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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局勢逆轉,民國政府避走台灣,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隨後中共軍隊南下。當時港府推測,中共可能入侵香港。港府於是向英國請求援軍,同時在香港邊境加強兵力戒備,並制定多項防禦計劃。英國亦要求美國拹助防衛香港,並從東南亞其他英殖地調派軍隊及軍備到港。1949年底,共軍推進至廣州深圳一帶,並有十多次接近香港邊防記錄,但未越過界線,雙方未有衝突。港府於是實施緊急狀態,九龍新界居民因恐共,不少逃到港島避難,社會出現物資搶購。此時英國政府向中共施壓,英國從新加坡及印度調派數萬兵力到港駐防,美軍則以補給及渡假為借口,在日本及菲律賓調派艦隊到台灣至香港華南海域停留,中共得知美國介入後,為顧與美國關係,以及想先解決已遷台的國軍,才將軍隊停止推進,危機才得以解決。香港得以有50多年的安穩繁榮發展,避過大陸內的革命血腥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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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天下,交易所有112個,但能發展成主要交易市場的
2,港元更是亞
洲第3、世界第8交易量最大的貨幣,靠的是法制健存;因
賣的就是「信任」
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先決的,是原則。其實一個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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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還相信愛與和平,可以感動中共的,不是對歷史無知
本佈署於
期望中共會因為一萬人和平靜坐而感動,也是完全不設實際
公民集會對政府的最大威脅,就是羣眾聚集可能引起暴動,
現時運動愈講愈退,甚至已提到泛民入場券到手便佔中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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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圍城,自1948年5月23日解放軍對防守國軍包圍
文革自1966年5月16日以後開始,結束於1976年
沈旭暉:由「對朝特使」到「駐港領事」之路
以往在香港,一般人對誰是美國駐港總領事沒有什麼興趣,但在斯諾登事件後,「港美關係」成為公眾焦點,這時候走馬上任的新任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又被親北京媒體介紹為「重量級人物」,坊間對他本人和整個美國對港政策,難免產生好奇。究竟夏千福的分量「重」在哪裏?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必須先對他來香港前的官方職務有所了解。
「駐朝會談特使」是什麼官?
夏千福來港前,職位是「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但這名目是有點名不副實的。由於美國和北韓(朝鮮)沒有外交關係,但北韓又是美國外交「重中之重」,華府自然要任命專員處理北韓問題,成為實質上的大使,這個職位就是「美國北韓政策特別代表」,職位等同大使級別。此外,華府另外還有兩個和北韓有關的「特使」,一個就是夏千福來港前的職位「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另一個是「美國北韓人權問題特使」,這兩人也是大使級別。這三名大使,加上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韓國組主任,直接向負責亞洲地區的副國務
卿匯報,他們是處理北韓政策的權力核心。
夏千福的任命出現在2011年10月,當時奧巴馬幾乎重組了整個北韓政策核心,包括委任Glyn Davis接替老教授Stephen Bosworth為「美國北韓政策特別代表」,被演繹為調整對朝政策的轉捩點。新班子的任務,除了表面上的要求北韓放棄核武,還包括更重要的執行「有限度接觸」政策。這政策和共和黨時代截然不同,雖然被一些人視為軟弱,但也可能含有長遠而言拉攏北韓、牽制中國的戰略目的。
肩負對朝「紐約管道」
夏千福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大陸及台灣組主任、國務院台灣協調科主管、海軍參謀總長外交政策顧問等身分,一躍而成「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這個調動本身就十分有趣:他修讀國際關係出身,原來專攻蘇聯,後來進修了中文後成了中國通,但朝鮮半島問題從來不是其專長。然而他的職權範圍除了「北韓」,還有「六方會談」,即依然可以名正言順處理中國外交問題,相信他的視線從未離開中國。
夏千福等三名美國的北韓大使自然不可能到北韓上班,但他們肩負了「紐約通道」的秘密外交:歷來北韓和美國其實一直保持官方接觸,美方就是通過這三位大使(近年主要是負責外交層面的夏千福),朝方則通過居於紐約的駐聯合國大使(近年主要是副大使出面),雙方遇上重大問題,都會繞過記者,在這渠道吹風放風。今年金正恩虎頭蛇尾地威脅打「第二次韓戰」的時候,外間以為兩國勢成水火,其實當時夏千福就和北韓駐聯合國副大使韓成烈舉行過會面;此前金正恩進行核試,也是通過「紐約通道」向美國通報。
駐港領事為美獨特棋子
值得注意的是,夏千福擔任這職位不到兩年就離開,比一般預計的調遷時間要短;與此同時,代表朝方參加「紐約管道」的韓成烈也被調回北韓,似乎美朝關係會經歷新一輪人事調整,但相信美國「有限度接觸」北韓的方針不會改變。究竟夏千福離開崗位是因為做得不好而被調離到香港這個「閒職」,還是因為做得太好而要另委香港這個「要務」,目前尚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和「美國駐港總領事」這兩個職位,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一方面毋須向美國駐華大使匯報(美國駐港領事館一向直接向華府匯報),另一方面卻能參與制定與對華有關的政策,地位不比北京那位正式大使低,活動空間卻更有彈性,是美國外交的獨特棋子。夏千福曾參與和中國相關的戰略佈局,現在具有「美國駐華大使B」的功能,而三年後他還未屆退休之年,還有更上層樓的空間,北京對他的忌憚,就是可以預期的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原文載於明報國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