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历史2013-03-22 第1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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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宋教仁不必贬损孙中山
发布时间：04月01日 13:57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遇刺不治去世，迄今已是整整百年。这百年里，宋氏之思想与理想不断被后人重温唏嘘。
但在这重温与唏嘘里，却流行一种奇怪的意见，认为宋教仁的宪政之路在当时最正确，宋被刺后，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毁掉了这条最正确之路。事实果真如此乎?
宋教仁的宪政之路在当时是不是最正确的？孙中山在辛亥后是不是误入歧途？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切实理清二者在辛亥后的政见分歧。先说孙中山：
孙中山辛亥年后远离政治，不断呼吁国人鼎力支持袁世凯
1906年，孙中山制定《革命方略》，为未来的中国设定了一种分段嬗进的政治演进模式，依次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也就是实现“共和”须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和宪政。
理
想状态下，孙氏自然希望由革命党来实践这一“三步走”战略。但辛亥年形势的发展，并未能够给予革命党足够的实力。孙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其政令尚且出不了
南京城，更遑论号令各省督军乃至制约北洋系。其让位袁世凯，与这一形势大有关系。退而求其次，孙氏转而希望通过拥护袁世凯，来实现其“三步走”战略。自我
放逐去修铁路的同时，总不忘谆谆劝告国人要拥护袁世凯：“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
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陈其美也说他当时“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
孙
氏更多次表示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理由是“袁总统才大”、“ 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
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这一意见，当着袁世凯的面，孙氏也曾说过——据1912年8月31日《民立报》报道，孙氏
当面建议袁世凯：“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当记者黄远庸提问“（袁世凯）有野心没有”时，孙氏的回
答也相当干脆：“那是没有的。”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孙中山相信中国有必要经历一段“军法之治”
孙
氏对袁世凯的这种鼎力支持，当然不是什么“上了袁世凯口蜜腹剑的当”，而实缘自孙氏对“三步走”战略的坚持：训政之前，须有军政，即“军法之治”。按《同
盟会宣言》，“军法之治”须承担的责任不但包括“内辑族人，外御寇仇”，还须杜绝“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及杜绝
“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各县做到了这些之后，才能解除军法，进入训政的“约法之治”阶段。孙氏希望袁世凯当政十
年，练兵百万；民党则与政府亲密合作，从事社会事业。这些恰是“军法之治”的内容。
1912
年9月25日，孙中山与袁世凯充分商议后达成的《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对外公布，其中第六条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
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孙氏支持袁世凯搞中央集权的态度一目了然。有学者批评这份施政纲领，说它“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
制度”、“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孙氏之所以完全没有与
袁世凯讨论“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他自己在1912年8月曾给宋教仁写信，有过解释。孙氏说：
“民
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着手，
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至政治乃能活动。”——孙氏希望民党同仁放弃政治活动，转入社会建设，“而尽让政权于袁氏”，显然有希望借袁氏完成军政
阶段的意图；其完全不提“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也在情理之中。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北站出发，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后宋教仁的政见：搞内阁制，架空总统
再来看宋教仁辛亥年前后的政见和理想：
宋教仁将孙中山看作“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且视其政见为“空想”
宋
教仁早年是孙中山的拥躉，曾在日本热情参与过《孙中山传》的编纂。但这种热情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7年初黄兴与孙中山因国旗问题产生激烈冲突，宋氏支
持黄兴，已开始在日记里批评孙氏“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1908年，宋氏又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
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宋氏又和日本友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对
孙氏的“三步走”策略，虽未见宋教仁有直接的批评意见，但其内心不以为然，却是肯定的。宋氏在日期间对西方宪政有过一番研究，很心仪英式责任内阁制。辛亥
前夕，其主导成立的中部同盟会的章程与活动，已完全没有“军法”、“约法”的影子；武昌起义后，其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更明言要在三个月内开设议会，
完全不考虑什么“军政”、“训政”阶段。稍后孙中山归国，北一辉去南京劝宋氏拥护孙中山，宋氏的态度相当抗拒，对北一辉怒道：
“老兄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辛亥年前后，宋氏与孙氏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但在革命党内部，宋氏的责任内阁制远不如孙氏的总统制有市场
虽因张继等人的继续劝说，宋氏最终选择接受孙中山为民党领袖，但政见方面的分歧仍在。孙氏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氏主张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前者实权握于总统之手，后者实权握于内阁总理之手。
据
徐血儿回忆，孙、宋二人在1911年末曾为此有过激烈博弈：“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
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
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孙氏主总统制，自然反对设总理；宋氏欲造就责任内阁，自然必欲设总
理。黄兴作为总理人选，夹在二者中间颇觉尴尬，竭力推辞也在情理之中。宋派握有实权，孙派刚刚归国，于起义尚无实际贡献，作出让步也不奇怪。
但
孙氏的让步是一回事，革命党内部是否认可宋氏的内阁制，又是另一回事。此前在武昌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有规定不设总理，就是革命党内更倾向于美
国共和制的明证。宋氏在南京欲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要求总统制须加上“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换句
话说，总统签发的命令，如果没有国务院的签字盖章，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等于保留了总统制的壳，内核却已替换成内阁总理制，孙中山的权力实际上已被架空。
但代表们投票的结果，同样并不支持宋氏。
纵
观宋氏对内阁总理制的坚持，既是其固有政见，也有不愿意让孙中山掌握实权的意图。宋氏多次说孙氏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其政见是“空想”，要误国误民。
所以必欲将孙氏置于无责无权之境地才甘心。宋氏多次对外解释自己坚持内阁制的理由是：“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
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所谓“总统不善”，其潜台词即对孙中山的不认可、不信任。孙派人士屡屡指责宋氏坚持内阁制的目的，是
想要为自己图谋总理之位，并非无因。
袁世凯内阁。前排：唐绍仪/胡惟德/刘冠雄/王正廷/蔡元培。后排：宋教仁/施基/段祺瑞/王宠惠/魏宸组
为防范袁世凯，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理想才在革命派内部获得认可
稍
后孙中山决意让位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宋教仁重组国民党，二人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宋氏抓住机会，编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制定《临时
约法》，明确将政府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今人多以此指责孙中山，说他因人立法，自己做临时大总统时搞总统制，自己退位就搞内阁制，败坏了民初法
制。这种指责其实是不成立的。孙氏虽然没有反对宋教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但这一改变毕竟主要是宋教仁的意志，与孙中山的关系不大。况且孙氏此后也多次公开
表示赞成袁世凯掌握中央实权。真要谈败坏民初法制，那也只能归咎于宋教仁，而非孙中山。
孙
中山对《临时约法》修改的真实意见是什么呢？孙氏自己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其政治代言人胡汉民与宋教仁曾有过一场激烈的冲突。胡汉民的主张是美国式的共和，
因为“美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宋氏的回应是：“君不过怀疑于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下得下就
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胡汉民反驳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一九零五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
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仗。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简单
说来，胡汉民与宋教仁的分歧是：胡汉民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宋教仁则主张内阁制和中央集权制。胡氏的意见虽未能完全代表孙中山，但纵观胡氏的整个
政治生涯，其理念始终紧随孙氏，说他的意见相当程度也代表了孙氏的意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一次，因为防范袁世凯的缘故，宋氏的内阁制获得了革命党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
03宋教仁的宪政之路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孙、宋之间在政见上有种种矛盾。宋氏遇刺后，孙氏发起“二次革命”，近年来不断被学术界指责为“断送中国宪政之路”。但考诸史实，宋氏的宪政之路，本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民初宪政之路成败的关键在于合理处置北洋系，但宋氏显然做不到
民
国初建，对于如何将“共和”落到实处，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能称之为“顶层设计”者，则惟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以
及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时过境迁来审视这三份“顶层设计”，其实不难发现，它们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即如何处理当时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北洋系，并将之纳
入“共和”的轨道。
孙
中山和宋教仁对北洋系的处置，简单说来，孙氏取合作态度，并期望将之纳入自己的“军法之治”当中；宋氏则取对抗态度，期望用改组后的国民党组建政党内阁，
再用内阁制架空袁世凯。宋氏的这种对抗心态，在当日毫不隐讳——1913年3月，国会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年仅31岁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发表演
讲说：“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
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此一时期，袁世凯并未有任何破坏共和的显著行为，宋氏演讲如此走极端，直将一国总统视作仇寇，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即煽动民意来支持自己对袁氏的权力架空。为获取这种支持，宋氏不惜扭曲事实，为袁氏捏造罪行，如借外蒙问题点名斥责总统袁世凯、
国务总理赵秉钧，说什么俄国制造外蒙问题前后，“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
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但考诸史实，袁世凯政府当日已尽全力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至于实
质意义上的收回，已在当时的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外。宋教仁似乎还忘了，在事件爆发之初，其本人及国民党也是高度拥护政府的外交谈判政策的，直到选举结果出
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氏有望组阁，才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对于这种翻脸，梁启超当日曾撰文讽刺，讥之为：“明知其事
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宋
氏或许觉得，尽可能地抹黑袁世凯上台后的内政外交，可以为自己的组阁寻求到更多的民意支持，有了这些民意的支持，内阁责任制就能获得巩固，对袁世凯的架空
才能落到实处。但问题在于：其一，北洋系是纯粹的武人集团，相对民党，具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而且对政党政治相当隔膜，几乎不参与政党活动；宋氏主张的政
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北洋武人并不认同。其二，宋氏所争取到的民意也相当有限。此次选举，有选民资格者不过10%，这10%当中，有多少人真心关心国家的前
途，尚未可知——《顺天时报》曾报道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上奉曰：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
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基层官僚尚且昏聩如此，底层民意对选举的认知如何，可想而知。袁氏有压倒性的武力作后盾，宋氏所倚仗的民意又如此脆弱，
宋氏顽固地以袁氏为仇寇，其结局可想而知，可谓毫无成功的希望.
没有实力作后盾，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博弈不出来的，宋教仁注定要失败
宋教仁有一种理想，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政制游戏规则——“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
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但新、旧游戏规则的转换，实质上是一场博弈，这种博弈，是要靠实力作后盾的。
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孙中山在辛亥后鼎力支持袁世凯，放弃政治去修铁路，未尝不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清晰认知——武力既不能抗衡，民意也是虚妄，孙氏说得明确：
“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我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性
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种判断，与胡汉民所说的“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
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其实高度一致。孙氏说“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并不是谦虚之辞。
另
一“顶层设计者”梁启超，其政治理念，与宋教仁并无区别。辛亥后，宋氏重组国民党，梁氏也主持进步党，两党呈对垒局面，但恰如张朋园所说，“革命之后，时
移势易，有原为立宪派而加入国民党者，亦有原为革命派而加入进步党者，而两党党义并无明显之不同。两党同以实现三权分立为目标，并不似后来之政党标榜主
义。”宋、梁二人都对责任内阁制情有独钟，其区别仅在于梁氏将北洋系视作合作对象，而宋氏则将北洋系视作对抗对象。
梁
氏之所以对北洋系取合作态度，既与其固有的开明专制理念有莫大的关系，也同样基于对进步党自身实力的认知。梁氏后来多次谈到自己与北洋系合作的初衷，是想
要做一个引导者，将北洋系引入民主共和的轨道。1913年2月底，在国会选举结果出炉前夕，由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出面，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
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这实际上是进步
党及北洋系势力在向宋教仁喊话，表达对宋氏责任内阁制的不满与否定。袁世凯本人更对谭人凤明确表态：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
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谭人凤与宋教仁关系极亲密，袁氏此举，显然是在向宋教仁交底：他不可能
接受一个被架空了的总统虚衔。此时，距离宋氏遇刺，仅半月之遥。倘宋氏未曾遇刺，其与袁氏的冲突终究不能避免，宋氏无实力作后盾，仅靠操弄政治概念，其失
败也是必然的。
民初是政治转型的关键时代。政治转型的实质是博弈，博弈的实质是妥协与实力。可惜的是，一度成为这个时代舞台主角的宋教仁，既缺乏实力又不懂妥协。其理想 虽好，却毫无成功的希望。当宋氏的理想破灭，动荡时代再度降临。纪念宋教仁，不仅要重温他的理想，更应反思他的教训。宋的宪政之路，本是一条死胡同，不必 移花接木将责任推到孙中山头上。
【其实宋教仁的被害,是袁世凯,孙,及国外列强一种默契，他们联手扼杀了中国民主革命，以宋教仁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其实在当时是一股朝气蓬勃的军政力量，不 是大家所说的只是一群知识份子，左右不了中国政治，这是错误的。以湖北，湖南为核心的南方国民党军政体系是宋教仁的根基，是除袁世凯的北洋军政体系以外的 中国第二大政治力量。
当时的孙确实没有实力，充其量，只控制着上海，南京一偶，这都还是孙的得力干将，陈其美，蒋介石，临时领导起义拼死得到的，因为准备不充分也只是暂时的基地。
袁世凯不想宋教仁南方系做大，孙中山想控制整个国民党，野心勃勃的日本，不希望有一个美国式的强大国家诞生，西方也不希望中国成为这样的国家，一场悲剧发生了。
宋教仁被害，让国民党实力派们群龙无首，陷入动荡，国民党左派分裂了，直接导致了，蒋介石上台以后，仍然不能号令各省国民党政府的奇观，也为以后日本全面 侵华提供了有利的局面。袁世凯扫除了称帝的钉子，袁世凯成功了，孙中山却没有如愿以尝，他没有进一步控制国民党，一直以来都只能依靠广东军阀做为一个座上 宾，直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自己的军校党军以后，以孙中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才真正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宋教仁的被害，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 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覆没。】——管金生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导读]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以及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有让黄兴充当新政权第一号人物、宋教仁充当第二号人物的革命目标。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
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有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功劳。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的议会政党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逃”向革命之路
宋
教仁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化名宋錬。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在县教谕黄寿彝
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下，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0
年，唐才常、沈荩、林圭等人利用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社会动荡，在上海成立勤王救国的自立军。自立军依照江湖秘密会党的组织形式建立富有
山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散发富有票接纳会党、扩充组织。号称“桃源三杰”的宋教仁、胡瑛、覃振，先后被发展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员。自立军遭到镇压
后，18岁的宋教仁躲回老家，遭到清军三次追踪缉捕。清军第三次来到上坊村时，把依山傍水的宋家住宅团团包围。宋教仁翻山越岭逃到沅江支流的一个渡口，在
当地渔民的救助下渡到对岸成功逃脱。他后来在上海《民立报》担任主笔期间，署名“渔父”，以表示对这位渔民的感恩与纪念。
1901年，19岁的宋教仁参加县级科举考试并考中秀才。1902年秋，宋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于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
1903
年8月，从日本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等人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等人以赴黄兴三十寿宴为名，在长沙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
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募集股本，声称是兴办矿业。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阴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于长沙、岳州、衡
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工作。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
定起义时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
在此期间，自任大将的黄
兴变卖家产，在华兴会之外另设同仇会和黄汉会，委派中将刘揆一与化名郑浩然回国的陈天华等人，在牛马交易大会上，授予哥老会大首领马福益少将头衔，并赠送
枪支弹药。此举直接导致起义计划的泄露。与黄兴一样想通过变卖家产筹集起义款项的宋教仁，因家产不能及时出手，只好于11月2日雇船从常德出发到省城长沙
筹措款项。他于3天后来到省城，却找不到黄兴等人的踪影，直到在大街上偶然遇到基督徒革命家曹亚伯，才得知会党首领游得胜、肖贵生已被捕牺牲，湖南巡抚陆
元鼎依据两人口供，正在搜捕黄兴、宋教仁等人。
1904年11月7日，宋教仁在黄吉
亭、曹亚伯资助下，从长沙乘坐运煤船前往武昌。煤船走了整整10天，于1904年11月16日抵达武昌。这一天恰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同时也是华兴会
原定的起义日期。当地驻军满街巡逻，城门严查出入。武昌知府兼文普通中学堂提调梁鼎芬，已经宣布开除宋教仁、欧阳瑞骅的学籍。宋教仁从胡瑛那里得知，黄
兴、刘揆一等人逃到上海之后，以启明译书局作为秘密据点继续开展活动。
11月21日，
宋教仁到达上海。在此之前的19日，安徽人万福华在上海四马路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时失败被捕。20日，章士钊以朋友身份私自探监，暴露了他与黄兴等人在
余庆里的秘密住址，直接导致由江西派往上海购买枪械的新军统领、湖南同乡郭人漳，与黄兴、章士钊、张继等人一同被捕。经湖南同乡、华兴会成员蔡锷向时任泰
兴县令的龙璋紧急求救，化名李寿芝的黄兴，冒充随员与郭人漳一起获释。章士钊、张继等人也由龙璋出面陆续保释。黄兴等人出狱后立即逃往日本。12月5日，
宋教仁也与湖南同乡杨毓麟、杨度同船前往日本，从此奔向更为广阔的革命之路。
革命也有复杂事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叙述中，孙文等同于同盟会、同盟会等同于孙文几成不容置疑的常识定论。而事实上，中国同盟会的第一组织者和第一推动力，是已经被公众淡忘的程家柽。
1913
年1月，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介绍说，程家柽，字韵荪，又写作润生，安徽休宁人。1899年9月，由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选送为湖北省官费留学
生，赴日本后考入帝国大学农科。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过200人，他们中间只有谈维新的而没有谈革命的。程家柽透过裁缝师、三合会会员郑可平辗转见
到隐居横滨的孙文，听了孙文讲解“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程家柽当场表示要“树党全国，以传播之”。孙文当时的愿望却是
联系20名东京留学生，其中学习陆军的10人，专门利用广东广西的三合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创建军队；学习法政的10个人，主要在占据城池后处理地方上的
行政事务，并且与外国人进行国际交涉。程家柽觉得这样做远远不够，主动帮助孙文与留学生进行联络，这样才有了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关
于同盟会的成立，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回忆说，程家柽在自己居住的北辰寓庐召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与孙
文聚会商议，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为了让孙文振作起来充当革命党名义上的党魁，程家柽专门联络宋教仁等人，于8月13日在富士见楼组织了一
场3000多人的欢迎大会。程家柽在会上“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
与
宋教仁的叙述相印证，张继在为《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题写的跋语中介绍说：“余常有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组织革命者也。向使学
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
1905
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应邀来到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时，同盟会的第一次集会已经开始。他在当天日记中为同盟会的成立留下了最为原
始也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
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
同
盟会在黄兴（庆午）的倡议之下，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就推举孙文（逸仙）为总理，是8月20日第二次会议上的事情。据宋教仁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与会人士
仿照欧美各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原理，当场选举司法部职员8名，评议部议员20名；然后没有经过选举和评议程序，就由孙文当场任命执行部职员8名。但是，随着
包括程家柽在内的任事诸人先后离职，负责“司法”的司法部一年之后便无形取消；负责“立法”的评议部，也因为各议员先后回国，一年之后便形同虚设。三权分
立的制度设计，最终依然落实为总理孙文的一人专权，以及同盟会内部一次又一次的无序斗争。
1907
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文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
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
也。”
过了一段时间，黄兴与孙文言归于好。宋教仁与孙文之间，却一直保持着微妙关系。
在
同盟会内部，比宋教仁年长22岁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是年龄最大、阅历最深的，也是与宋教仁最为投缘的。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介绍
说，1911年8月，彭寿松来信告知湖北情形。9月中旬，湖北方面的同志来电催促同盟会中部总会前往主持。由于谭人凤生病，宋教仁在9月20日的会议上答
应，将于10月11日前往湖北。9月25日，杨玉如、居正到上海通报情况，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文学社领导人胡瑛也派人来索要炸弹。宋教仁询问各方面情况，结
果却是茫无所知，便决定滞留上海等待从香港赶来的黄兴。谭人凤判断湖北方面情况紧急，于10月3日召开会议催促宋教仁前往。宋教仁答应中秋节也就是10月
6日过后一定前往，等到中秋节，他又以于右任不在民立报馆自己无法脱身为借口不愿动身。谭人凤大为愤怒，带药出院后于10月8日再次开会，会后立即赶往南
京，邀约相关同志准备响应。10月10日，谭人凤与居正一起乘船赶往武汉，船到九江时，“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在
《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评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
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
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最后的冲刺
辛
亥革命爆发之后，在英国及日本式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
式总统共和制，或者说是总统及议会共和制，简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是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简称内阁制。出任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是同盟会内部主张总统制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会内部主张内阁制的代表人物。
在
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
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第一位
组织者和缔造者。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
席。9月3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又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
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
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未超过半
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
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暗杀。
1913
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
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
等人。吴乃文、冯玉山等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杀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
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
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
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
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后也曾作有挽联，从中可窥暗杀景象：“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
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暗杀，就这样裹挟着民国踉跄前行。
在
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反对孙文“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
来向孙文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
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文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
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或者说是“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
败，都根源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文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谭
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以及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有让黄兴充当新政权第一号人物、宋教仁充当第二号人物的
革命目标。由于孙文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
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随之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
杀。
随着宋教仁的过早去世，不仅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归于失败，谭人凤所设计的由湖南人主导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也只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泽东来实现了。宋教仁坚决主张民主原则 痛斥孙中山专制跋扈
2011年04月26日10:53南方都市报李扬帆[导读]在同盟会内部，宋教仁坚决主张民主原则，他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批评孙中山“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宋教仁遇刺，尽管袁世凯有最大嫌疑，但真正的幕后凶手已成历史悬案。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从
行政上而言，虽则当今有湘西自治州，其范围小于本文所叙及之大湘西，但自古沅江以西及澧水流域均属湘西，并无歧义。自古以来，湘西与中国历史进程紧密相
关，湘西人之血性也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近代湘人杨度名言有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而湘西人又为湖南人中之豪杰也。
100
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事故，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的那件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武装起义在武昌爆发。许多为革命奔波了十几年的领导者对于骤然到来的事件
其实并无准备，比如，孙中山尚在美国，从报纸上知道了中国革命，才决定赶紧回国。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及这件事情发生后的意义，离中原最
近的偏远蛮荒之地湘西，也是在睡梦中模糊感受到了这革命的到来。
视死如归：湘西三死士
为共和革命而死，湘西有三人最为著名：刘复基、蒋翊武和宋教仁。他们均在30岁左右血染共和，毫无畏惧，真乃湘西血性死士。
刘
复基为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另两人为彭楚藩和杨洪胜）。他们本不该死，尤其是刘复基。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蒋翊武为社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
复基是武昌首义的真正策划者。武昌首义三烈士的死是一场偶然事故，而辛亥革命之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也因之成为偶然。
1911
年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农历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
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赶紧起义。蒋、刘二人及各革命人士犹豫不决。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原来此日上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汉
口宝善里14号制造炸药，拟炸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一位叫刘同的人———他是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叼着香烟进入孙武房间。此人错把放炸药的桶当做了烟灰
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一声巨响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俄国巡捕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
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当晚12时正式行动，以南湖炮队发炮为号。
当晚11时许，总指挥部被围。复基与翊武等人被捕。而翊武仍然留长辫着长衫，其形象如同一般学究，不被军警重视，乘乱逃逸。
10
月10日凌晨，被捕的刘复基见起义未发（实际上是南湖炮队还未正式收到发炮起义的命令），焦急莫名，遂向大堂内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
些遭虐的同胞呵！”旋即英勇就义。同时就义者有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人的头颅，被挂在了城头。是日晚，武昌起义才正式爆发。
蒋翊武于12日赶回武昌，组织义勇军。汉阳失守后继黄兴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
1912
年6月，蒋翊武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不与袁世凯合作，在宋教仁被杀后回湘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1913年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
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袁世凯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翊武“就地枪决”。10月9日，翊武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其一曰：“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
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英勇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临刑前拒绝下跪，并声称要有一个连的仪仗兵伴军乐队欢送。最后他盘坐在红地毯上，
张开双手对行刑队大声说：“来吧，就朝这里开枪！”行刑排长惧之，用手枪从背后开枪。
蒋
翊武因革命而死，也因宋教仁而死。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刚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准备北上时倒下了，两天后
去世。宋教仁的倒下，宣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民选总理的倒下。这才导致蒋翊武愤然与其余革命党人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
宋教仁秉性中有别人不及的理性成分。在1904年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与黄兴一起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无宋、黄二人的鼎力相助，绝无孙中山之同盟会的创建。无宋教仁的执意坚持，也绝无国民党之成立。是以宋教仁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伟人，惜乎死于暗杀。
即
便在同盟会内部，宋教仁也是坚决主张民主原则，他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批评孙中山“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1912年7月，宋教仁与教育总长蔡元培等
同盟会人士辞职，准备参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宪政的选举。在宋教仁的推动下，以同盟会为主，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以便同
袁世凯抗衡，实行议会民主制度。
然而，袁世凯搞的这个假民主选举的性质很快暴露。他
决计没有想到新的国民党能够在竞选中取得议会多数席位，这就使得宋教仁有资格以多数党领袖身份出任内阁总理。明知有生命危险，宋教仁坚持在回湖南探亲后经
上海去北京准备组阁，湘西人刚正之风令藏在阴暗角落的政客们胆寒，宋教仁果然遇刺。尽管袁世凯有最大嫌疑，但真正的幕后凶手已成历史悬案。孙中山挽联说：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赤诚侠义：湘西三名士
辛亥前后，湘西另有三人代表了此地文武两面之赤诚、善慈、侠义的真性情。一位是熊希龄，一位是杜心武，一位是陈渠珍。
熊
希龄，湘西凤凰人，1894年，殿试二甲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甲午之役后，熊希龄上书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被张之洞委为两湖
营务处总办。1898年，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庚子之后，熊希龄参与办理地方实务改
革，并在1905年随“铁杆立宪派”端方一起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1911年辛亥革命
起，熊希龄转变政治立场，次年初，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名义，致电袁世凯，督请满室“明诏退位”，公开襄赞共和。不久，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国会同意任命熊希
龄担任财政总长。1913年6-7月间，袁世凯以“古玩事件”（熊希龄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热河都统，被袁世凯陷害告以私藏文物）为要挟，迫使并不想担任总
理的熊希龄组阁，以遂其弄权专制之志。在此期间解散国民党的大总统令颁布，国会也被袁世凯搞垮。在熊希龄被利用完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利用公开所谓盗宝案，
致使熊在1914年2月6日提出辞职。
与袁世凯决裂后，熊希龄退出政治舞台。此后建香山慈幼院，任院长，此为近代中国国内最完善的慈幼教育机构，收养京畿地区的无辜灾童，维持垂二十年之久。熊希龄以慈善家终世，非有一种名士的决绝之心不可成其事也。
另
一位湘西辛亥传奇人物杜心武，号儒侠，道号“斗米观”居士，1869年出生于湘西张家界市慈利县江垭镇，武陵山一带流传的武术门派自然门的宗师。杜心武身
材瘦削，被称为侠骨。年轻时拜徐矮子为师，学得一身惊人的武功，早年在四川、贵州、云南一带做保镖。威震四方，被誉为“南北大师”。1904年，杜心武在
日本留学时（应该学的是农学）认识宋教仁，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在日本时，宋教仁便参与了保护孙的工作，于是坊间便盛传杜心武为孙中山的保镖。事实上，
孙中山在这几年间只在日本待过几个月，其余时间在世界各地奔波筹款，因此，杜心武可能参与了在日本的保卫，但不是孙中山的贴身保镖。回国后，杜心武参加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12年5月，宋教仁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杜心武任佥事。旋调任农商，农工部部员，继调任农商部直属第二农事试验场（河南彰德）会
办，后改任直属第一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技正。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杜心武无意政坛，在家装疯，人称“杜癫”，闭门谢客，潜心学道。
“湘
西王”陈渠珍也为赤诚侠义之名士，难以一般军阀视之。渠珍有《艽野尘梦》传世，他生于湘西凤凰，是沈从文的老乡和上司，贺龙曾经的上司和对手。陈乃一儒
将，沈从文在其手下当文书，读其藏书乃通人文。而陈在年少时曾投靠清末川边大臣赵尔丰，入藏平叛。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尚在西藏，他跋涉万里回到
湘西。其《艽野尘梦》为康藏陈年旧事中之最有人情味、最有真实性的游记。陈在西藏得一名“西原”的藏女，在其鼓励下率115名湘西汉子出藏，度过无人区，
历时200多天而仅得7人生还到西安。奈何19岁的西原自高原下来，不能适应内地气候，染天花死于西安。陈氏既安厝西原，“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
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10余年后渠珍将西原移至湘西以亡妻之礼葬之，此事最见湘西
人之真性情，读之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