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前蘇聯解體中總結出新的教訓
2013年 12月 11日
中
國東部江蘇省的省委書記最近組織當地官員集體學習。他們的功課就是觀看一部有關前蘇聯解體的六集紀錄片。紀錄片一開始展現了位于中國北部的前蘇聯全盛時期的景象，但畫面很快切換到了上世紀90年代前蘇聯動蕩不安的場景。背景音樂給人不詳的感覺，片中不時穿插俄羅斯共產黨員對前蘇聯命運的悲歎。
國有媒體報道說，觀看完紀錄片后，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告誡參加學習的官員要正確認識歷史教訓。這部紀錄片傳達的信息是：前蘇聯解體并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制度，而是因為以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為主的一些人背叛了共產主義制度。
觀看上述紀錄片是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發起的意識形態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旨在讓共產黨重新恢復活力，加強黨員的自律。自9月份以來，這部紀錄片已經在數十次政治會議上播放。
這部紀錄片的頻繁播放意味著，習近平認為中國需要強化列寧主義的政治制度，而非限制中共的權力。黨內人士和學者說，此舉旨在對抗所謂的美國陰謀，那就是通過和平演變推翻中共，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媒體、學術和流行文化來傳播西方思想。
AFP/Getty Images
1989年5月﹐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時與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相互致意。
這部紀錄片由中國一位退休的少將制作。一些研究前蘇聯歷史的學者對該片提出了批評，其中包括一些黨內的學者。這些人說，莫斯科犯的錯誤是，忽視了前蘇聯政治和經濟制度中的深層次缺陷，而這些問題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很早就已經浮現。
中央黨校前蘇聯歷史專家左鳳榮在近期的評論文章中寫道，這部紀錄片缺乏合理的分析，主要是為了給斯大林主義制度辯護，很多地方不合邏輯。作為一部教育黨員的紀錄片，它只能起到誤導作用。她不予置評，但其他幾位中國學者和她持有類似的觀點。中央黨校是中共智庫和培訓學校。
在爭論前蘇聯歷史的同時，圍繞中國未來命運的更廣泛的討論也在進行。去年11月上台執政的習近平正在努力將自己塑造成鄧小平之後中國最強有力的領導人。
在11月份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委員會批準了習近平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方案。這套改革方案旨在進一步增強市場對經濟的影響力，提高農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的購買力。
在政治方面，習近平選擇了相反的方向，沿襲過去的理論，一方面鞏固列寧主義的正統地位，一方面壓制用憲法限制黨權的呼聲。
三 中全會結束後，中國宣佈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分析人士稱，這個新機構將在國內安全、外交政策和軍事方面賦予習近平更大的權力。委員會的名稱與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中文譯名相同。
一些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學者認為，習近平的政治改革方案與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的政治主張頗為相近。安德羅波夫在1982擔任前蘇聯領導人後發起了打擊腐敗和不同政見的運動。
今天的中國與前蘇聯迥然不同。論起經濟規模、增長速度和與全球其他地區聯繫的緊密程度，中國都超過前蘇聯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中國的政治體系也比前蘇聯賦予個人更多的自由，並且建立了領導人退休制度，這是蘇聯從未有過的。
但在其他方面，中共仍固執地因襲舊制，決策機制、戶籍制度和少數民族政策無一不以前蘇聯模式為基礎。
喬 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國政治問題專家瀋大偉(David Shambaugh)說，前蘇聯解體的陰影無時無刻不籠罩在中國領導人的心頭，中亞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更是加劇了這種擔憂；觀察家們沒有意識 到中國的體系與前蘇聯多麼相似，前者簡直就是從後者“克隆”出來的。
黨內人士稱，習近平實際上是在賭中國的一黨執政能夠避免前蘇聯在政黨自律和應對社會轉型方面所遭受的失敗。而該策略的內容之一就是重申官方的歷史敘述。
據看過講話稿的人稱，習近平在今年12月份的一次講話中指責戈爾巴喬夫喪失了對蘇聯軍隊的控制權並允許“歷史虛無主義”者質疑列寧和斯大林的成就。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發佈“9號文件”，警告官員抵制西方價值觀和“錯誤思想”的傳播，特別要抵制那些企圖重新評價歷史的思潮。
習近平公開說，應將毛澤東的成就與中國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習近平的一些推崇者為他辯護說，習近平之所以在初期採取保守立場，是為了爭取政治支持，為他的經濟改革藍圖掃清障礙。
不過，中共黨內越來越覺得，與兩位前任相比，習近平與黨內保守派和一些軍方將領聯繫得更為緊密。保守派和部分將領認為，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抵制西化。
中 共黨內觀摩傳看的另一部紀錄片《較量無聲》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美國正試圖通過非政府組織以及兩軍間的交流等途徑削弱中國。這部紀錄片的核心製作班子來自有 著中國西點軍校之稱的國防大學，由劉亞洲上將擔任總策劃。劉亞洲在國防大學擔任政委，是一位前國家主席的女婿，據認為與習近平關係密切。《較量無聲》在網 上也能看到。
劉亞洲一直被認為是軍中的改革派人物。他於2010年寫了一篇文章，告誡如果中國不實行民主，將會面臨與蘇聯同樣的命運。他當時寫道，蘇聯的問題完全是體制問題。
但他在《較量無聲》片中卻警告稱，美國正試圖通過傳輸西方價值觀來遏制和削弱中國，或者說“和平演變”中國。
《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的製作人之一也在《較量無聲》中出現。他就是李慎明，是一位退休少將。李慎明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還曾擔任王震的秘書。王震是中共的革命領導人，曾強烈支持軍方平息1989年的民主抗議活動。
李慎明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公開追隨者。他沒有回應置評要求。
認識李慎明的人士稱，他是一個超保守派思想家小集團的領袖，這些人中有許多都與負責製作這部紀錄片的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有關係。
李慎明近期在中共黨刊《紅旗文稿》上發表文章，稱西方敵對勢力說斯大林和毛澤東各自造成本國約3,000萬人死亡是蓄意誇大。
曾寫過關于蘇聯對中國影響文章的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李華宇（音）說，我認為學術界沒有多少人聽他的，但中共領導層顯然采納了他的看法。
這部紀錄片是基于1991年以來中國學者對蘇聯解體進行的幾十項研究中的一項制作的。其中有許多研究就蘇聯垮台的導火索得出不同結論：政治體制僵化，蘇共上層精英的腐敗，對少數民族實行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政策以及經濟模式存在根本缺陷。
中國的學者說，對于當今正嚴打官員腐敗、國有企業過于強大以及西藏和新疆西部邊遠地區發生騷亂的中國，也面臨著上述問題。
蘇聯解體在中國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因為中共領導人長期以來在制定本國未來發展路線方面曾借鑒蘇聯的經驗和教訓。
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蘇聯都向中國提供了啟發、建議和援助。而在1959年兩國意識形態發生分歧之后，中國將蘇聯視為共產主義世界領導力量的競爭對手。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派領導人對戈爾巴喬夫推出的經濟改革和改革開放政策表現出日益濃厚的興趣，直到這些領導人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爆發軍事鎮壓親民主抗議活動后被邊緣化為止。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專注于研究導致蘇聯垮台的根源所在，以免遭受同樣的命運。
中 國的許多早期研究認為，蘇聯解體要么是由戈爾巴喬夫所致，要么就是由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造成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學者開始探索其他方面的因素， 通常的結論是蘇聯解體的根源在于1964年至1982年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執政期間缺乏改革。
多位中國學者稱，其中很多研究是在江澤民的鼓勵下展開的。江澤民在1989年至2002年期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2004年，中國領導層達成內部決定，認為前蘇聯解體是由于莫斯科放棄馬克思主義核心原則所導致的，但在習近平之前的中國領導人卻很少談到這一點。
更多針對不同理論的研究使得相關爭論還在繼續，其中很多項研究是在中央黨校展開的。中央黨校的官方報紙本周發表了一篇文章，將前蘇聯解體主要歸咎于斯大林領導下的農業集體化，并對未能進行改革的風險提出警告。
李慎明和他在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的同事一直拒絕接受這種觀點，并宣揚前蘇聯解體應歸咎于戈爾巴喬夫的理論。
2006年，李慎明制作了紀錄片的早期版本，2008年著書。紀錄片和書籍都只在黨內發行。之后他在2011年制作了最新版的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被當作習近平推行群眾路線運動的一部分，成為黨內官員的必看影片，官方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報導。
一些研究前蘇聯歷史的中國學者說，他們認為李慎明和其他電影制作人感覺到了習近平的保守政治立場，利用政治關系將他們的作品納入這場運動中。俄羅斯問題專家、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恩遠也參與了這部紀錄片的制作，他否認這部紀錄片是因為政治關系而被選中。
他說，新版紀錄片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近期對俄羅斯的研究，對影片提出批評的中國學者大多缺乏俄語技能，沒有到前蘇聯或前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訪問的經驗。
他說，核心問題是：前蘇聯解體是由歷史性的體制問題（斯大林模式下的問題）所致？還是由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所致？我們的觀點是后者，而且領導層也這么認為。
Jeremy Page
华尔街日报：習近平的政治設計
作者：邓聿文|来源：文摘|日期：2013-11-15 00:53:15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此次全会为我们认识习近平未来九年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思路提供了观察点。从公布的全会公报来看，习所推行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和治理策略，仍将继续目前的“经右政左”格局。
但要全面认识习的治国理政思路，还须结合这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这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之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正是中共自身。
中共的治理危机
许 多人对习主政以来中共在这一年里的施政行为感到非常迷惑和失望，这种迷惑和失望既来自于习本人，习的家世背景原本使人们对他充满了期待，也来自于中共实施 的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中共采取延安式的整风和清党手段，整治干部作风，重建党和人民的美好联系；另一方面，中共对网络和舆论又严加管 控，大肆打压意见领袖、异议人士、新闻自由主义者以及公民行动。一方面，中共反腐加码；另一方面，又取缔民间对官员的监督和反腐。一方面，中共推出若干政 府改革举措，简政放权，强调政府决策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坚持不走“邪路”，发动倒宪风潮，强调七个不讲，等等。
笔者认为，要对习的执政路线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需要回归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及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很多棘手的问题，包括经济下 滑对就业和财政的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不断恶化，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和腐败加剧，阶层分裂与既得利益的固化，互联网对政府管治的冲击，思想的多元化与 思想派别的分离和对立，民族矛盾的加剧，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度不信任等，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合力，导致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大 大降低。
那么，习会采取何种对策去应对，取决于习对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与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及从哪个角度切入有关。从后者来看，习及他的执政团队，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均来自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尤其是习，来自红色家庭，其父虽是个真正的改革者，但这种对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的天然使命感，习同样是有的，这使得中共采取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损害和动摇其权威的情况下进行。这在三中全会公报中表露无遗。
另 一方面，习和他的执政团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出的各种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和群体事件，包括网上舆论等，要民主只占少部分，大多数还是与具体问题、具体事件 相联系，是因为基层政权的治理不善、治理不力造成的，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目前针对党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得以解决。
得 出这个判断，还在于如何看待网上舆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从网络舆论看，确实，到处都是不满的声音，考虑到中国有5亿多网民，网络的不满一旦发 酵，将会形成对中共极大的挑战力量。可根据中国前不久清网行动被抓捕的网络推手交代的情况来看，许多热点事件的网上舆论都是由他们一手策划，雇佣网络水军 推动的。这样来看，网上的各种不满其严重程度可能并非像人们感觉的那样，而是有些夸大。在这点上，中共的网络监控部门会把更真实的网络民意反馈给最高领 导。
中产阶级在大变革中会对中共持何种态度，对中共评判社会生态也非常关键。一般的逻辑是，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阶层会要求执政党实行民主。中国是否会遵循这样的逻辑，人们看法有分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在其网站刊登了悉尼大学汉学教授戴维•古德曼的一篇文章，认为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反复证实，他们不仅政治上不反对当前政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艰难条件下运转的党政体制。
古德曼的理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很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不同于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仍是其所来自政体的一部分。古德曼的观点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大部分都处于现行体制内，虽然他们平时对中共也有很多不满，然而在关键时刻，为确保自身已有地位和体面生活，而选择支持中共，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 看知识分子。一种观点认为，中共把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了一个反对派。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公共管理 部门的专业人士，这个看法是很成疑的。如果知识分子专指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它会认为这并非能够威胁到其统治。中共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 固的成见和不信任，且持一种轻视态度。毛泽东的 “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乎”，深深影响着中共。换言之，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一股独立的力量，它必须动员其他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才能威胁中共的统 治。这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鉴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知识分子的主流也不赞成在中国进行激进政治改革。
中 共从其革命经验来说，它最担心的是下层民众的“起义”。今天的下层民众，就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阶层，包括失业大学生。但下层民众的起义，有一个条 件，就是外界给他们灌输压迫和革命意识。在过去，这一任务是由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来完成的，现在中国社会还缺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物， 但现在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网络部分充当了过去革命者的启蒙角色。正是基于这点，中共要管制网上言论。可从现实判断，至少目前下层民众要起事，原因多半是由 具体问题引发的，而在中共看来，这可以通过完善福利保障和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来解决。只要下层民众没有动员起来，群体事件没有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意向的 起义，就无须过度担忧。而适度的民众抗议和群体事件，因为能够给予基层政权一定压力，约束其胡作非为，就最高层而言，反而认为其有利。
“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把习近平这一年来的执政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这是习为应对中国问题而进行的政治设计。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否则，这个政治设计在习的任期内不会做很大调整。
“一 个中心”就是以改善中共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话来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换言之，中共的治理需要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即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民众权益提高的现实。这个目 标表明了中共推进全面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
“两手出击”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上，不但要硬，且要勇于出击。这是直接为一个中心服 务的。要改善党的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最重要的依赖力量──官僚队伍，必须修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同时，也必须压制人民群众过高的在党看来是非份 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中共提供不了，必然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从而不利中共的统治。
对前者，习采取的手段， 一是高调宣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不能跑出来为害百姓。在官民矛盾上，按照中共的矛盾论，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要改善官民关系，必须把 官治住，事实上，吏治也是中国历代君王治理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反腐败。二是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恢复中共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习目前把重点更多放在这点上，开展为期一年的整风，并且发动官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既与目前可出台的制度限权的措施有限相关，也与中共早期群众路线的成功以及习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有关。
尽 管执政集团希望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但像历史上的每一任统治者一样，他们骨子里并不信任人民群众。如果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去行使，不但会制 造公众过高的期望，导致官场人心不稳，而且直接会诱发中共一向担心的公民运动，动摇其统治根基。所以，习要治官，但不是把整治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即使整 风，也是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官员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进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让群众来行使批评权。
从现实来看，自习发出“把官员关进笼子里”的宣示后，中国民间即掀起了一股反腐潮，微博反腐成为一种主要的反腐方式，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不仅如此，民间还借机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开等一些政治性要求，社会对反宪政的狙击力量也大大超出官方估计。这使中共意识到，若放任这种局面将会动摇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梦的传播，导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控。
所以，中共要利用所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和专政工具，重新操控舆论，对那些最易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挑战党的意识形态的人进行“亮剑”，清除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各种“杂音”。
“三 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这是作为习的政治设计的配套工程而实施的。反腐本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习上台后，反腐明显加强，这并非 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而是习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换言之，习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 部作风的转变。
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的行政改革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中，政府的治理层级设置得很复杂，高 层即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并不直接和民众发生联系，它们主要是政策决策者，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主要负责执行，他们面向百姓，直接与百姓打交道， 民众对共产党的 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他们，因此，这些地方官员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对权力行使的方式，与群众的关系，将决定着干群关系是否融洽，矛盾发生的性质和程度 如何。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政策和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性，对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缓和干群紧张关系，必不可 缺。
法治建设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也关系重大。加强法治建设不但针对官员，有利于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以及对腐败的治理，而且也针对 全社会和每个公民，以培育和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客观来说，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和官员一样，信权不信法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无疑容易 导致问题频发，并在问题发生后，不利解决。所以，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对改善中共的治理有帮助。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共的法治建设 还隐含着两种意图，一是以法律的名义来打击中共不喜欢的异见人士；二是以法治建设来冲淡民众的民主要求，替代必要的民主建设。
上述三大重点当然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但主要是服务和服从改善党的治理这个目标。三者之间也存在很强的逻辑联系，所以它需要整体推进。
当 然，改善党的治理，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只是习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它是特别针对目前矛盾多发，干群关系恶化，党治理能力低下，执政水平不高这一现实 而提出的。习要利用他统治中国的10年时间，彻底扭转中共和群众不断恶化的关系，使党重新获得群众信任。但作为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最高统治者，习的目标不 会仅仅停留于此，毫无疑问，改善党的治理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的长期执政。
概而言之，习要带领中共走一条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有三大政策目标：富民、强军、有限民主。
对 于后一点，会出现争议，但笔者坚持认为，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会给民主开一扇窗，赋予大众有限的民主权利。事实上，相对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选举民主，中 共主流舆论一直宣扬的民主模式，是在保持中共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以党内民主化为突破口，重视党际和社会协商，选贤任能而不以党际竞争为主的民主政治，在中 共看来，这套民主政治模式，比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的执政效率要高。
而且，在世界民主的大势前面，即使为中共的执政考虑，习也不会昧到要阻止这 一大势的地步。从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言论来看，它并非不要民主，只是要把民主纳入自己的主导，并由自己来定义。从一般的制度意义上讲，中共是要在西方的自由 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发展出一种准专制或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三中全会公报已有所流露）。当然，此路能否走得通，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做讨论。
习近平今日上台一周年 政治手腕布局斗而不破(图)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出身“红二代”的习近平，挟“根红苗正”中共正统之威，甫一登台，便雄心勃勃地连续推出多项令人惊讶的政策。一年来，从抓反腐到从严治党，从改进作风到厉 行节约，从树改革旗帜到展示“中国梦”，从握牢军权到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大国外交”、“周边纵横”……国内国际四面出击，不拘泥于常规，不按常理出牌，但 有序有度，有张有弛，从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大员、一般常委一下子变成让人必须刮目相看的党及国家的总领，更见识了他谋势布局，斗而不破的政治艺术。
习近平上位以来种种政治动作，彰显出他的红色江山接班人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 期恢复中共建政之初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及足以团结人民公信力，扮演红色江山的中兴者。不过，习执政一年来，更多的是进行“顶层设计”，即便反腐、整风的 动作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树中共形象，提升公信力，但普通民众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更多的实惠。这些都警示习近平需要“顶层设计”，但更需要落到实处。
全面出击 斗而不破
2013年3月，刚刚集三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在接受采访时提出，领导者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治大国，若烹小鲜”，出自于《老子》六十章的这句 话，是名相伊尹在见商汤的时候向他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从字面意思来讲就是治理国家就如烹煮小鱼，《韩非子·解老》篇：“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 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中国历史上列代帝王也有类似注解。唐玄宗注：“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 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 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顺治皇帝等亦如此作注。
中共领袖习近平又会给出怎样的注解呢？而今一年过去，习近平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已明确给出了答案：斗而不破。这一常用于两国对垒的名词，指并不因争斗过激或用力过强而发生“热战”或引发过于激烈的反弹。“斗而不破”关键是在斗争中把握度，这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
纵观习近平这一年来在从抓反腐到从严治党，从改进作风到厉行节约，从树改革旗帜到展示“中国梦”，从忧患警示到防苏式演变“两个不能否定”……不拘泥于常 规，不按常理出牌，但有序有度，有张有弛，斗而不破之“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反腐败为例，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强势反腐，但至目前11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尤 其指向明确的四川官场和中石油贪腐窝案，并未令中共官场出现负面动荡，从中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政治手腕。
关于习近平的政治手腕，下面这段他在浙江接受央视采访时的对话可观之一二：
记者：您给大家留下了印象是为人很谦和，而且很平易近人，那么通常这种谦和、平易近人，这说明您的性格是温和的，那您有没有震怒的时候？
习近平：也有，这种震怒呢，我想它是两种情况了，一种真正是有感而发，不可自抑，怒发冲冠，自然地发了。另一种，有一种情况那可能还是理智的选择，这个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
从这一对话，可以看到习近平对于中共官场的理智认知。即便如今站在权力顶峰，习近平显然也深知可以“拍桌子”而不可以“掀桌子”，这就是斗而不破。
顶层设计更需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习近平多次讲到改革开放就是革命。十次地方考察，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八省；出访5次，足迹遍布亚非 拉和北美洲；近百次讲话，接连抛出打铁论、鞋子论、钉子论、苍蝇老虎论、笼子论。习近平一年来从方方面面释放出来的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坚决。
客观而言，过去一年来，人们清晰地看到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尤其是自年初习近平提出八项新规、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到打老虎拍苍蝇反腐祭出重拳，及推出“群众路线”运动为名的官场整风以来，所取得的成效获得了社会肯定：
——反腐方面。中国老百姓一向对官员腐败深恶痛觉。习近平充分认识到反腐的严峻形势，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到“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毫不避讳。十八大近一年来，中纪委证实查处了11位省部级官员。这个速度，是过去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
——整风方面。在中共推出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之后，中国民众欣喜地看到一些高档酒店的迎来送往少了，很多设立于繁华、或不繁华地带的奢侈的会所和餐馆呈现出 “门庭冷落车马稀”的颓败场景，有的甚至关门歇业。而一直为民众所诟病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衙门作风，也在中共杀一儆百的动作以及明确出台规范后 得到改观。
——简政放权方面。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服务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等，这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十八届三中全上亦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性政府”。
……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习近平接过“权杖”，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披挂上阵。记得当时，在镁光灯下，习近平承诺：“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 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对于新上台的总书记来说，他主政的风格、思路、倾向、缺点乃至误 区，在经过了第一个以年为周期的过程之后，在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上首度完整地向党内外展示。然而，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之后，外间“雷声大雨点小”的质疑不 绝于耳，一些舆论认为习近平没有给出外界期待的改革者形象。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虽然他是针对当时所谓农会举动“过分”的言论而讲的，其本意在于告诫：革命不能温文尔雅，必然坚决彻底。被习近平定义为“深刻革 命”、“新的伟大革命”的改革显然亦是如此。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是个大国，其柔弱之处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曾多次指出：我们国家太大了，处理一个问题，就会涉及到成 千上万人的利益，所以很不容易。分析人士指出，习执政一年来，更多的是进行“顶层设计”，即便如反腐、整风等动作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树中共形象，提升渐失的 公信力，但普通民众并没有因此得到看得见的实惠，例如房价、物价依然高企，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没有得到改观，食品安全依然症结难除，底层大量民众生活依然 困窘，这些都警示习近平他将向历史、向人民交出的答卷需要“顶层设计”，但更需要落到实处，“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思想认识上把惠民， 尤其是惠及广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这项工作推向深入，要知道，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是中共作为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责 任和义务。
“红色江山”中兴者
自信、强势、专断、无趣、现代，毛泽东嫡传、第二个邓小平、国家民族主义者……上位一年来习近平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标签。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一年， 其身上毛泽东、邓小平的影子交叠，形成强硬的“红色政权”捍卫者形象。由于家庭和童年成长经历的影响，习更倾向于是一个具有改革意识或者说基因的“红色江 山”捍卫者。
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 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而早在去年12月的“新南巡”内部讲话曝光，其中谈及前苏联解体历史时，习 近平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之语来表达对苏共政权垮台的惋惜。
媒体披露，习近平强调：“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 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两个不能否定说”曾在当时引发讨论热潮，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透露出一种信 号“习是毛泽东的红色接班人”。
据路透社消息，一位昔日的红卫兵表示，习近平私下里对苏联的解体感到痛心，表示“不会掘党的坟”。“他不会成戈尔巴乔夫，”这位老红卫兵说，后者与习近平 类似，也是出身高干家庭。而一位出身中国军方及领导层高干家庭的消息人士则称，“习近平不是左派”，“一些看似退步的行为是表演，演给保守派看的，以换取 他们的支持。”更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不是右派，也不是极左派，而是实用主义者。”
“习近平是现实主义者，”一位与领导层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只有风险可控情况下，他才会冒险。”这一点从他上台以后的言论就可以得到佐证，在中央政治 局第二层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但前提是“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 然这不是孤例。
一年来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动作频频，先是主动挑起反宪政、普世价值的论战，继而推出意识形态领域“九号文件”要求“七不讲”，在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直接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围绕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讲话，官媒党报连发评论大造声势，中共掀起的 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来势汹汹，被认为是全面向左的回潮。有观点认为，一旦确立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系统就会走“极端”，就会把倡导公民社会建 设、自由民主的观念看成颠覆政权的西方阴谋，就会把网络上正常批评党与政府的言论当成非法言论，就会以意识形态或维稳名义，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封号禁言， 因此也令一众自由派知识分子“咬牙切齿”。
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曾表示，在习近平的身上，政治左行，经济右行特征明显。一年间交织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影子，而毛泽东和邓 小平无论治国策略、政见有多么不同，共同之处就是“共产党专政的维护者”，因此习近平也延续了他们共同的特质，成为“红色政权”的捍卫者。不过，不能否认 习近平是具有改革意识的，而这种改革有前提，那就是“红色江山不变色”。
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要更好地治理社会主义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上位以来种种政治动作，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 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中共建政之初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及足以团结人民公信力。从这里来看，习不仅要捍卫红色江山，更要扮演红色江山的中兴者。
(Dav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