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过去十年中国未出现有竞争力的企业
当下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企业家们该如何应对？我在与一些企业家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期待的声音：“国家会出什么样的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固然在过去20年，中国企业靠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熬过了一个个低谷期。但如今，地方政府负债率高，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刺激经济政策难再力挽狂澜，“等待政府出台政策”的心态亟待改变。企业不能指望政策，而是要修炼内功，把产品做好。
城镇化并不是拉动此轮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的重新配置——限制政府花钱，让老百姓有钱花，才是关键。目前的税制改革减少的税收如九牛一毛，在我看来，要动真格，先减税1万亿元，（其实这不算多，只相当于中国GDP的2%。）例如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可从45%降到25%。中产阶级是未来社会稳定的核心人群，他们才刚站稳脚跟，个人所得税就将他们一脚踩死。
看空城镇化、城市群
在很多人看来，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关键，其实不然。发改委公布的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6%，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中国城镇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造房子。截至去年年底，全国住宅用地中在建面积26.16万公顷，未开工面积10.05万公顷。按照人均25平方米的居住用地仅计算在建面积，也足够10亿人居住，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过剩了。实际上，人口依旧朝大城市聚集，现在的农村几乎看不见青壮年的身影了。
最近，又耳闻“城市群”的概念。所谓城市群，就是几座城市的联合体，这并不能扭转空城景象。以日本为例，新干线的建成联通了东京和一些小城市，却没有如想象中带动小城市的发展，更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来到了东京。由此可见，城镇化未必能推动中小城市经济的发展，反而可能加速其衰落的进程。“城市群”的热炒是为了炒高房价。
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靠地吃饭成了惯性思维。企业同样如此。许多公司表面上有很多盈利模式像食品加工、物流运输等，深究下去，其实是靠土地盈利的。细看上市公司的报表，不少盈利较好的背后都在搞金融、搞土地。
近年来，房价之所以节节攀高，关键在货币超发。2009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国占近一半。今年3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与中国房地产紧密相连的是货币供应量和供求关系。我认为中国的楼市高点已经过了，因为中国出口高增长和货币高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中国货币增加能有10%就不错了。中国房地产业已进入长远的熊市，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市中心房价升值的可能性还有，但对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就不要再做升值梦了。如果手上有空房子，现在赶紧卖了。拿这笔钱，办一家真正的公司。
慢增长是挑战也是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个重要的拐点，世界经济尤其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入低增长阶段。
如今，大部分公司的盈利模式依赖市场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就难以存活。其背后的原因是公司生存根基不牢固，只不过，这个问题一度被高增长高通胀的飞速发展所掩盖。中国经济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公司也需要在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上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没有出现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名的中国企业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在不少公司的盈利模式通常是先负债经营，如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通过杠杆效应提高企业的每股利润，等待市场需求暴涨的时候大赚一笔。公司间的同质化现象很普遍，这种模式长远而言不会成功。
当下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企业家变成了电影明星，隔三差五出现在杂志封面、人物访谈节目。在中国，到处自我宣传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出名可以借钱。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公司收购海外公司是通过借钱进行的，这种经营模式都是在玩资本游戏。
企业家不务正业，难出好公司，对经济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一轮跑马圈地结束后，企业家的出路在哪儿？
事实上，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企业家能做的事还很多，关键在于中小企业要找到自身价值。举个例子，当下食品安全问题人人自危，这就是商机。如果有家公司能做出真正的放心食品，何愁不发财？其实机会非常多，中小企业需找到自身价值，做自己专长的事情，并坚持不懈，十年磨一剑。
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老百姓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在全球而言生产力很高，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机场出票员、超市收银员工作效率比国外的高，劳动力成本却远远低于国外水准。
中国经济的命根子——对外贸易也依旧强势。中国加入WTO后，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虽然如今贸易增长减缓，但相比东南亚的基础设施落后，中国在贸易方面仍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一些化工制造行业回流美国的现象也仅为特例，不会对中国造成较大威胁，毕竟中国一个工人一年的成本为6000多美元，而这只是美国工人一年的医疗成本。
政府应大刀阔斧减税
这些年，不少企业要赚钱都想着找政府，拉关系。整个市场机制被破坏了，行业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而是与官员的关系，经济效益自然下降。
回归市场机制，同时要把钱给老百姓花，好的企业自然会出现。刺激政策的寿命越来越短，目前最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减税，减得少也不会对经济有影响。要动真格，先减1万亿元。其实，1万亿元也不算多，只相当于中国GDP的2%。个人所得税税率从45%减少到25%，从而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3%左右，这样就能降低物价，拉动老百姓的消费。
有些地方政府总是哭穷，那是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把太多钱花在低效益的地方。其本质问题在于政府摊子太大，官员太多，项目工程自然就多。改革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花钱，资源重新分配。
人民、市场、政府三者关系调节好，经济增长自然好，虽然速度不快，但这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如果再把食品安全问题、空气质量等环境问题解决了，凭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海外优秀人才自然流入，优秀企业也会来寻求合作。十年内，中国就可以变成世界中心。
（本文由CBF记者董晓寒根据谢国忠6月2日在同济大学所作《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讲座录音整理，本文未经其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