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陸續披露錢學森往事
2009-11-10 19:48:30 PM
【大紀元11月11日訊】(據中廣新聞劉芳報導)錢學森是大陸發展先進軍事科技的大功臣，他過世後，大陸極其隆重的紀念他。不過他的一些往事近日被美國媒體陸續披露，例如，他曾經掛上美軍軍官官階，也曾申請加入美國籍。
被譽為中國大陸「航太之父」、「火箭之王」的錢學森於十月三十一日過世，大陸許多媒體的報導著重於稱頌他的功績，不過，美國媒體最近幾天陸續披露了 他的往事。華爾街日報說，錢學森曾經是美軍上校，紐約時報則說他曾經是美軍中校，原因是美軍曾經組團前往德國以實地了解發展火箭和飛彈的成果，當時錢學森 是團員，但他持用學生簽證，恐怕回不了美國，於是美軍給了他軍銜，保證他可以回到美國。此外，錢學森在一九四九年申請加入美國籍，也就是中 共建政那年。當時加州理工學院重金禮聘他主持噴氣推進實驗室，於是他開始申請加入美國籍。可是第二年，在麥卡錫主義作祟下，美國政府指控他是共產黨員，使 得深覺屈辱的錢學森決定返回中國。美國媒體引述當時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金柏的話說，把錢學森遣送回中國是美國「做的最蠢的事」。否則，錢學森效力的對象可能 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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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森如何渡過文革十年 當親朋好友紛紛暴斃
錢學森將軍。一個為中共耀武揚威作巨大貢獻的五十年代海歸學人。
錢學森先生高齡逝世，引起許多正面負面的評論。少有涉及錢學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論行止。
為培養紅專樣板而與世隔離
關於錢學森在六七十年代的經歷，他的秘書塗元季在鳳凰衛視訪談節目中只是籠統地提到：「他是非常非常地謹慎處事......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文革中他沒有倒，當然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也很注意處理各方面的關係，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談話。早在一九五八年，錢學森向黨交心所寫的檢討和其他材料「都定為『絕密』級，不準向外擴散」。看來從這個時候開始，黨的高層 領導就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要把這位在美帝國主義那裡受過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學家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又紅又專」的樣板。它的第一個措施 就是控制有關錢學森的一切資訊，只讓人們知道他紅色的一面。另一個措施，就是減少他同普通民眾的接觸。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中，錢學森參加了到北京郊區 農村去吆麻雀（註：指驅趕麻雀。讓其不能落地停歇而死）的「除四害」，中央知道後，立即指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黨有更重要的事請他辦，以後這樣的 活動再不要讓他參加了。」
委以造衛星和導彈的重任
一九六○年八月，錢學森送別了突然撤走的蘇聯專家。這對錢學森來說是一件大事。蘇聯專家走後三個月，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國在酒泉基地成功發射 了第一枚自製的仿蘇Ｒ─２型短程導彈，又叫東風一號。然而一九六二年三月，真正中國自己研製的東風二號中程導彈的第一次試射沒有成功，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研 究和改進，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方才將它送上了天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國發射第一枚慣性導航的導彈東風二Ａ，並在第二年十月載上輕型的核裝置從甘肅的雙城 子基地打到九百公里以外新疆的試驗基地，完成了所謂「兩彈結合」試驗。
可以想像錢學森在一九六二年春到一九六四年夏天這兩年多時間裏，承受着東風二號試驗失敗帶來的何等巨大的壓力。一九六四年東風二號的發射成功終於讓 他鬆了一口氣，毛、周、聶的指望沒有落空。讓毛高興的還有，一九六四年十月一個月里發生兩件大事：中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成功以及毛的死敵赫魯曉夫下了台。 於是，在那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難得地舉行了一次生日宴會，毛把錢學森、陳永貴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錢學森被「御賜」坐在毛身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 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張毛澤東、錢學森和陳永貴三人合影的照片。這三個人就是三大革命運動的代表：毛澤東／階級鬥 爭；陳永貴／生產鬥爭；錢學森／科學實驗。
不僅是科大的校園，這時連中關村也不大容易見着錢學森了。錢家一九五五年回國時住在中關村為高級科學家建造的住房裡，大概就在黨中央批評力學所領導讓錢學森下鄉之後不久，他們就搬到了阜成路的軍隊大院里去了。錢學森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長，保密當然是搬家的一個理由。
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的時候，每逢節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國時的老朋友聚會。例如一九五七年清華大學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錢 學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竟然每月接濟他的家屬，這種立場不穩的事難免流傳到社會上。錢家搬進軍隊大院以後，去拜訪他要填寫會客單，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 往來，就不容易見到他，這就將他同那些複雜的社會關係隔離開了。
父親受衝擊，錢表態關閉大學
住進與世隔絕的軍隊大院還有一大好處──在文革來臨的時候保護了他。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軍隊大院的高牆替他擋住了紅衛兵破「四舊」抄家風潮的第 一道衝擊波。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華羅庚等著名學者都少不了有人貼大字報，紅衛兵到中關村的高級科學家家裡去抄家。錢學森得以倖免。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親住在高牆之外，當時在中央文史館任職，是錢學森回國後由國務院任命的，文革一開始就被停發了工資，直到一九六九年逝世，這三年中一直沒有收入。這在政治上無疑讓錢學森感到了相當的寒意。他的心情抑鬱表現在行動上，有讓他發表對教育革命的意見，錢的講話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主張大學都不要辦了，學生應該參加到科研課題組中，在完成科研任務的過程中接受教育，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課。
當然大學也沒有按錢學森的意見解散。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文革成員時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當時我們都認為這些「最高指示」是針對錢學森先前的講話而說的。可見錢講話的份量。
文革最初幾個月的動亂總算過去了，原來的國防部五院這時成了七機部，錢學森是七機部的副部長。
一九六七年一月，錢學森遇到了文革開始後頭一個重大事件──七機部奪權。
發起奪權的「九一六」組織的頭頭就是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他們事先還請示過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許後，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 把部長王秉璋、錢學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部奪權了。「錢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面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
葉正光趕緊過去扶住他，讓他坐下，並告訴他不要擔心，他是受到保護的，不會撤他副部長的職位──錢學森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就立即表示支持奪權，王秉璋 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則表示反對，而且王秉璋拒絕交出印章。在第二天的會議上，錢學森恢復了平靜，他在發言中讚揚了葉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說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 新鮮的空氣。事後看來，這次奪權事件對錢學森只是虛驚一場，他除了從此要到普通職工食堂排隊打飯以外，仍然是七機部的主要領導。
回歸老友受迫害死，錢不寒而慄
真正讓錢學森感到震驚的是一九六八年以後接連不斷的死訊，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七○三所所長、冶金和航空材料專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組織的人用鋼管打死。
趙九章是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家，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殺而死。
他們的死，不僅讓錢學森失去了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面的兩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傳遞了一個令他不寒而慄的信號：他們都屬於「海歸」一類，都有着複雜 的「社會關係」。他的岳父蔣百里就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一級上將，幸運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使得周恩來感到保護科學家的緊迫性，他開列了一份《重 要科學家保護名單》，要求保證名單上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不過「周恩來名單」能夠保住錢學森本人的平安，卻不能保護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
錢學森最親密的戰友郭永懷，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因公殉職，被授予烈士稱號。但是郭夫人李佩受到隔離審查，服安眠藥自殺被救。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學生羅 時均和妻子被說成是美國間諜，妻子被逼自殺，他被隔離審查。近代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饒毓泰教授在家中自縊身亡。從美國歸來的力學家、北 大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火箭燃料化學家蕭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三天後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用同樣的方法結束了自 己的生命。
錢學森有一個朋友羅沛霖，他們的友誼從交通大學讀書的年代就開始。只是因為妻子的嫂子是英國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錢學森妻子的母親是日本人，兩 人的親屬中有許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蔣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錢學森後來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廬山會議站錯隊被迫檢討
在中央的保護下，錢學森不僅沒有受到審查，反而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即文革中的廬山會議。錢學森出席了會議。開幕第二天他在華北組發言，陷進了一個險惡的漩渦。
會議討論林彪開幕式的講話。他的發言被寫進「第六號簡報」。不料這份簡報被毛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加以嚴厲批判。他的發言內容是：「建議在憲法上， 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着汪東興同志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
毛澤東對這份簡報感到震驚和惱怒，要求發言犯了錯誤的人，是上了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都要作檢查。這份簡報實際上是毛和林攤牌決裂的導火線。錢學森 的不幸就在於他被分配在錯誤的討論組，在錯誤的時間、做了一次錯誤的發言。儘管他幾次都是毛澤東的座上客，這一次毛澤東沒有對他格外開恩，他必須做出檢查 才能過關。
最終的高潮是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出逃和喪命的事件。錢學森的同僚王秉璋因為「上了林彪的賊船」被關押起來，傳說是為林彪外逃提供外匯。錢學森的問題雖然沒有這麼嚴重，但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被迫同一切可能受到懷疑的關係劃清界限。
能夠使他稍感寬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議和領導的幾項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國防和科研項目，在進入七十年代時開始收穫成果。錢學森在一九六五年一 月提出，由於東風系列導彈取得的進展，中國應該儘早開始規劃全面的航太事業，因為長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的開發將使發射衛星成為可能。國防科委提交了在一九七 ○年或七一年發射衛星的計劃。很快得到周恩來的批准。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如期發射成功，三天後，《華爾街日報》用了這樣的標題 「北京的第一顆衛星是美國培養的科學家計劃的」。接着錢學森主持的海鷹號地對艦導彈在同年試驗成功。在後來的幾年裡，在他領導下，中國又把海鷹號導彈從雷 達制導換成紅外線制導。後來海鷹號導彈出口到中東，就是國際上說的「蠶式導彈」。錢學森對中國導彈和衛星事業的貢獻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獲得了特殊的保 護，幫他度過了當時的政治難關。
批鄧：主動對張愛萍落井下石
但是，一旦離開他的專業本行，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錢學森就時常陷入被人指責的境地──不是在一九五八年因為論證糧食產量而受到基層群眾的指責，就是在一九七○年因為廬山會議的發言而受到最高領導的指責。
一九七五年底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年初剛出任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和當時的鐵道部長萬里、教育部長周榮鑫以及科學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們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複辟的「四大金剛」。
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系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區。號召「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作為國防科委副主任和黨委的成員，錢學森大概是唯恐重複 廬山會議的錯誤，決心維護毛的文革。他為了表明同上司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說張愛萍曾指着地圖跟他說：「這裡 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當時這張大字報在北京許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議。
這張大字報或許張愛萍並不在意，但是錢學森在批鬥會上的發言卻深深傷害了張愛萍，甚至損害了他的健康。張愛萍兒子張勝在《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 對話》一書中說：「其實父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得太多了。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說：『張愛萍是個什麼 人？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親心臟病突發，三○一醫院立即上報軍委。」──誰都知道，這位大科學家、「科技界的泰斗」就是 錢學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森的文章〈終生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從外國的苦難中救了出來而且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繼續批鄧」，說「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敵。」
錢學森在批鄧中的表現堪稱毛主席的「優秀共產黨員」。 「四人幫」不久就垮台了，鄧小平復出，張愛萍回到國防科委重新掌權。城頭上的旗幟變換得如此迅速，錢學森的那些批鄧、批張的言論文字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使 他一度十分被動。一九七八年郭沫若逝世，按理錢學森應當是繼任科學院院長的第一人選，但是沒有輪到他。科學界都猜測這同他在批鄧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有關。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渡盡劫波後聲討四人幫對他們的殘害、互相傾訴在「牛棚」里的苦難，交流如何把鄉下的子女調回身邊的 門徑......而他已經同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沒有受到審查，兩個孩子都進了軍隊。在他們面前，他像是從另一個 世界來的人。平心而論這不是他的過錯。就像那些非猶太血統的德國科學家，安全地度過了納粹時期，沒有受迫害一樣。但是當他們在戰後重逢那些倖存的猶太血統 的老師、學生和同事時，從前那種友情是很難恢復的了。
（作者華新民為美籍華人科學家、文革史研究者）
【史海】 錢學森「冒叫」親友們結局悲慘
【大紀元2012年11月18日訊】 錢學森的污點
錢學森的一生中，有個抹不去的污點，那就是他曾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陽光全部變米粒」的「科學論證」案。
當時，錢學森以自己的科學家身份和科學界的地位，用「科學的方法」去論證了大躍進中產生的「衛星田」之所以能夠高產的「原理」，他的「科學論證」為浮誇風的高揚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用「科學」去論證了最不科學的荒謬，違背了科學的精神，他自己也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了。早在1958年10月，他在北京「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 上見到毛澤東時，就向毛澤東「認錯」，說自己「不懂農業，……計算方法也還有錯誤」等等。毛澤東對他笑著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了）一聲！」，毛還給他台 階下，說「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對的」云云。
這樣，科學家錢學森在大躍進的「冒進」中被利用了一回之後，又為大躍進的領導者毛澤東的「冒叫」被起哄了一下和被捉弄了一下了。錢學森當時應該是臉紅了的吧。
總之，專制下的科學家是相當可悲的，被權力玩弄著。但如果只是玩弄，那還好，至少錢學森還活到了2009年，而且文革後還過得挺快活的。最慘的就是失去寶貴的生命，以下就舉幾位錢學森的好友們為例。
錢學森的父親在文革被停發工資直至逝世。而他的好友們，在文革期間也紛紛落入悲慘的下場。例如錢學森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面的兩位得力同事兼好友，姚桐斌和趙九章也在文革中分別被打死和自殺結束生命。
姚桐斌：飛彈和太空材料與工藝技術專家，中國飛彈與太空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領導者。文革時期被「九一五」組織的人在「打死你這個反動權威」的罵聲中用鋼管打死，去世時年僅45歲。
趙九章：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長，文革期間受到迫害，於1968年10月在家服安眠藥自殺。
錢學森在美學生羅時鈞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說成是美間諜，妻子被逼自殺，自己隔離審查，孩子長期無人照顧。
饒毓泰：錢學森好友、近代中國物理學奠基人、北大教授。文革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身亡。
董鐵寶：錢學森好友、從美國歸來的力學家、北大數學力學系教授。在校附近樹上上吊自殺。
蕭光琰：錢學森好友、火箭燃料研究基地大連化學物理所的化學家，也是建國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之一。，文革期間，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不堪連續殘酷毆打的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三天後他妻女用同樣方法自殺。
似乎，曾經對「新中國」有過夢想與貢獻的知識份子們，他們的下場看來都不是那麼美好。
（转自 網絡論壇 ）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1/31/12201355_0.shtml
钱学森谈文革：没有总理保护 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
2012年01月31日 08:15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钱学森
核心提示：“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
周恩来接见钱学森（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钱学森，原题：《周总理让我搞导弹》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一次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 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在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去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我猜想秘书大概 是这么说的）。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我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时间很晚，从前都是部门的领导去，我们听传达。1967年我才开始参加。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 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 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 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 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 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 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宪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 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我写的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在档案中有。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意见书 中错误一定不少。
记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参加人大的会议，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等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她跟我说起来，问我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 的，我说起小学是在师大附小上的，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二十年代初。她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所以邓颖超同志还 是我的老师呢！不过她没教过我。她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搞火箭、导弹的，并且介绍了一些搞导弹的科技人员，他们不怕艰苦和危险。我们那时的导弹叫做“东 风二号”，是最早自己设计的导弹，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试验时都快发射了，出了问题。要把液氧卸下来，阀门又不灵了，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上去处理，那很危险 啊！后来她把这件事对总理说了，说错了，说成原子弹。以后她又见到我，告诉我，总理对她说：“你搞乱了，他不会跟你这么说的，他是搞导弹的，不是搞原子弹 的。”邓颖超同志对我说：“我是会搞错的。因为我与恩来约定好了，不该我管的事，我是不问的。我搞不清是导弹还是原子弹。”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说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象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 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亦可見當時中共國工業之落後)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 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在一次专委会 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旬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 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多得很，有道理，可不见得全面。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乎衡，最 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 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 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象我刚才说的任新民就当过总设计师，还有屠守销、谢光选都是搞导弹的总设计师。总 设计师要有风度呢，大将的风度啊！
这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部门不会用这个，效果不好。现代工程都很庞大，复杂得很，一种意见对局部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术方面 而言，要有总设计师和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 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 汇总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 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 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 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纽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 跟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 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但就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做出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的活来！”我们靠的 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 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 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 ‘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 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 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 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 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 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周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 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赵春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