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双方内战中如何使用日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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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3 第0216期
国共双方内战中使用日本战俘一事,国人想必早有耳闻,但言及细节,大多数人或许未必了解。本期专题,即尝试依据现有可靠资料,简要梳理出此事之脉络。
内战初期,蒋不赞成留用日军战俘,惟钟爱日本技术人员
在内战初起之时,及双方酣战期间,蒋介石曾一度相当排斥直接用日军战俘打内战,故而曾对阎锡山留用日军战俘的做法非常恼火。阎锡山战后留用大量日军帮其守山西,蒋介石为此相当恼怒
日军投降之时,由于“在华北除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军以外,几乎再无拥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同大部分日军对峙的是八路军”,阎锡山自感“依靠山西军独自的实力,抵抗八路军、确保整个山西是困难的”,因而曾“千方百计地要求日军的残留和合作”。其 具体做法:首先,在国军接收之前,日军继续占据山西各据点,帮阎锡山击退任何前来接收的中共军队。据当时负责与阎锡山联络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高级军官城野宏 回忆说:“日军拒绝将武器交给八路军,而在国民党政府的受降官到来之前,一直以武力确保占领地,如果八路军使用武力,我们也将用武力对抗之,以尽快实现阎 锡山返回太原。我们在潞安等地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但八路军基本上被击退了。”日军的配合,是阎锡山得以顺利接收山西的关键。
其次,违反国 民政府“必须遣送日俘全部返日”的规定,用丰厚待遇诱使日军留在山西。阎锡山与山西日军高层达成如下协议:“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编成部 队,并将这些部队置于阎锡山的指挥之下。二、留用的日本军人在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四、特别欢迎残留日 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如此,最后约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部队,另有技术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余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发双饷,并一 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对阎锡山擅自留用日军战俘一事,蒋介石相当恼怒。1946年1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 其武装,乃为匪部藉口,甚不争气也。”3月28日,蒋再次谴责说,“阎锡山仍利用日寇编入其部队,一面谎报已完全缴械,近竟为共匪发觉,捕获其队内之日 兵,乃向执行组提出抗议,殊为我军最大之污点,阎之卑劣不仅丧失其个人人格,而且丧失我国格矣,可痛。”当天,蒋还让阎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去做阎 的工作,称:“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 美方亦不谅解)。”…[详细]
太原外围战中被中共俘虏的阎锡山留用日军一部。最前戴眼镜者系阎部炮兵少将副队长山田岩。
蒋之所以不愿在华日人卷入内战,有两大原因
何以蒋介石会对阎锡山留用日军战俘如此耿耿于怀?就现有资料来看,主要有两大原因。其 一,内战初期,蒋一度认为单凭国民党自身的力量已足以击败中共,无需“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且“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无论是与蒋的民族意识,还是与国 内舆论,抑或是国际法律和道义,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冲突。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领导人,蒋自然不愿亦自感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留用在华日军俘虏——1945 年9月8日,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说:“如果偶一不慎,为俄史共毛所藉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前途大,乃可足使万劫不复也。此时除本身诚敬 为主以外,万不可借外力或弄小智,徒陷党国于不可收拾之地。应以戒慎恐惧处之”。
其二,也是蒋最重要的一层考量,是担心留用日军战俘对中共 更有利。在蒋看来,日军和中共并非不共戴天之仇敌,反而可能变成联合反蒋的伙伴。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分析“共匪行径”时就有如下言 论:“……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 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1945年4月,日本大本 营为尽快从中国脱身,开始积极与新四军秘密接触(可参看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7月9日,蒋得到相关情报后,把它解读为“共匪 与倭寇已经连成一片,协以谋我”。其在关于1946年的总结中更是明确提到,“日俘军民共有三百万之众,且有教育、有组织,几乎遍布于全国,如不能迅速遣 回与处置,则社会治安之问题固甚严重,而为共党宣传与勾结,投入匪区被匪利用,以祸乱国家危害政府之殷忧贻患将不可胜数矣。”可见,蒋在战后初期,相当警 惕“共匪与日本勾结一气,演成极大之动乱”。因此,尽管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人积极配合蒋介石受降和接收,但蒋对中共和日本的关系如鲠在喉,必欲尽快遣返 日俘回国才能放心。…[详细]
不过,蒋对日本技术人员有所偏爱,曾欲大规模留用以帮助政府稳定局势恢复经济
蒋 虽对日军遣返态度坚决,但对滞华的日本科学技术人才却青睐有加。战后中国,恢复经济和各项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亟需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因而,蒋虽然严格要 求战俘中的技术人才必须先遣返,然后才能再招聘使用,但对日本侨民中的科技人才,则指示尽量争取就地留用。早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30日,蒋就曾考 虑要“运用敌国技术与人才之组织与人选”。日本投降后,由于“行政院各部会派来之接收人员,对沦陷区敌伪政治经济毫无认识,不知从何着手”,国民政府正式 决定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以解决过渡时期的困难。9月12日,蒋介石指示说:“日本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尤以其科学院原有人员应设法收容,以应今后协助建设之 需”。随后,国民政府推出《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规定:“各事业部门征用日籍员工标准如下:(1)事业不能中断,其技术无人接替者;(2)其 技术为我国目前所缺乏者;(3)非征用不能为业务上之清理者;(4)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10月16日,蒋又提出要“专找日本飞机制造与陆大学员及 各种管理人才,设立机械学校、管教学校、参谋或国防研究院”。尽管美国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尽早将所有日籍人员一律遣送回国,“避免日人在中国 境内恶势力再起”,但蒋介石仍始终坚持留用日本技术人员。仅以东北地区为例,至1946年12月2日,据美国给国民政府的照会称:“据与遣送日侨有关之本 国军事当局估计,东北计有7万所谓技师及其眷属人等现被扣留而不予遣送。”其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留用日人又增加了内战的因素。与此相应,和 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留用对象更超出了“技术人员”的范围。据1946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的一份内部呈文显示:“东北留用日籍技术人员 数额各方所报不一。据熊(式辉)主任6月3日电:留用人员约5万人(全部技术人员为1.5万人)。国防部9月24日统计:留用技术人员为10672人(眷 属人数不明)。据东北管理日籍技术人员负责人告本部前赴东北调查战犯人员:留用技术人员及眷属约7万人”。…[详细]
战后即将被运送回国的侵华日军
内战末期,蒋曾招募日本旧军人赴台
蒋介石不愿日军参与内战的想法,在1949年发生了逆转。由于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崩溃,风雨飘摇中的蒋开始谋划招募日本军人帮其驻守台湾、训练军队。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谋划“运用日人”
当 内战进行到1949年时,国共两党强弱易位,国民政府在大陆已丧失立足之可能,蒋此时内外交困,舆论、道义已在其次,如何力挽狂澜于即倒,才是当务之急。 恰在此时,与英美欲放弃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不同,日本前政、军界人士多次向蒋氏献策,表示愿意组织日本复员军人为国民政府效力。譬如,台湾“国史馆”蒋介 石档案中有一份1949年1月21日的日本人“报告”称:“员等极愿参加东亚反共工作以求中日之复兴与自救。……可招致台湾、缅、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 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工作。此外拟参加之日本主要人员为日皇弟三笠宫、犬养健、石原莞尔等,其所属干部共 约三万余人,均为日本政军学各界之名流或学者,颇具潜在势力及领导力。”3月25日,又有酒匂景映致函蒋介石说:“美国军事援助无望,故唯有另取捷径,雇 用日人。日本国内现有对中共具有作战经验之复员军人十数万。……”蒋此时因对美英苏的失望,亦欲转变外交策略,视日本为可合作的战略伙伴。 该年3月份,蒋曾派朱世明为驻日代表团团长,着手对日工作;5月份,又派有留日背景的曹士瀓任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7月份,曹士瀓拜访了冈村宁次,并交 付国民党政府公函,称:“目前大陆上,国军各地战斗均不如意,日日相继败北。确保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与广西地区以策持久,而让长江下游、南京、上海 江南地区无力与要员后退到台湾,以图重新整编。因此,关于再整编方面,希望日本旧军人同志惠予协助。”冈村欣然受命。此后,蒋便开始其“运用日人”计划, 他曾就利用日本军官及复员军人,对曹士瀓有过极详细的指示,指示中从军官训练到制度建设乃至情报、宣传、后勤人才,对日本军官的需要可谓面面俱到。…[详细]
蒋招募了不少日本军官做顾问,但其拟建10万“中日义勇军”的计划夭折
蒋 借用日本旧军人的计划,主要分两步开展。第一步是招募联合参谋团,从1949年10月富田直亮等原日本将校19人在东京和曹士澄签约赴台开始,至1950 年1月初止,83名旧日本军官分三批偷渡到了台湾,这些人的原官阶自少将至少佐不等。按照蒋介石严格保密的指示,他们都取了中文化名,由于担任团长的富田 直亮(少将,前日军第23军参谋长)中文化名是“白鸿亮”,这些旧日本军官后来就被称为“白鸿亮军事顾问团”。蒋给予了这批人非常丰厚的待遇:“先领安家 费8万日元,每月薪资平均3万日元(约为当时台湾公务员月薪的15倍),上等膳宿免费供给。”富田直亮和副官荒武国光抵台北后即马不停蹄地随蒋介石飞往重 庆,为国民党国防部抵抗中共刘邓二野及贺龙部解放四川出谋划策。另有原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官、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等7人则到福建金门指导国民党 军筑防,依海岛防御要领,参与制订反登陆作战预案。1950年大陆全部解放后,蒋介石又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圆山军官训练团”,整训、改造其部队,日本教 官与华籍教官并肩任课,并参与台防筹划。在国军中,受白鸿亮团教导培训的军政干部近万人。蒋介石还请日本人督训驻新竹湖口的三十二师,后经蒋检阅表示“满 意”,将该师调士林官邸周围作为“御林军”。可见蒋对这批日本军官之重视。第二步系“招募日本人组建东亚国际反共联军或中日义勇军”。 1949年8月底,冈村宁次等旧日本军官建议蒋介石:“为反守为攻,击破匪军攻势起见,应速选拔中日两国军人中意志坚决果敢有为之青年,组成一个军,作为 东南正面反攻核心力量。尔后随形势之进展,逐次加强扩大,练成精兵十万,编成数个军,组成一强有力之义勇军,成为击灭共军之骨干兵团。其中,每个义勇军新 编师,以台湾青年9千名、日本军人1千名混合编成之。排长以上干部技术,人员、指导教育人员均以日本军人充任之。……新编师之师长遴选,以经验丰富智勇兼 备之中国将领充任之……其他干部(班长级在内)主用日本军人。”然而此宏大计划最终没有能够被付诸实施。至于该计划缘何夭折,1949年12月31日冈村 宁次致函蒋介石总结原因说:“第一,作为战败国和被占领国的日本国民,倘无占领当局之许可,即毫无自由。目前日本政府当局已严厉声明凡私赴台湾者回国后必 予严惩,致使本具赴台愿望者,不得不自行放弃。第二,日本在新宪法中已放弃战争与废除军备,而标榜绝对和平。故国内充满绝对和平论调,稍与武力有关的言行 即遭排斥。如此,即使是反共的言论机关,也反对公然介入中国内战,日共之猛烈暴露与夸张性的批判更不待言。第三,香港和外国电讯在论及台湾命运问题时,不 是主张其不出半年即沦落中共之手,就是认为不远的将来即因岛内民众之反感而自我崩溃,故日本国民大多对台湾前途感到悲观。”…[详细]
由“白团”制订的“空军突击队”计划,让国军仿效日军“神风特攻队”,每架战机携带七枚炸弹俯冲轰炸解放军船团。
中共方面,在内战中也曾使用了大量日俘日侨
蒋介石曾在其日记中很得意地提到:“共匪最初争取日俘、日械之声势浩大……然而最后卒一无所获……如许二百余万之敌伪军队几乎未有一小部队为匪所收编,亦可云奇矣。”事实真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中共对日俘日械“一无所获”么?其实并非如此。日本投降后,中共在各地收容了大量日俘日侨随军服务
面 对上百万装备精良的投降日军,不仅蒋介石如锋芒在背,中共也害怕这些日军和装备完全被国军接收。抗战甫一胜利,中共便认为蒋介石和美国“企图组织日军参加 内战的可能是存在的”,因而马上以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就处理日俘问题指示各地作“对付的准备”:“各大军区敌工科要开始研究和处理日俘工作,今后 凡战场俘虏日人,必须严格执行不侮辱不虐待政策,教育启发他们认识本国的殖民地地位,争取和我们共同反对美蒋”。华东地区的中共领导人陈毅也指示:“俘虏 之日军官兵和侨民等,原则上大部即时遣送,小部争取自愿留下(如医生、技师、炮手等专门人才及能做日军工作的)”。争取日俘日侨的政策如此,其效果果又如 何呢?以新四军为例,据新四军政治部1945年10月19日发出的一份文件显示:“最近由九江撤到南京缴械的第二批日军,经我七师地区时, 我方派员联络交涉后,送我机枪50挺,估计将有其它物资继续送我,且有一部日军表示愿向我缴械。淮南日军把上万斤黄、黑色炸药卖给我们。苏中日军某旅团长 愿亲自与我方代表会谈。……各地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日伪军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此外,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称:“抗战胜利后,华东部 队在津浦路战役中招降日军4000余人,高邮战役中俘虏900余人,加上各地招降之日军,总数颇不少”。(南京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敌 军工作史》,1994年)
再看东北,由于此地被苏军控制,中共在争取日本人方面就更富成效。据1948年10月中共东北局一份关于东北解放 区日本人概况的内部报告称,截至1948年10月,在东北解放区被留用的日本人的人数为:“军队系统为10000人(军工部2000人、军需部1000 人、卫生部7000人);政府系统下13600人(铁路1600人、工业部连矿山3000人、政府及公营工厂3000人、私营工厂及自由生产者(即日本老 百姓)6000人)。共计23000人。这一估计很不完全,实际人数约有30000到35000人”。可见,被中共收编的日本日俘日侨数量不在少数。据 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接见日本访华团时也说:“东北有许多日军在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他们和一部分日本居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充当医 生、护士,在工厂工作,当工程师,在学校当教员。去年人多数都送回国了,有26000多人。”…[详细]
这些日俘日侨在内战中起了多大作用?
这些日俘日侨在内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大致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一窥究竟。1、 医疗方面。在四野的医疗部门中,日本人多达7000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陈云在1947年6月致卫生部长孙仪之的信函中说:“南满医生、护士全部日 籍,迟早会回国,请你注意并为南满准备必要的医生、护士,千万请注意,否则将一定出岔子。”1948年1月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在一份报告说:“当时医院 的工作人员,80%以上是敌伪旧医院的工作人员。一个医院我们顶多派去一个院长,有的只能派去一名军事代表。”1950年解放军第13兵团后勤卫生部表彰 的1887位立功者中,日本人的姓名竞占了四分之一。这足以说明,四野的医疗系统中,日本人在一段时间内充当了主力。
2、军工方面。 1947年中共东北当局在大连组建了一家大型兵工生产联合企业,即大连建新公司,它为华东及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了巨大数量的优质后膛炮弹、引信、无烟火药 以及1000多门迫击炮。据1987年辽宁省披露的史料显示:建新公司曾留用了约300名日本技术人员,担任公司有关部、室和厂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建新 公司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克服技术上一个又一个难关,制造出炮弹、发射器等军工产品,支援前线,与当时在公司工作的日本技术人员的劳动也是分不开的。”另据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3、空军方面。原 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总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 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了第一批人才: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 兵。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另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近年解密的一份档案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1年中,在工厂、矿山、铁路、农场、医院、军队等56个单位5154名 日本人中,立功者达1429名,占百分之二十八。1949年度,23个单位统计,1925名日本人中,立功者及模范工作者为986名,达百分之五十一。鹤 岗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团结起来,发明了‘正规回采法’,这一办法,已被介绍给全中国了。全山六个机械化掌子中,四个是由日本工人负责的。在军队中,和蒋匪 军作战中日本人也有英勇的,例如七纵队的田中勇,曾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1949年3月15日,我军战车队表扬了3名战斗英勇的日本人和两名模范工作 者。”…[详细]
还有两个微妙的小故事
在 行文结束之际,编者还想引述Donald G.Gillin和Charles Etter的研究论文《StayingOn:Japa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China,1945-1949》中讲到的两个故事,借以说明日本人在国共内战中的微妙处境:故事一,当时中共部队中有一批日本人参加了对阎锡山部队的战 斗,战斗开始后他们发现,对方的部队中不少人居然是日本人,而且过去和自己竟属于同一番号的部队。故事二,一个日本战俘,中文说得很流利,战后跟随中共收 编部队、打国军。后来他逃跑的时候被国军抓住了,一审查发现他是日本军官,马上又给予重用,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在战争中他又被中共俘虏,一审问又发现 他是日本职业军人,又把他编入部队重新重用。…[详细]
抗战时期日本战俘在晋察冀成立反战同盟
参考资料:
城野宏:《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原题<日本独立战记>》,《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1986;鹿锡俊:《蒋介石与战后国共相争中的日本人
角色》,《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鹿锡俊《战后中共东北解放区
对日本人才的吸收与运用——基于档案史料的一个概观》,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第16期;……等。日俘日侨掌握了大量军事、人力、技术资源,谁对自己待遇好就投降谁为谁服务,乃情理中事;剑拔弩张的国共双方,均欲收拢这些资源为己所用,亦属正常。这两国三方势力的相互博弈,实实在在反应出了当日中国局势的复杂性。
阎锡山秘密收留日军用来打内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
府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投降书签字不久,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
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一图谋,遭到中国政府严辞拒绝。
部
分日本人“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构想成了泡影。但是在山西省,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和条件,日军残留的图谋却得以实施。经济方面
的原因,是山西具有军国主义势力图谋战败后复兴所必须掠夺、利用的丰富资源和潜在生产力。政治方面的条件,是军阀阎锡山的存在和日本侵华期间开展“对伯工
作”(阎锡山,字“百川”)的基础;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想利用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
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与现实条件,驻晋第一军及其他侵晋军国主义分子,酝酿、策划并实施了“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在阎的“屋
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
的经济复兴,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
1945年8
月初到9月初,山西军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日军投降与二战区受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接触
交涉。在此期间,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问题。随后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的编制下;阎锡山对“残
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越条件,官佐阶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一说三级),兵士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到1946年4月,残留日本主体部队编制日本军人已有
6600多人。
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还企图使“残留”下来的日人势力与山西这个中国社
会结合,扎根、生存,进而重新占有山西。据现有档案资料综合分析,编入残留部队的日军,安插在山西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的日本军人和侨民,连
同所带家属,总数约在12000人左右。为残留日军开办消费合作社、“慰安所”,为残留日侨创办学校、俱乐部,建立残留日人社团、创办残留日人报刊,也在
实施或筹划中。
日军有组织地残留,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引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关注。
1946年1月,八路军即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和战争结束前保持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
告》。”2月,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代表,专门到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残留部队驻扎的“东沁线”视察。3月,军调部美方代表、美国总统
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太原视察。
为避免违反《波茨
坦公告》而引发国际问题,残留组织者采取将残留日本军人“就地复员”,及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瞒天过海,继续残留。1946年4月,从形式上下
令撤回编入特务团人员,旋即着手部队改编。5、6月间,残留日军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1947年3月,保安总司令部编
为山西野战军。1947年6月,即正式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设在太原市新民正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从总队长今村
方策到各团骨干力量,基本是日本人。1948年3月,十总队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实质并无变化,习惯上仍称十总队。
由
于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掀去战犯的帽子,被聘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有专门设立的“武顾问室”,一一四师
团师团长三浦三郎有专门设立的“蒲研究室”,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有专门设立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日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被
聘为阎锡山的经济顾问。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仍旧住着公馆,坐着小车,享受着优厚待遇。残留日军在主体总队之外,还组建了由日军军官任总司令、总教官及部队
骨干的机甲队。数百日本官佐并被派往阎锡山军事组织担任教官,对部队进行日式训练。日本军人则唱着“将士的红领章,恰似万朵樱花开”的日本军歌,在汾孝战
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作战中,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屠杀和残害中国人民。
然而,在解放战争摧枯拉朽的炮火声中,军阀阎锡山逃身海外,附植于阎锡山军队的残留日军,也随阎军的覆灭而覆灭。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原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及十总队日军残寇不到400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至此,阎锡山部队中的日军已基本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孔繁芝)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曾大量使用日俘
在冈村宁次的帮助下,蒋介石以10万美金的巨款,在日本招募了98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将校组成“白鸿亮团”,前往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协助蒋介石重建反攻大陆的武装,制订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
1945
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此时,中国大地上尚有数百万的日军和日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三省)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共计
200.16万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待遣返日俘、日侨约110万人,整个中国的日本人总数在310万以上。这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
对于这些日本人,国共双方都曾加以使用。
蒋介石命令日军替他占好地盘
日
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利用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及沦陷区一切,悉数为
他的军队所接收。为此,蒋介石通告各战区,重点在于警告日伪军,不得向国民政府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并对伪军策动反正,迅即确保联络掌
握,令其先期控制要点要线,以待国民党军到达。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大量军队部署在西
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
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即时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的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8
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
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本此精神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
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希望日军帮他暂时守住华北和华东,等待国民政府军队的接收。
9
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村宁次表示,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
其他任何地方部队。为防止中共军队在国民政府军队到达北方之前获得先机。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秩序,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
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希望日军继续
维持秩序,保证将一个完整的华北交付给国民政府。
除了利用日本战俘为其占好地盘,蒋介
石还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甚至聘其为顾问。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落入法网,但国民党政府却照样承认败军之将冈村宁次的指挥权,并给予其优厚待遇
以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蒋介石还向冈村宁次咨询长江防务问题,1948年12月7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蒋介
石的指示下,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就“共军渡江”请冈村宁次“发表高见”。冈村宁次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研究,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
样,毫不客气地操起教鞭,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汤恩伯频频点头,他的参谋人员则一一用笔记下。1949年元旦,汤恩伯还携带礼
品向冈村宁次祝贺66岁生日,并再次与之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派人前往日本意欲聘请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在冈村宁次的帮助下,蒋
介石以10万美金的巨款,在日本招募了98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将校组成“白鸿亮团”,前往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协助蒋介石重建反攻大陆的武装,制订反攻大
陆的作战计划。1961年6月17日,冈村宁次以日本军事顾问团总负责人身份秘密前往台湾,后来蒋介石又聘请其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与那些
被绑赴刑场、验名正身后被枪决、被送上绞刑架的战犯相比,冈村宁次的运气的确是好得多。
阎锡山组织六千人“日本纵队”
早
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时,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睬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夫就有意与阎锡山合作,在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在山西,出面运作此事的是日伪山西省
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人。希望借助日军抢夺抗战果实也是阎锡山的希望,日军能“残留”山西,正合他的心意,所以当1945年8月15日到来之后,“阎日
双方便迫不及待地将日军残留山西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经过阎锡山代表赵瑞、日军第一
军代表岩田清一(城野宏的翻译)大约一周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1.
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改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队伍手续,完成日本方面的复员程序。2.
对留用的日本军人,阎锡山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基础上,提升三级。3. 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4.
合同期暂定两年,由阎锡山负责归国事宜。同日本恢复交通时,给予从日本家属来山西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军同中国妇女结婚。
为
落实协定,日、阎双方在太原海子边的“日华俱乐部”成立了专门组织,研究编写残留日军的策略,并付诸实施。阎锡山认为日中双方“志同道合,共谋其事”,所
以亲自为这个组织起名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由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延武任主任,岩田清一、城野宏等人担任要职。
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城野宏命日伪军就地驻防,确保占领区,迎接阎锡山的到来,“万勿将防地让给共军”。当然,并非所有在山西的日军都愿意留下来,其实大
部都已归心似箭。城野宏想尽各种方法劝说名义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日军及在华侨民继续留在中国,他极力宣扬所谓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日军残留山西的目的和意
义,要日本人“卧薪尝胆,为了复国而残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京,煽动那里的日本人残留山西。最后大约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的部队,还有技术
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发双饷,而且后来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阎、
日合流使得中国境内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即日军投降一两年了,依然看得到打着太阳旗的日军在活动。直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
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联军被歼达7万余人。加上在山西临汾和忻州两地被歼灭的日军,残留山西的日军死伤、被俘过半,几近覆灭。剩余的残留日军作垂死挣
扎,甚至惨无人道地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但随着太原的解放,最后残留山西的日军彻底覆灭,城野宏等日军高层军官全部被俘。
日本战俘协助解放军
不
单是国民党方面利用日军,共产党也曾大量使用日俘。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
的调查,粗略统计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
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
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东
北1946年初内战爆发,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
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在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
场黑山阻击战中,仅一所野战医院,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籍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医院工作人员、日本人雅
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
友。”
许多日本关东军战俘也积极加入解放军,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45
年,我东北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解放舒兰县城时俘虏了一批日本战俘,这些日本兵投降后开始积极协助解放军。一名叫田村义男的战俘,在部队举办机枪射手训练班
时任教员,表现非常积极。他耐心细致地讲原理、做示范,很受战士欢迎。田村不仅积极搞好射手教学工作,还主动修理武器、制作枪支配件,甚至积极参加战斗。
在不久后的鹿道战斗中,匪军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装的山炮,两发炮弹就把钢筋水泥碉堡打了一个大洞,匪徒们或死或伤仓惶逃窜。攻打五凤楼
时,又是他两发迫击炮弹击中目标,吓得土匪缴枪投降。田村也愈战愈勇,被战士们誉为“神炮手”。不幸的是,田村后来牺牲。当时我军缴获的八八式掷弹筒常发
生炸膛事故,为摸清原因,田村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实弹试验。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之后,悲剧出现了,田村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田村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类似田村义男的日本战俘在当时并不在少数。
此外,我军最
早的飞行员也都是在日本“师傅”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总
计有飞行员20
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
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东北民主联
军政委彭真高度评价了林弥一郎等人为我国空军建设、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
1956年
6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来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
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阀主义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有很多。”这些日本战俘在解放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谱写了光
辉的篇章。
参考资料:孟昭庚:《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无罪开释内幕》,《党史纵横》2007年01期;徐君:《被解放军评为烈士的日本战俘》,《日本新华侨报》2009年2月14日;《鸡西革命老区》,中共鸡西市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
战后冈村宁次组织日军赴台帮蒋介石训练军队
蒋介石对日本顾问团人员予以优待:月薪约为当时台湾公务员15倍。
原题:《所谓“白鸿亮军事顾问团”入台始末》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南方胜利进兵。蒋介石为垂死挣扎,拼命调兵遣将部署防务,同时妄想“对军队改造,以提升战斗力”。为此,一个所谓“白鸿亮军事顾问团”诞生了。
曹士澄出面联络
蒋介石历来对日本军队的素质评价很高。1949年夏,蒋召见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武官处中将处长曹士澄称:“吾人戡乱建国励精图治,首要是编练三军提高指挥官素质”,并指示曹士澄秘密洽聘原日军将佐来台湾,协助国民党军队整训改造。
日
本投降后,曹士澄任战犯处理委员会委员(主委是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兼)主持日常工作,清查逮捕战争罪犯和遣返日俘日侨回国。期间,曹和日本原中国派遣军总司
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派遣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诸人多有接触。曹并受何应钦嘱托面告冈村交底:“委任冈村作中
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应尽力完成投降俘管。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所指定的国军长官……对冈村所谓战争罪犯问题,将予从宽,可不必顾虑。”在讨论
对冈村宁次如何判处的争论中,秉承蒋介石意旨,曹同何应钦、汤恩伯竭力包庇该犯,力主判冈村无罪。冈村竟于1949年1月31日自上海乘轮返日本。
“白鸿亮军事顾问团”粉墨登场
曹士澄抵东京,即赴医院探访冈村说:以蒋先生目前企求确保两广及四川云贵,以策永久。正缩短战线,将原长江下游国军后撤并在台湾组训重整,希获日本旧军人之助力。冈村表示完全同意。
冈
村即邀来前第一军司令官澄田采太郎大将、前第五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和小笠原清中佐。四人密室阴谋策划后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和国民对解除武装日军
王道宽大为怀……敝人等应铭感,中国国民、蒋委员长和何应钦将军恩德。今彼受共产侵略,对此反共伟业,吾辈旧军人誓愿为之效力。
冈
村宁次,小笠原清(取中文名萧立元,此时作冈村副官兼联络人)和曹士澄讨论细节,拟成备忘录,曹飞台北面报蒋介石裁示。蒋介石决定先聘数十人协助国军教育
训练及担负某些必要工作。冈村宁次以本人多病,保荐前日本陆军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富田取中文名白鸿亮,由此该团也叫“白鸿亮军事
顾问团”。
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富
田直亮等原日本将校19人,于1949年10月在东京和曹士澄签约赴台。“白鸿亮军事顾问团”三批共83人,原官阶自少将至少佐不等。当时,远东盟军总部
对日本旧将校仍在整肃,管制极严。为防范被盟总及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发觉,他们以不同身份伪装,先抵香港,然后再转台湾。入台全部顾问人员均改用中国姓
名,以本人日文名字谐音参照中国的姓氏及取名习惯而定。
团长富田直亮和副官荒武国光抵
台北后马不停蹄地随蒋介石飞往重庆,听取汇报后,到前线视察,为国民党国防部抵抗我刘邓二野及贺龙部解放四川出谋划策。为使日本顾问团人员努力教辅,蒋介
石予优丰待遇。契约规定:赴台者可先领安家费8万日元,每月薪资平均3万日元(约为当时台湾公务员月薪的15倍),上等膳宿免费供给。
在此之前,还有原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官、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等7人,在1949年6月前应邀偷渡入台湾,又到福建金门指导国民党军筑防,依海岛防御要领,参与制订反登陆作战预案。根本博等人于1951年返回日本。
日军前将佐赴台湾,当时是极严重违犯盟总禁令的。东京总部高层获知此情报,麦克阿瑟派人向冈村宁次查询命其作出解释。冈村当即说,“这也并无损害美国的利益!难道不该感谢我们?”于是麦克阿瑟采取默认态度,只作不知。
虽机关算尽,死灰无法复燃
进
入1950年,我国大陆地区已基本解放,但蒋介石仍妄图死灰复燃,为了整训、改造其部队,他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圆山军官训练团”,并自任团长,副团长由
孙立人担任,曹士澄担任副教育长,对大陆各地败退入台的军师以上指挥官幕僚长“进行再教育”,每期抽调100人,两个月一期。日军顾问全力投入课程有“军
事大战略研究”、“共军战术研究”、“世界战史研究”(拿破仑作战及两次欧战)等,进行兵棋推演和实兵实弹演习,并要求日军顾问团兼办作战计划,参与台防
筹划。日本教官分情报、战术、战史、后勤四组(总教官白鸿亮)与华籍教官并肩任课。蒋介石对白团寄望甚切,对受训学员亲自点名、训话,又个别召见询问谈
话,指示“加强将官精神修养,提升精神战力”。一年多有500人接受培训。
两年后,
“圆山军官训练团”迁台北市郊石牌,对外称“实践学社”,又名“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联合作战班”,简称“联战班”。学员是军师以上三军部队长、党政特及
财经、文宣、外交、救国团高级干部,训练主旨是“反共复国”。1957年后联战班还增设“兵学研究班”、“战史研究班”、“科学军官储训班”,日本顾问均
参与教学研修指导。日本教官有关事宜统由曹士澄协调管理。受白鸿亮团教导培训的军政干部近万人,诨名“地下国防大学”。
蒋介石还选定驻新竹湖口的三十二师请日本人督训。蒋对富田直亮等要求将三十二师训成“中山师”、“模范师”。该师官兵的训练、实战演习全系日军模式。一年半后,蒋检阅,表示“满意”,将该师调士林官邸周围作为“御林军”。
蒋
多次谋划反攻大陆,“白鸿亮军事顾问团”一直参与作业。“白鸿亮”在台为蒋介石“反共复国”卖力同时,冈村宁次也在日本策动日本反共右翼势力歌颂支持台
蒋。1953年,冈村还在东京组建了一个所谓“富士俱乐部”,核心成员有曾任职前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及诸战区的服部卓四郎、片山铁兵卫、大前敏
一、今冈丰等十余人,为台蒋“收集情报资料、提供研析报告”。1961年6月17日,冈村宁次应邀以日本军事顾问团总负责人身份秘密到台湾访问,受到蒋介
石的亲切接见。
死灰不可能复燃。虽然蒋介石和他的“顾问团”机关算尽,其结果也只是蚂蚁撼泰山而已。随着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迅速繁荣昌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战斗力日益强大,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终成泡影。冈村宁次组织日本军官帮助介石训练军队
原载《环球时报》 2005年01月03日 第二十三版
白
鹤亮、帅本源、范健、乔本……一个个典型的中国名字,一般人根本想不到,他们都是日本人,而且是高级别的日本军人!白鹤亮本名富田直亮,系日本陆军少将;
帅本源本名山本亲雄,日本海军少将;范健本名本乡健,日本炮兵上校;乔本本名大桥策郎,日本陆军中校。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点,都是日本军人,二战时绝大多数
曾在中国战场活动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曾以“白团”的名义,在20世纪50—60年代直接参加了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抗。
日本中将指挥国民党军队守金门
“白团”不算二战后最早帮助蒋介石的日本旧军人,此前有根本博。
根
本博,前日本侵华“华北方面军”兼驻蒙军中将司令官,日本投降后,曾无视投降命令,与苏蒙红军在张家口北部地区交战,并以武力抵抗八路军的接收。此人与国
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有过交往。在国民党的庇护下,根本博没有被视作战争罪犯,得以平安回国,由此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十分感恩。1949年春,根本博的家
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奉蒋介石之命请他出山,协助国民党军队对抗解放军。曾深受“礼遇”的根本博当即答应,变卖家产筹措旅费,组织了几个人以钓鱼为名,偷
偷乘船出海。他们原本想到大陆,但因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挺进,他们只好转去台湾。1949年8月,蒋介石将根本博介绍给在浙江沿海小岛指挥作战的汤恩伯,
自此直到1952年3月,根本博一直以“个人顾问”身份,在汤恩伯军中参与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作战。
根本博最大的“功劳”是古宁头(金门岛的一个地方)之战帮助国民党军队保住金门。根本博说服汤恩伯把仍在大陆的部队尽快撤到沿海的一江山岛、大陈岛、金门、马祖,增强了国民党金门守军的实力。此外,据一名接受过“白团”教育的国民党军官称,当时实际指挥作战的是根本博。
此后发生了根本博的手下吉川源三私吞经费事件,此事被媒体披露后,根本博的邪恶勾当慢慢曝光。当时日本处在美国占领下,占领军迫于舆论压力,开始调查此事,日本在野党也表示要追究吉田内阁的责任。根本博不得不于1952年回国。
冈村宁次组织“白团”
如
果把根本博等人看作临时搭的戏班子,“白团”则是“正规军”。1949年9月10日,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东京的一间旅馆内,16个人举行秘密集会。为防美
军检查,门外还有国民党当局驻日代表团成员把风。集会以原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原驻香港派遣军作战参谋长富田直亮、小笠原清(曾任冈村的参谋)等
10多名日本旧军官为一方,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的曹士征等为另一方,双方联合签署了一个所谓的《打倒赤魔誓约》,叫嚣“值此赤魔在亚洲风靡之际,尊重日本和
平与自由、坚信中日提携的两国同志应共同起来,共同保卫东亚的反共联合”云云。这是“白团”的正式开始。
此
一密会系曹士征与冈村宁次联手导演的。此前,曹曾请冈村协助招募日本军人,冈村制定的“援台计划”一度以3000人为目标,计划让这些人到台湾招兵组成
10个师。蒋介石没有敢接受,搁置了该计划。后经过4个来回的讨论,双方同意以“外籍教官”方式组织日本军官赴台,这些日本军官的主要任务是军事培训和协
助制定作战计划。双方达成的这份计划于1949年7月送到蒋介石手上。因冈村身体不好,且目标太大,他推荐富田直亮作为日本军官团团长,主要原因是希望配
合国民党军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的作战,富田熟悉这一带。未料没几天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
国
民党当局要富田直亮改名白鹤亮,“白”的意思是为了和“红色共军”对抗,“鹤”能飞翔万里,且代表学识丰富,“亮”是取自诸葛亮。“白团”也因白鹤亮而得
名。前后共有94名日本人与“白团”签约,其中83人得以成行。为了保密,所有参与的日本人都要起个中文名。到达台湾后,这些人都住在“偕行社”日式宿舍
里,由台湾保安司令部发放假身份证。1949年11月,白鹤亮随蒋介石前往重庆指挥作战。不过国民党大势已去,白鹤亮的“点子”救不了蒋介石。在了解当地
国民党军队情况后,他也只能劝蒋介石尽早离开重庆,到台湾重整部队。
“白团”办了不少培训班
“白
团”成立之初,国民党军队中没有几个人买账,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军”认为这些人是手下败将,凭什么来教他们;二是国民党军队中以孙立人为代表的亲美
派军官看不起日式教育。凭着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他们才得以坚持下来。1950年2月1日,他们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实践院圆山军官训练班”,6月6日改称
“圆山军官训练团”。为表示支持之意,蒋介石自任团长。
为堵住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对声
浪,蒋介石要求富田于6月25—26日进行三军联合演习。演习以反登陆的防御作战为中心,动用了150架飞机。蒋介石率所有高级将领观看,演习还算成功。
被视为亲美派的孙立人、陈诚对“白团”的看法大为改变,自此“白团”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承认”。
“圆
山军官训练团”共举办短期普通班(尉级军官为对象)10期,受训人员4056名;高级短训班3期,受训人员为黄埔军校、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上校以上的军
官,总计640名,另有161名旁听生。1951年5月,美军顾问团正式成立。为避美军耳目,1952年“白团”从圆山转移至石牌,“白团”进入“石牌实
践学社”时代。
“石牌实践学社”自1952年至1965年共存在了13年,被称为国民
党军官的“地下大学”,主要培养高级人才。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流传着一种说法,称“非实践学社出身者不能晋升至师长以上”。“联合作战研究班”共举办了12
期,每期人数约在40—60人之间,据称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任“国防部长”的郝柏村等均接受过该班的“精英课程”培训。“战史研究班”主要学习战史,作
为储备人才的手段,成员以少将级、没有担任现职的高级军官为主,共举办了4期。“高级兵学班”是以现役中将以上军衔者为对象的在职班,由“白团”团长富田
直接负责,共举办了6期,每期人数10至20名不等。“战术教育研究班”3期,基本上由日本人背后协助,由国民党自己的教员上课。
与
“白团”相关联的是“富士俱乐部”。据专门研究“白团”的日本学者介绍,由于“白团”缺资料、教材,留守日本的冈村宁次等出面组织了一批旧日本军人,于
1952年成立“军事研究所”,搜集战史、战略、战术资料。该“研究所”共有10多人,每周开会一次,为了掩护,这个机构挂了个“富士俱乐部”的“羊
头”。同时,这帮人还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目的在于整合政治与军事,请学者到冈村宁次家里讲课,“富士俱乐部”成员参加,该研究会共举办了65次活
动。两个机构的讲义、资料都按时送交台湾的“白团”,因此“富士俱乐部”实际上成了“白团”的后方基地。
被美军顾问团排挤
“白
团”的活动随着美军于1951年插手台湾而受到挤压,美军顾问团负责人明确要求“马上让他们回去”。蒋介石虽声称:“这些人在美国抛弃我们的时候来帮助,
就像一起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志一样,绝对不能让他们走。”但在美军一再施压下,只得逐步妥协。起初蒋介石想让“白团”到金门去,被冈村宁次回绝。后来遂决定
开设“石牌实践学社”,从事长期的高级人才培训,但所留人员减少。1963年底,因受周鸿庆事件影响(周系中国访日团翻译,私自脱队,申请避难,前往台
湾),台日关系大大恶化,加上美军顾问团的压力,“白团”面临解散危机。1964年9月,冈村宁次的代表小笠原清前往台湾,与台湾当局商定再次大幅削减
“白团”人数,后来只剩5人。1965年7月,“石牌实践学社”关闭,5名成员进入国民党“陆军指挥参谋大学”(陆大)任职,加上一些中国人,以“实践小
组”名义活动,由蒋纬国担任联络人。1966年冈村死去,“白团”使命基本结束,1969年全体成员回日本,次年2月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