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中國作家，著有《黃禍》、《天堂之門》、《天葬——西藏的命運》及《與達賴喇嘛對話》等，亦為民族問題專家及民間環保人士。
新疆危機的根源：權力肆虐加速民族分裂
2014-3-12 11:30:51
上世紀80年代逢到過年時，新疆漢人和維吾爾人的互相拜訪還很普遍；到了90年代，平民百姓不再來往，公務員、一般幹部之間互相拜訪；而到現在，兩族過年
時只有領導幹部互相拜訪。這雖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卻反映了民族關係變化的大勢。從時間上看，這種變化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鬥爭」是同步的，可以從另
一個角度證明新疆問題中「預期的自我實現」。
民族壓迫更甚於政治壓迫
中國當局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群體，並讓他們 對立起來。因為漢族不會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因此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漢族理 所當然地成為北京「保持新疆穩定」的依靠群體，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
這的確使新疆漢人在民族問題上站在當局一邊，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新疆建設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 要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會摩拳擦掌地請戰。而當地民族在被當作防範對象的同時，最終也就真被推到敵對一方。不僅是與政權敵對，還與整個漢民族的敵對
民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從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是一種危險的變化。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政治改變了，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可以一起建設新的 共同體。而若認為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在我看，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險。
如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分裂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當做敵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麼錯？新疆當局多年來對當地民 族的鎮壓政策被其自己概括為——「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繼而進一步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這與北京六四後奉行的「把一切不穩 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一脈相承，卻更加窮兇極惡。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希望，還願意通過互動取得進展，當他們什 麼都不再說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滅——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
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卻沒有領會。「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的惡霸行徑竟毫無羞恥地成為政權指 令，充分展示了當權者的蠻橫與無知。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在新疆總會被企圖從任何事物中發現「萌芽」的維穩爪牙政治化，導致事情愈弄愈 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子」。這種動輒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懾一時，卻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日益積累仇恨的能量，早晚會被無法預 料的緣由引發，毫無萌芽地竄出恐怖之樹——如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又如這次巴楚事件。
只強化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問題
當局在對新疆強硬鎮壓的同時，另一手是發展經濟，如中共的新疆書記張春賢說「發展是解決新疆問題的總鑰匙」。這種思路的邏輯是，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 高，民族分裂就會失去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問題自然而然會解決。這些年，無論從公佈的數字，還是實地觀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 而新疆問題卻從來沒有因此變小，民族衝突則不可遏制地繼續提升。
這種思路的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而是政治，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上還在不斷加強高壓，經濟再發展也是南轅北轍。
即使只從經濟來說，北京也許真心希望發展能夠縮小當地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然而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權力、經濟和知識的資源，有足夠能力在任何一次 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經濟自身的規律也會發揮作用。市場追求利潤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經濟必須綁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之上，漢人 無疑比當地民族佔有優勢。僅使用漢語一條就成為當地民族就業和發展的首要障礙。新疆各個領域的高層位置大部分都由漢人佔據。當地民族被當局描繪的發展吊起 胃口，然後被現實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與不滿中。
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民族區分，不但不會消解民族矛盾，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如果說過去的民族矛盾還是主要針對歷史和宏觀的議題，與百姓日常生活較遠，今天的 經濟差距卻會清楚地擺在每個普通人眼前，充滿現實生活的每個細節，民族衝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與每人的切身利益與經驗息息相關，由此激發更為廣泛和深入 的民族情緒。
肆意妄為的權力傷害民族感情
中共權力集團的權術造詣爐火純青，卻鮮有人文精神。中共執政造成的人文傳承斷裂，即使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為單一化專門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崇 拜強大蔑視弱小。他們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 是飲鴆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處理民族問題需要人文的靈 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從這一點看，中國民族問題走入死胡同是一種宿命。而展望未來，也難指望突破，因為人文精神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對新疆的統治最能 反映當局的心態，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者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當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 為是從神聖的天山流下，同時穆斯林民族特別重視潔淨，不僅是物理上的潔淨，還包括意念上的潔淨。骨灰是不潔之物，王震又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 骨灰撒在天山上，等於弄髒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
無法想像治理新疆這麼多年的當局會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要大肆宣傳，讓每個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 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時，他們眼前都會閃過不潔淨的陰影，隨之會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情！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 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的治理路線走下去，無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正在等待中國自身出現動盪。 最可能的時機是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那是一個中國沒有邁過但是必須要過的坎兒。
專制權力愈是抗拒主動轉型，未來的轉型就愈是可能以突變方式降臨。突變會導致各種社會危機同時現身，變局迭起，國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會成為民族分裂的 最好時機。當民族敵意已經在大眾層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訴諸暴力，那種情況下爆發的民族衝突，所達到的暴烈程度無法想像，冤冤相報的循環也看不到終 點。
新疆這口已被燒到爆炸臨界又無任何閥門的鍋爐，如何才能安全地減壓，逃過那個劫數？對此我絲毫不指望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專制權力，最終還得靠維漢人民自己。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週刊》第54期及唯色博客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7%8E%8B%E5%8A%9B%E9%9B%84-%E6%96%B0%E7%96%86%E5%B7%B4%E5%8B%92%E6%96%AF%E5%9D%A6%E5%8C%96/
民族壓迫更甚於政治壓迫
中國當局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群體，並讓他們 對立起來。因為漢族不會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因此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漢族理 所當然地成為北京「保持新疆穩定」的依靠群體，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
這的確使新疆漢人在民族問題上站在當局一邊，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新疆建設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 要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會摩拳擦掌地請戰。而當地民族在被當作防範對象的同時，最終也就真被推到敵對一方。不僅是與政權敵對，還與整個漢民族的敵對
民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從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是一種危險的變化。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政治改變了，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可以一起建設新的 共同體。而若認為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在我看，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險。
如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分裂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當做敵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麼錯？新疆當局多年來對當地民 族的鎮壓政策被其自己概括為——「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繼而進一步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這與北京六四後奉行的「把一切不穩 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一脈相承，卻更加窮兇極惡。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希望，還願意通過互動取得進展，當他們什 麼都不再說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滅——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
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卻沒有領會。「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的惡霸行徑竟毫無羞恥地成為政權指 令，充分展示了當權者的蠻橫與無知。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在新疆總會被企圖從任何事物中發現「萌芽」的維穩爪牙政治化，導致事情愈弄愈 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子」。這種動輒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懾一時，卻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日益積累仇恨的能量，早晚會被無法預 料的緣由引發，毫無萌芽地竄出恐怖之樹——如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又如這次巴楚事件。
只強化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問題
當局在對新疆強硬鎮壓的同時，另一手是發展經濟，如中共的新疆書記張春賢說「發展是解決新疆問題的總鑰匙」。這種思路的邏輯是，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 高，民族分裂就會失去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問題自然而然會解決。這些年，無論從公佈的數字，還是實地觀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 而新疆問題卻從來沒有因此變小，民族衝突則不可遏制地繼續提升。
這種思路的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而是政治，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上還在不斷加強高壓，經濟再發展也是南轅北轍。
即使只從經濟來說，北京也許真心希望發展能夠縮小當地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然而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權力、經濟和知識的資源，有足夠能力在任何一次 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經濟自身的規律也會發揮作用。市場追求利潤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經濟必須綁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之上，漢人 無疑比當地民族佔有優勢。僅使用漢語一條就成為當地民族就業和發展的首要障礙。新疆各個領域的高層位置大部分都由漢人佔據。當地民族被當局描繪的發展吊起 胃口，然後被現實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與不滿中。
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民族區分，不但不會消解民族矛盾，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如果說過去的民族矛盾還是主要針對歷史和宏觀的議題，與百姓日常生活較遠，今天的 經濟差距卻會清楚地擺在每個普通人眼前，充滿現實生活的每個細節，民族衝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與每人的切身利益與經驗息息相關，由此激發更為廣泛和深入 的民族情緒。
肆意妄為的權力傷害民族感情
中共權力集團的權術造詣爐火純青，卻鮮有人文精神。中共執政造成的人文傳承斷裂，即使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為單一化專門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崇 拜強大蔑視弱小。他們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 是飲鴆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處理民族問題需要人文的靈 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從這一點看，中國民族問題走入死胡同是一種宿命。而展望未來，也難指望突破，因為人文精神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對新疆的統治最能 反映當局的心態，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者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當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 為是從神聖的天山流下，同時穆斯林民族特別重視潔淨，不僅是物理上的潔淨，還包括意念上的潔淨。骨灰是不潔之物，王震又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 骨灰撒在天山上，等於弄髒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
無法想像治理新疆這麼多年的當局會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要大肆宣傳，讓每個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 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時，他們眼前都會閃過不潔淨的陰影，隨之會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情！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 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的治理路線走下去，無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正在等待中國自身出現動盪。 最可能的時機是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那是一個中國沒有邁過但是必須要過的坎兒。
專制權力愈是抗拒主動轉型，未來的轉型就愈是可能以突變方式降臨。突變會導致各種社會危機同時現身，變局迭起，國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會成為民族分裂的 最好時機。當民族敵意已經在大眾層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訴諸暴力，那種情況下爆發的民族衝突，所達到的暴烈程度無法想像，冤冤相報的循環也看不到終 點。
新疆這口已被燒到爆炸臨界又無任何閥門的鍋爐，如何才能安全地減壓，逃過那個劫數？對此我絲毫不指望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專制權力，最終還得靠維漢人民自己。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週刊》第54期及唯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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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新疆「巴勒斯坦化」
2014-3-5 11:23:15
王力雄著《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写作历时近九年，2007年10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編按：唯色摘錄民族學者王力雄在昆明火車站襲擊事件後在twitter的發言，文內小題為編者所加。王力雄長年研究西藏、新疆問題，著有《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一書。）
有人問我關於昆明事件的看法，我覺得已經沒有多少可說。問題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後面。那其實很早就在發生。我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一書中，該說的都說了。在這裡陸續做些摘錄，當做回答。
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 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
新疆「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國記者在報導中寫的場面讓我難忘：一個七歲的維吾爾兒童每晚把當局規定必須懸掛的中國國旗收回時，都要放在腳下踩一遍。怎樣的仇恨才會讓孩子做出如此舉動呢…的確，從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達到的程度。如果連孩子也參與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敵愾。
巴勒斯坦的暴動場面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這一點。我將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稱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來，新疆目前正處於「巴勒斯坦化」的過程，雖然表現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樣外在，但在民族內心中卻不斷發展。
新疆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需要鎮壓當地民族時卻興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請戰。
新疆當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軍閥盛世才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計程車司機看見我手拿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的敬佩，誇讚「那時的政策才好」。
繼續沿著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關係敵對，用不了多久，就會徹底失掉轉回良性互動的可能，唯有惡性循環，矛盾不斷激化，把雙方越推越遠。而一旦進入那種不可逆的進程，新疆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漢維互相仇視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古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家園還被敵人佔領 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而戰鬥。
而漢族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日他們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談到新疆問題，嘴裡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不動聲色。
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改變政治，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會。而若少數民族認為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 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這對中國的政治轉型會非常不利，因為改變政治制度不僅不會使少數民族留下，反而會藉轉型期的國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獨立。
旁觀中共的權力運作，眼前常出現那種椅子雜技的場面—椅子一張接一張架起來，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滾翻等技巧…今日中共也達到了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水平，椅 子架到了不可思議的高度，然而平衡不會無限地維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無限地架高，總會有一個時刻，所有椅子嘩啦一下垮掉，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中共權力集團人文精神缺失
中共執政的半個世紀，人文傳承被割斷，人文教育被置於無足輕重的邊緣，即使是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單一化的技術型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 崇拜強大蔑視弱小。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飲鴆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面對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更為深入的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問題恰恰首 先是人文問題，必須具有人文的靈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展望未來，也難以指望中共能夠突破，因為人文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
新疆亂局源於中共「分裂」定性
新疆歷史上出現過兩次「東土耳其斯坦國」，但上個世紀的中國也出現過各種旗號的割據，包括共產黨也曾建立過「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導致中國分裂不斷。事 實上新疆問題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鬥爭」幾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認為，新疆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預期的自我實現」。
中共曾針對新疆問題發過一個《七號文件》 ，其中一個關鍵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話在句式上模仿毛澤東所說「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只 是把矛頭從國際關係轉向民族關係，成為中共在新疆實行強硬路線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
為什麼鎮壓加強了，恐怖活動反而增加呢？這種恐怖活動和鎮壓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一些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可能正是被「預期」造就的。北京沒有思索最重要的問題，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早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緣和故到底是什麼？
《七號文件》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樣一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讓他們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
漢族理所當然成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對象， 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被推倒敵對一方。少數恐怖分子並不是最大問題，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從整體上成為敵對，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險所在。
「是開發西部還是掠奪西部」
以發展經濟穩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高壓還在繼續不斷地加強，民族問題怎麼可能得到解決？
北京標榜給了新疆多少錢，當地民族反問卻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被列為「西部大開發」第一號工程的「西氣東輸」，就是開採新疆天然氣送到中國內地。新疆 人質疑是開發西部還是掠奪西部不能說沒有理由。只要人心保持對立，民族之間互不信任，經濟上所做的一切都免不了會被貼上殖民主義的標籤。
佔近四成的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權力、經濟和知識資源，他們有足夠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經濟依賴中國內 地，僅一個漢語使用，就使當地民族處於劣勢。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會漢語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高層次的職位大部分都被漢人佔據。
新疆失業嚴重，當地民族青年經常找不到工作。漢族人還可以去內地打工，當地人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時，常能看到到處是當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閒聊或打 鬧。看著那種情景不由得產生一種恐懼，這麼多青年無事可做，不能把精力昇華釋放，同時不斷積累仇恨，未來會發生什麼危險實在很難預料。
一位維族朋友對我說：「你看，在這種小飯館裡吃飯的99％是維族，99％是自費，而去那些大飯店大吃大喝的99％是漢族，99％是公費！ 」少數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於這種直觀的對比。的確在新疆的高檔消費場所，很少看得到當地民族，那裡幾乎跟中國內地一樣，周圍都是漢人，說的都是漢語。
形勢離民族戰爭的臨界點越來越近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政權的路線走下去，無疑越走越近。
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為從神聖的天山流下，穆斯林 又特別重視潔淨，不僅是物理上的，還包括意念上的潔淨。骨灰是不潔的，王震又是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等於弄髒了所有穆斯林的水。
治理新疆這麼多年的當局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還大肆宣傳。新疆穆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 喝。但是一千多萬穆斯林每次喝水時，眼前都會閃過不潔淨的陰影，隨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讓清真寺開辦教授古蘭經的學校，但是宗教怎麼可能不傳教？不讓在新疆辦學，學經者就會去巴基斯坦、阿富汗……最終可能被訓練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蘭經的學習，還有聖戰思想與恐怖主義訓練，最終再返回新疆從事恐怖活動，為新疆爭取傳教自由。
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希望，當他們什麼都不再說和做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 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沒有真正領會。今日當權者甚至為此得意，維吾爾人敢流露一絲不滿，立刻就會遭到迎頭痛擊。
把全部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萌芽狀態並不能真實顯露矛盾的性質，很可能許多積極因素也被同時消滅掉。那不是真地消滅了矛盾，只是壓抑和加深了矛盾，並且積累起來，早晚會被無法預料的事件引發，從無聲中響起驚雷。
中東國家或介入
如果新疆漢人比例小，只要有發生動亂的風吹草動，勢單力孤的漢人就會往中國內地撤；反之，如果漢人移民數倍於當地民族，佔有絕對優勢，則會使當地民族比較謹慎，不會輕易起事。最容易爆發衝突的就是目前這種漢人與當地民族勢均力敵的狀況。
漢人數量上是新疆第二大民族，相當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幾代，他們在內地一無所有，因此會把新疆當作自己的家園來保衛…這決定了新疆漢人 在面對民族衝突時，不會採取克制和退讓姿態，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財富、技術和中樞位置，以及背後大中國的支援，與當地民族進行戰爭。
雖然新疆漢人總數比當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約為7:10），控制的資源卻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駐軍幾乎全是漢人。所以即使中國內地陷入混亂，一時不能西顧，僅靠新疆漢人自己也不會手軟，甚至可能對「分裂主義勢力」主動出擊。
當維吾爾人打起脫離漢人統治的聖戰，其他穆斯林 — 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戰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會不會投入呢？東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對付不了中國，因此從來在世界一盤棋中考慮問題。聽他們如數 家珍地談論新疆地緣政治、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時，常為他們的廣闊視野感嘆不已，自愧不如。
那時新疆會同時出現有組織的起事和無組織的鬧事、有準備的軍事行動和盲目發洩的恐怖襲擊，幾十萬海外維吾爾人會參與，國際穆斯林勢力也會介入，匯合在一起，衝突必定愈演愈烈。漢人搞定新疆絕非輕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調動是無止境的，仇殺一旦瘋狂，殘酷程度難以想像。
當年波黑戰爭很多情況，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資源比例，塞族與大塞爾維亞的關係，國際社會對穆族的態度等，都和新疆維漢狀況相像。還有波黑的克羅地亞和 新疆哈薩克。波黑人口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場戰爭足以成為前車之鑑，也是強烈的提醒—新疆會不會在未來變成一個三倍大的新波黑？
一位新疆的烏孜別克族教授對我說，中國將來肯定要出事，中國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時，他一想起那種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國，不能讓他們留在新疆。
此書譯成My West China,Your East Turkestan 正是我的原意，當年曾為此與出版社爭論，出版社堅持譯成My West Land,Your East Country，可能是怕敏感吧，雖然出版社在台灣。
（原文題「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後發的推特」，刊於作者博客，現題為篇者所擬）
有人問我關於昆明事件的看法，我覺得已經沒有多少可說。問題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後面。那其實很早就在發生。我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一書中，該說的都說了。在這裡陸續做些摘錄，當做回答。
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 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
新疆「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國記者在報導中寫的場面讓我難忘：一個七歲的維吾爾兒童每晚把當局規定必須懸掛的中國國旗收回時，都要放在腳下踩一遍。怎樣的仇恨才會讓孩子做出如此舉動呢…的確，從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達到的程度。如果連孩子也參與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敵愾。
巴勒斯坦的暴動場面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這一點。我將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稱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來，新疆目前正處於「巴勒斯坦化」的過程，雖然表現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樣外在，但在民族內心中卻不斷發展。
新疆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需要鎮壓當地民族時卻興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請戰。
新疆當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軍閥盛世才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計程車司機看見我手拿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的敬佩，誇讚「那時的政策才好」。
繼續沿著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關係敵對，用不了多久，就會徹底失掉轉回良性互動的可能，唯有惡性循環，矛盾不斷激化，把雙方越推越遠。而一旦進入那種不可逆的進程，新疆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漢維互相仇視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古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家園還被敵人佔領 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而戰鬥。
而漢族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日他們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談到新疆問題，嘴裡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不動聲色。
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改變政治，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會。而若少數民族認為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 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這對中國的政治轉型會非常不利，因為改變政治制度不僅不會使少數民族留下，反而會藉轉型期的國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獨立。
旁觀中共的權力運作，眼前常出現那種椅子雜技的場面—椅子一張接一張架起來，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滾翻等技巧…今日中共也達到了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水平，椅 子架到了不可思議的高度，然而平衡不會無限地維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無限地架高，總會有一個時刻，所有椅子嘩啦一下垮掉，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中共權力集團人文精神缺失
中共執政的半個世紀，人文傳承被割斷，人文教育被置於無足輕重的邊緣，即使是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單一化的技術型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 崇拜強大蔑視弱小。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飲鴆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面對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更為深入的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問題恰恰首 先是人文問題，必須具有人文的靈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展望未來，也難以指望中共能夠突破，因為人文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
新疆亂局源於中共「分裂」定性
新疆歷史上出現過兩次「東土耳其斯坦國」，但上個世紀的中國也出現過各種旗號的割據，包括共產黨也曾建立過「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導致中國分裂不斷。事 實上新疆問題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鬥爭」幾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認為，新疆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預期的自我實現」。
中共曾針對新疆問題發過一個《七號文件》 ，其中一個關鍵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話在句式上模仿毛澤東所說「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只 是把矛頭從國際關係轉向民族關係，成為中共在新疆實行強硬路線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
為什麼鎮壓加強了，恐怖活動反而增加呢？這種恐怖活動和鎮壓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一些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可能正是被「預期」造就的。北京沒有思索最重要的問題，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早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緣和故到底是什麼？
《七號文件》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樣一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讓他們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
漢族理所當然成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對象， 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被推倒敵對一方。少數恐怖分子並不是最大問題，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從整體上成為敵對，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險所在。
「是開發西部還是掠奪西部」
以發展經濟穩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高壓還在繼續不斷地加強，民族問題怎麼可能得到解決？
北京標榜給了新疆多少錢，當地民族反問卻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被列為「西部大開發」第一號工程的「西氣東輸」，就是開採新疆天然氣送到中國內地。新疆 人質疑是開發西部還是掠奪西部不能說沒有理由。只要人心保持對立，民族之間互不信任，經濟上所做的一切都免不了會被貼上殖民主義的標籤。
佔近四成的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權力、經濟和知識資源，他們有足夠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經濟依賴中國內 地，僅一個漢語使用，就使當地民族處於劣勢。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會漢語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高層次的職位大部分都被漢人佔據。
新疆失業嚴重，當地民族青年經常找不到工作。漢族人還可以去內地打工，當地人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時，常能看到到處是當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閒聊或打 鬧。看著那種情景不由得產生一種恐懼，這麼多青年無事可做，不能把精力昇華釋放，同時不斷積累仇恨，未來會發生什麼危險實在很難預料。
一位維族朋友對我說：「你看，在這種小飯館裡吃飯的99％是維族，99％是自費，而去那些大飯店大吃大喝的99％是漢族，99％是公費！ 」少數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於這種直觀的對比。的確在新疆的高檔消費場所，很少看得到當地民族，那裡幾乎跟中國內地一樣，周圍都是漢人，說的都是漢語。
形勢離民族戰爭的臨界點越來越近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政權的路線走下去，無疑越走越近。
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為從神聖的天山流下，穆斯林 又特別重視潔淨，不僅是物理上的，還包括意念上的潔淨。骨灰是不潔的，王震又是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等於弄髒了所有穆斯林的水。
治理新疆這麼多年的當局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還大肆宣傳。新疆穆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 喝。但是一千多萬穆斯林每次喝水時，眼前都會閃過不潔淨的陰影，隨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讓清真寺開辦教授古蘭經的學校，但是宗教怎麼可能不傳教？不讓在新疆辦學，學經者就會去巴基斯坦、阿富汗……最終可能被訓練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蘭經的學習，還有聖戰思想與恐怖主義訓練，最終再返回新疆從事恐怖活動，為新疆爭取傳教自由。
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希望，當他們什麼都不再說和做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 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沒有真正領會。今日當權者甚至為此得意，維吾爾人敢流露一絲不滿，立刻就會遭到迎頭痛擊。
把全部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萌芽狀態並不能真實顯露矛盾的性質，很可能許多積極因素也被同時消滅掉。那不是真地消滅了矛盾，只是壓抑和加深了矛盾，並且積累起來，早晚會被無法預料的事件引發，從無聲中響起驚雷。
中東國家或介入
如果新疆漢人比例小，只要有發生動亂的風吹草動，勢單力孤的漢人就會往中國內地撤；反之，如果漢人移民數倍於當地民族，佔有絕對優勢，則會使當地民族比較謹慎，不會輕易起事。最容易爆發衝突的就是目前這種漢人與當地民族勢均力敵的狀況。
漢人數量上是新疆第二大民族，相當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幾代，他們在內地一無所有，因此會把新疆當作自己的家園來保衛…這決定了新疆漢人 在面對民族衝突時，不會採取克制和退讓姿態，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財富、技術和中樞位置，以及背後大中國的支援，與當地民族進行戰爭。
雖然新疆漢人總數比當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約為7:10），控制的資源卻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駐軍幾乎全是漢人。所以即使中國內地陷入混亂，一時不能西顧，僅靠新疆漢人自己也不會手軟，甚至可能對「分裂主義勢力」主動出擊。
當維吾爾人打起脫離漢人統治的聖戰，其他穆斯林 — 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戰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會不會投入呢？東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對付不了中國，因此從來在世界一盤棋中考慮問題。聽他們如數 家珍地談論新疆地緣政治、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時，常為他們的廣闊視野感嘆不已，自愧不如。
那時新疆會同時出現有組織的起事和無組織的鬧事、有準備的軍事行動和盲目發洩的恐怖襲擊，幾十萬海外維吾爾人會參與，國際穆斯林勢力也會介入，匯合在一起，衝突必定愈演愈烈。漢人搞定新疆絕非輕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調動是無止境的，仇殺一旦瘋狂，殘酷程度難以想像。
當年波黑戰爭很多情況，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資源比例，塞族與大塞爾維亞的關係，國際社會對穆族的態度等，都和新疆維漢狀況相像。還有波黑的克羅地亞和 新疆哈薩克。波黑人口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場戰爭足以成為前車之鑑，也是強烈的提醒—新疆會不會在未來變成一個三倍大的新波黑？
一位新疆的烏孜別克族教授對我說，中國將來肯定要出事，中國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時，他一想起那種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國，不能讓他們留在新疆。
此書譯成My West China,Your East Turkestan 正是我的原意，當年曾為此與出版社爭論，出版社堅持譯成My West Land,Your East Country，可能是怕敏感吧，雖然出版社在台灣。
（原文題「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後發的推特」，刊於作者博客，現題為篇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