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15, 2013

日本貧富差距修正幅度創出新高卻引爭議

安倍施政演說淡化個人色彩 未提集體自衛權

2013/10/15
日本第185屆臨時國會于10月15日開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下午的眾參兩院正式會議上發表了施政演說。安倍晉三在演說中強調將繼續堅持最重視經濟的政策運作。

        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安倍所率領的自民黨取得壓勝性勝利,由此結束了眾參兩院的「扭曲國會」現象。在推進政權運作時,相比與在野黨的博弈,執政黨的內部 調整更加重要。安倍沒有提及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顯示出對在安全保障政策上持有異議、共同執政的公明黨的顧慮。

  演說內容約為5500字(編者注:日文)。相比1989年以後的施政演說的平均近7500字顯得更短。安倍稱:「只要擁有意力,就一定能戰勝困難」,顯示出安倍將以堅強的決心解決擺脫通縮、財政重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外交與安保政策重建等堆積如山的課題。

安倍演說中有關外交和安全保障的主要內容:

 如果不對世界和平與穩定承擔積極責任,就無法保衛日本的和平。日本必須成為積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的國家。我相信「積極的和平主義」正是日本21世紀應該的道路。

  將重建正視「現實」的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將創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加強首相官邸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的指揮功能。為了在以長期視角看待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確保日本的安全,將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將以日美同盟為立足點,與堅持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以及法治等價值觀的國家加強合作。駐日美軍整編將在維持威懾力的同時,尋求減輕以沖繩為代表的當地的負擔,將根據目前的日美協議穩步加以推進。

 關於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本屆內閣將盡全力加以全面解決。

 

 

日本貧富差距修正幅度創出新高卻引爭議

2013/10/15
    日本人民的收入差距正在得到修正。日本厚生勞動省日前發佈的2011年收入再分配調查顯示,在利用徵稅和社會保障制度對低收入階層等實施收入再分配之 後,顯示家庭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3791,比原始收入計算的係數縮小了31.5%,這一縮小幅度創歷史新高。其原因在於通過養老金和醫療制度獲 得大量支付的老年人出現增加。

   日本的收入再分配調查每3年實施一次,對象為上一年的收入。此次再分配前的原始收入計算的基尼係數為0.5536,高於上次2008年調查 (0.5318),創出歷史新高。由於公共養老金未納入收入,老年人越是增加,收入差距越容易擴大。基尼係數上升的約70%是由高齡化導致的。此外,收入 水平低的單身家庭有所增加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在扣除稅金和社會保險費之後,以計入公共養老金等支付後的收入計算的基尼係數也高於上次調查(0.3758)。不過,顯示收入差距再分配後能在多大程度上 縮小的修正幅度首次超過了30%。社會保障制度帶來的改善度為28.3%,比例很高,而稅收帶來的改善度則僅為4.5%。

     從通過養老金和醫療等制度獲得的支付額中減去稅金和保險費等負擔額之後,20~50多歲人口的修正幅度將為負數,而60多歲以上則轉為正數。

    另一方面,在年輕階層中,同一年代內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例如戶主為35~39歲的家庭的基尼係數按原始收入計算由2008年的0.2779迅速上升到了2011年的0.3358。

  此次調查對民主黨執政期間的收入再分配的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查。民主黨政權雖然擴大了兒童補貼和高中免費化等範圍,但日本厚生勞動省認為,這些政策「基本沒有對此次的調查結果產生積極影響」。

       早稻田大學教授橋本健二認為年輕階層的收入差距出現了明顯擴大,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增加和年輕人就職難在數據上得到了明顯體現。而作用負面的消費稅將自明 年春季起上調,稅收帶來的再分配效果將日趨縮小。雖然增稅收入將用於社會保障,但主要是為加強針對老年人。如果不推出支持年輕人的政策,年輕階層的貧困化 可能進一步加劇。

        SMBC日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牧野潤一指出再分配功能是否過大需要重新檢驗,達到3成以上的再配分效果已經接近極限。認為一心只為消除收入差距的政策將帶 來「國家任何時候都會幫助我」的誤解,而且打擊人們的積極性。如果不重新評估適齡一代和將來一代的負擔與支付的平衡關係,財政問題將成為嚴重阻礙經濟增長 的因素。

   





日本怎麼放假?

2013/10/15
       法定假日到底該怎麼休正成為議論的焦點,那麼鄰國日本節假日又是怎麼安排的呢?

法定假日15天 新年和盂蘭盆節額外放假?

       正如表格所示,除去週六週日外,日本一年有15天法定假日。如果日本的法定假日適逢週日,則下週一補休一天。不會像中國週末上班來調休。

        另外,在日本雖不是法定假日,但企業也有放長假的習慣。8月15日「盂蘭盆」的一週,政府機構和大部分大型製造業都會放假。這是因為佛教認為祖先的靈魂在盂蘭盆這天回家,所以會有很多人回老家掃墓。

       儘管各個年份會有所不同,不過通常12月28日或29日被視為「工作結束」的日子,從第2天開始便進入年底停業,1月1~3日的「三天」(由於其日語發音 與「參賀日」相同,所以日本人有參拜神社的習慣)很多企業都放假停業。證券交易所基本上也在12月31日到1月3日停盤。這和中國的春節有些相似。考慮到 這些情況,日本的假日並不比中國少。

      另外,和中國一樣,在長假之初和結束的日子由於回鄉、返城等,鐵路、飛機和高速公路時常陷入混亂。

日本假日因歐美壓力而增加?

        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由於保持了龐大的貿易順差,日本被歐美批評為「勞動過度」。由於為了緩解這種壓力等原因,日本的假日一直呈現增加態 勢。自1996年起被定為假日的「海之日」(當初為7月20日)被定義為「感謝海洋恩惠的日子」等,那麼為什麼定在7月呢?究其原因,在5月黃金周連休和 9月敬老日之間沒有假日,而且7月正值夏季最炎熱時期,有意見表示「在這個時候能有個假日就太好了」。毫無疑問,與其說有理由將這個日子定為假日,不如說 政府一開始就有意增加休假日。此外,在昭和天皇去世後,作為此前天皇生日的4月29日被作為「昭和日」這一假日繼續保留,而作為新天皇生日的12月23日 則成為了新的假日。像「昭和日」那樣,天皇生日在戰後不會再恢復為工作日,而是在改換名稱和日期後得以保留。
 
        此外,日本假日制度發生巨大改變是在2003年,引入了歐美所謂的「快樂星期一」的制度。

 
      此前的日本假日均設定為「9月15日」等日曆上固定的日期。而在2003年以後,開始定為「9月第2個星期一」等,以便與週六、週日連在一起,雖然日期多 少有些錯位,但能形成3連休。根據日本的企業文化和國民性,即使擁有公司的帶薪休假,也很難堂堂正正地請假。而日本政府之所以推行上述舉措,就是考慮到了 這種情況,為的是讓勞動者易於享受連休,易於去遠方旅行,以便刺激經濟。

       不過,這個制度也存在消極的一面。例如10月的第2個星期一是體育節,原本是在10月10日,本來是為了紀念1964年東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但在引入新制度後,每年的「體育節」都在不同日期,10月10日東京奧運會開幕日這一記憶就逐漸走向了淡薄。

        此外,中國與日本的明顯的差異是日本沒有為形成連休而出現的工作日上班,而且數年後的假日都已經確定。因此,易於制定第二年以後的計劃。在日本,在5月的 黃金周連休結束後,就經常可以見到人們興高采烈地討論,「如果明年利用帶薪休假在星期一休假,就能形成10天的大連休。我們去哪玩吧?」











提高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

2013/10/15
     中國有關提高退休年齡的討論越來越熱,而亞洲不少國家已開始制定增加老年人就業機會的制度。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0歲的法律。韓國也修改了 法律,逐步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0歲。而新加坡則開始討論將老年人的再雇用年齡上限由65歲提高至67歲。各國採取上述舉措是為了應對勞動力不足、防止社會 保障費用膨脹,不過因負擔增加而表示反對的企業也不在少數。

新加坡開始討論延長老年人再雇用年齡上限(市中心的食堂)
     馬來西亞於今年7月出台了《最低退休年齡法》。一直以來大多數企業都按照慣例採用55歲退休制度,此次則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60歲退休」。違法規定的 企業將被罰款。馬來西亞將本年內定位寬限期,敦促企業做好準備工作。馬來西亞國油公司(Petronas)等國有企業已開始引入60歲退休制。

     出台退休年齡制度的最大目的是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馬來西亞的人口不到3000萬,卻吸納了200多萬外國勞動者。另一方面,目前超過55歲的勞動人口占比大幅下滑。

     另一個目的是為了彌補尚未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該國勞動者可以從55歲開始領取僱員公積金(EPF,相當於退休後的養老金)。然而,有7成多勞動者截止 54歲時的公積金餘額不足5萬林吉特(約合人民幣9.34萬元)。該國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2歲,女性為77歲。退休後經濟拮據的老年人大多靠子女贍養,對 未來的擔憂影響到消費擴大。

     韓國國會10月4日通過了將法定退休年齡定為60歲的法律修訂案。規定員工超過300人的企業從2016年、員工在300人以下的企業從2017年開始將 退休年齡提高至60歲。之前超過300人的企業的平均退休年齡為57歲。今後因年齡原因遭到解雇的60歲以下的員工可以要求企業恢復原職。

     目前韓國國民養老金的起付年齡為60歲,預定從今年起分階段提高至65歲。韓國計劃通過提高雇用年齡上限來保障老年人領取老金之前的生活。韓國的總計特殊 出生率(女性人均一生中的生育數)為1.3,少子化趨勢比日本更明顯,因此還希望借此來應對將來的勞動力不足問題。

    新加坡去年推出了對達到退休年齡(62歲)的員工以65歲為上限實施再雇用的制度。對於滿足身體健康等條件的勞動者,企業將提供再雇用機會。雖然該制度實施的時間不長,不過現在已經開始討論將再雇用年齡上限提高至67歲。

     由於新加坡國民強烈反對增加外國勞動者,政府收緊了勞務簽證的發放條件,因此,計劃通過雇用老年人來彌補勞動力不足。

     對於提高老年人的雇用年齡上限,部分企業以成本增加和影響年輕人雇用為由表示反對。馬來西亞的製造業團體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指出「這將導致企業難以解雇勞動效率低的勞動者」。

     日本也於今年4月推出了要求企業延長雇用老年人的制度。在亞洲,探討對老年人實施再雇用的國家大多個人收入相對較高。而勞動成本膨脹也有可能導致國內產業的空洞化,估計各國關於老年人雇用的討論還將進一步擴大。

     (吉田涉 吉隆坡、小倉健太郎 首爾報導)





日本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還要等10年?

2013/10/15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尤金·法馬、拉斯·彼得·漢森以及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席勒3人。自1969年第1次頒獎以來,諾貝 爾經濟學獎獲獎人數已累計達到74人,日本人雖然在醫學、物理、化學、文學等領域19人獲得過諾貝爾的各種獎,唯有未能獲過經濟學獎。這到底是為什麼? 京都大學教授依田高典稱:「日本人要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還需要10年」。

 
 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人 ap
回顧一下過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特點,可以發現相應的原因。

  在經濟學獎處於草創期的1970年代之前,獲獎人數總計為17人。觀察這些面孔可以發現,都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約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在自由主義陣營的「經濟學巨匠」。從獲獎者的國籍來看,美國約佔30%,其餘為歐洲、英國和當時的蘇聯。在蘇聯的2人中,華西裏·列 昂惕夫曾在美國工作過。而在日本的大學,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紅極一時的時代,因此日本人無法獲獎也在情理之中。

 到80年代,仍然是享有世界聲譽的經濟學家不斷獲獎。勞倫斯·克萊因、詹姆斯·托賓、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以及羅伯特·索洛成為了獲獎者。托賓和索洛 等關注市場不穩定性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經濟學家大量獲獎是這一時期的特徵。另一方面,羅拉爾·德布魯等認為「市場將趨向均衡狀態」、堅持「一般均衡理論」的數理經濟學家也得到高度評價。在這 一時代,依然沒有輪到日本人獲獎。

 進入90年代後,風向開始從重視「人」向重視「領域」轉變。對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的「領域」得到重視,而開創或發展這一領域的多位學者則相繼獲獎。可 能是由於承擔金融市場功能的瑞典國家銀行支付獎金,倡導對市場功能存在質疑的學說的學者開始難以獲獎。認為在不景氣時期政府應該積極介入市場的凱恩斯主義 經濟學已開始喪失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而認為市場無所不能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們則相繼獲得了經濟學獎。

  在2000年以後,重視「領域」的趨勢仍未改變,但或許是由於僅憑單一領域難以作出選擇,類似「行動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等將多個領域組合在一起的模式開始受到關注。從國籍來看,獲獎者幾乎都來自美國。

  90年代以後,日本人曾迎來多次獲獎的機會。其中包括2000年詹姆斯·赫克曼、丹尼爾·麥克法登獲獎時的雨宮健以及2008年保羅·克魯格曼獲獎時的藤 田昌久氏等。不過,在某個領域獲獎之後,相同領域再次成為獲獎對象的可能性將很低。如果在作為研究對象的領域錯失獲獎良機,就很難再次獲得機會,競爭顯得 非常激烈。

        今後日本人能否獲獎呢?京都大學依田高典教授對作為獲獎理由的研究業績的最早發表時間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獲獎的研究業績都在首次發表之後過去了30年 左右。由此可見,獲獎候選人們都處於翹首以盼的狀態」。 90年代芝加哥學派大量獲獎是因為他們60~70年代的研究成果受到好評。最近的獲獎者主要憑藉的是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如果80~90年代的研究 成果成為評價對象,那麼獲獎似乎還需要一段時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清瀧信宏
        根據被引用的論文數量預測諾貝爾獲獎候選人的美國湯森路透2010年預測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清瀧信宏有望獲得經濟學獎。分析壟斷競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以清瀧信宏教授的研究成果為核心的論文在1987年發表。如果經濟出現小危機,通過金融來顯示經濟波動路線的「清瀧=莫爾模式 」在1997年首次問世。因此,清龍的研究成果成為評價對象最快也要在10年之後。

       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目前除了清瀧信宏之外,沒有其他日本人能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選人。如果這個觀點是對的,假設清瀧信宏錯失經濟學獎,那麼預計到2030~40年左右都不會有日本人獲獎。

       經濟學家Thomas Karier在介紹第一屆到09年獲獎人研究成果的《諾貝爾經濟學獎40年》中批評稱「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過於優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部」。他指出,發現市 場經濟問題點的瓊·羅賓遜和約翰·加爾佈雷思未能獲獎顯示出「獲獎者的名單不夠豐富」。同時主張「經濟學獎必須要反映(經濟學)的多樣性」。

       Karier的想法會獲得認可嗎?受08年雷曼危機後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批評極端市場主義的學說成為關注焦點,獲獎對象的範圍似乎有所擴大。因此,日本人也有機會拿出可以改寫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的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前田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