂統的女皇帝，但武則天也只對唐朝舊臣給予個別打擊。退一步講，就算胡 惟庸日後有可能成為對皇太子不利的強臣，朱元璋也沒有必要一下子屠殺兩萬多人，因為不可能有這麼多的人會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時期前後 屠殺了四萬多文臣武將，對他的朋友和他的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害，之所以如此，我認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於一個極度貧苦的家庭，父母雙雙死於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兒，放過牛，當過幹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亂時又被迫落草為寇，在底層社會受盡欺凌。 因為出身過於卑賤的緣故，朱元璋對上流社會既羨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拚命擠進去又恨不得把上層人士踩在腳下報復蹂藺。他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教育，缺 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貴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難身世演變為改造社會普濟天下蒼生使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的動力，相反因為自己沒有學問，轉而對有學問有才能的 人嫉妒得發狂。象胡惟庸、李善長、劉基等人，都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們三人智慧的結晶。在本質上，自卑感過重的領袖跟有才幹 的部屬不能並存，因此他們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夠強大時還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識到自己沒有他們也有足夠的安全保障時，他們的生命也就完結了。宋濂 也是出身貧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會同病相憐，朱元璋早期也確實如此，但他太有學問，朱元璋最終還是容忍不了。
如果僅僅是出身低賤和沒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濃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貴的人也有曾經貧寒的歷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從祖先那裡繼承來的 果實更能得到社會的認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沒有文化的人不見得就沒有能力；中國歷代的開國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貴且受過良好的教育外，其餘的不是市井 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絕不是個別現象。上面提到過的劉幫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異，可劉幫沒有那麼濃烈的自卑心理， 對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並蓄，依其才能和特長分別委以重任。劉邦的智囊張良、陳平、蕭何和胡惟庸、李善長、劉基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但命運有天壤之別； 前者一直得到劉邦的禮敬並壽終正寢，後者則被朱元璋處以極刑且屠滅三族。劉邦是一個胸襟開闊的人物，不會因為自己出身貧民和沒有文化感到困擾；可朱元璋一 直深以自己的貧民身份為恥，深怕別人還記得他曾經是個孤兒和小和尚，妄圖利用上流社會的鮮血來強迫人們忘掉那段不光彩的歷史。無止境的屠殺對朱元璋的形象 和明王朝的江山無任何補益，相反只能說明朱元璋是一個心胸極度狹隘的人物。胸懷狹小和自卑心理相結合，就構成一種絕對自私和愚昧頑劣的可怕性格 表現在行為上的短視、冷血，喜歡看別人流血、看別人痛苦、看別人跪下來向他哀求......要滿足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殺，尢其是屠殺體面人物來製造無休 止的人間慘劇。
勾踐和朱元璋屠殺功臣，不僅對當世的社會和國家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而且把人們的歷史觀導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誤區：即皇帝屠殺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 為了國家的千秋大計和王朝的長治久安，不殺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難兄弟他們就會造反作亂。這是一個荒謬透頂的邏輯，但這個邏輯在社會意識領域裡有很大的市場， 在和平年代逐漸演變為領導幹部應該排擠和壓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屬，否則有才能的下屬就會幹出不利於領導幹部的事，而那些碌碌無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對領導最 忠誠應該被委以重任的......
誠然，那些位高權重的功臣在和平時期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有一定的負面作用，他們多半是亂世英雄，在逆境時能夠不顧生死，吃苦耐勞，為開邦立國衝鋒陷 陣；在順境時則缺乏自製力和遠見卓識，容易居功自傲，仗勢欺人，或在別有用心之人的蠱惑下野心膨脹，擁兵自重或舉兵造反。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 面則是功臣的正面影響：他們不但是創立國家的謀臣勇將，也是和平時期穩定國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寶貴財富，關鍵在於皇帝怎麼運用和駕馭他們。歷史上有少 數胸襟開闊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沒有屠殺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後繼續發揮功臣的優勢，利用他們的勇力為國家開疆拓土，大力擴充帝國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 人物是唐王朝的開國皇帝李世民。（李淵只是名義上的開國皇帝。）
唐帝國是在隋末
可李世民並不記恨這些，而是象齊桓公對待管仲一樣委魏徵以重任，對他幾乎言聽計從，還和他結成兒女親家。對於那些桀驁不馴、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 是簡單地屠殺他們，而是巧妙地加以馴服，傍敲側擊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懼。如上面談到的尉遲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兇後，當即長嘆一 聲，隨侍的大臣問皇上何以嘆氣，李世民深有感觸地說：“我先前總不理解漢高祖何以要屠殺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來的，幹嗎不能和他們一道共富貴共享樂 呢？我當了皇帝後，暗下決心不走劉邦的路，要和功臣榮辱與共，肝膽相照，君臣之間兩不猜疑，上下相安，現在看來這只是一廂情願，劉邦當初那樣做也許有不得 已的原因。”這篇充滿殺機的話很快反饋到尉遲敬德的耳中，令尉遲 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誰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跡大為收斂，不再仗勢欺人，尉遲敬德更是足不出戶，在家養些歌兒舞女以娛晚年。李世民簡單的一席話，既 喚醒了尉遲敬德的自知知明，使其不至危害國家和社會，又保全了他的名節，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師。設想當初李世民如果不發那番感嘆，尉遲敬德很可能俞演 俞烈，在得意忘形之餘犯下不赦之罪，那時李世民就只好揮淚斬馬謖了；如果李世民當時簡單地把尉遲敬德殺掉，他就淪為和劉幫一樣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為中國 歷史上最最英明的帝王。
並不是每個帝王都具備李世民那樣的超人智慧，能夠充分利用功臣的積極作用而使消極作用消弭於無形；事實上有不少帝王的綜合能力還趕不上他的臣下。當帝 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駕馭他的臣下時，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並非一定要通過屠殺功臣的手段才能解決問題。聰明的帝王往往通過權臣之間的 互相牽掣來防止某一個權臣積聚到可以威脅帝王的無限權力，或乾脆象十世紀宋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那樣使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作出反應，既保全功臣的富貴又 消除肘腋之患。既然有那麼多的方法可以消除功臣的負面影響，屠殺功臣實在是一種極端自私而又愚蠢至極的辦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相反還留下無窮的後患。下 面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勾踐和朱元璋屠殺功臣的惡果：
越王國滅掉吳王國後，一度成為儲侯中最為強大的國家，擁有問鼎中原統一中國的潛力。勾踐殺掉文仲後，越王國便加速度地衰落，終於在于在紀三三三年亡于 楚王國，是儲候國中最先滅亡的一個強國，比紀元前二三Ｏ年第二個滅亡的韓王國要早一百多年。而滅掉越國的楚國，一百年前曾被匐匍在越王國腳下的吳王國擊 敗，前後相比反差竟如此地強大，這都是勾踐屠殺功臣的惡果。
朱元璋對功臣實行滅種式的屠殺後，以為天下自此太來無事，沒想到他剛剛進入墳墓，他的第四個兒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舉兵反叛，開始了宗族血親間 為敵復仇式的自相殘殺。因為功臣被屠殺磬盡，中央軍沒有傑出的統帥，叛軍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勝利，皇帝朱允火文在首都陷落之時永遠失蹤了，野史傳說他遠逃海 外做了和尚。
綜上所述：屠殺功臣的現象多半發生在有自卑感的領袖建立的王朝，自卑感的產生則源於領袖自信心不足和胸懷不夠寬闊，而那些才能不夠卓越的領袖又往往是 最缺乏自信的。對草莽英雄或革命群眾而言，一旦判斷錯誤，或被命運之神作弄，選擇或擁護這類人物作為領袖，那是一種真正的悲哀。屠殺功臣是中國文化最醜陋 的一頁，其危害不僅僅限於當世，對後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那些靠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的官僚政客，因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 能力的下屬，雖然沒有生殺大權不能象朱元璋那樣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但能夠不擇手段使他們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麼辦！”在官場絕非個別 現象，但凡是有這種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稱職的。“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是國家強大和政治修明的前提，要做到這點，首先必須讓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領導崗 位，有能力的領導才會卿卿惜卿卿，才會知人善人，不擔心有才能的下屬會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領導則只會妒賢嫉能和壓制人才。
願天下蒼生從此擦亮眼睛，別把那些才能平庸的人選入領導崗位；但願屠殺功臣的現象在中國一去不返；但願......
二ＯＯ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