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中共與日軍共謀對抗國軍
今年抗日戰爭結束七十週年之際，中台雙方圍繞國共兩黨當時誰才真正抗日發生爭論。
雖然在中國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閱兵時，日本各大傳媒均指出，在抗戰勝利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誕生，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是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抗戰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沒有提出證據來說明共軍在抗戰中的表現。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撰寫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 作者遠藤根據她收集的中國、台灣、日本三方面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遠藤的這本書在出版後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國民的關注，一個月內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聞》、《富士晚報》等媒體也就此書發表了書評，富士電視台、朝日電視台等更邀請遠藤介紹其這本歷史書。
BBC中文網則成為了專訪遠藤譽的全球首家中文媒體。
遠藤對BBC中文網記者說，她是讀了《潘漢年傳》等中國書籍後，開始懷疑中共的解釋，然後著手準備寫書的。 她希望通過日本方面的資料來解開有關疑問，而結果則令她自己也震驚了。
中共特務與日本特務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敘述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收集的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
但遠藤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
遠藤的書詳細記述了1932年作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情報部副領事的岩井赴任後，因漢語流暢，負責接待記者中日雙方20多名記者，包括後來被稱作“五重間諜”的新聲通訊社中國記者袁殊（袁學易）。 當時中共報章上不時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澤東也獲悉。 岩井還建議在上海加強收集情報工作、並獲准設置了“公使館情報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國民黨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兩人交情。 岩井雖知袁殊多重間諜身份，但不介意並援助袁殊再次留學日本，直至西安事變後才回到中國。 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國，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結束軍方挑起的戰爭”。
共產黨人與岩井公館
岩井在上海領事館設置了特別調查班，蒐集蔣介石政府內部情報，尋求“講和”的機會。 岩井全權委託袁殊組織新黨，並說：“為了達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榮日中新關係理念，不光是黨名，還要以真正理解這一理念的民眾、知識分子為對象，前身是藍衣社、中統團、以及其它黨派相關者，共產黨員都不要緊”。
結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黨員，而所有經費由岩井取得公使館情報部長河相達夫同意，由日方支付。 不過最終新黨運動演變成“興亞建國運動”，並在袁殊建議下，興亞建國運動總部起名“岩井公館”。
這個時期，袁殊還把匿名為胡越明，直接在毛澤東指揮下從事特務活動的前中共特工頭子潘漢年介紹給岩井，袁殊形容潘漢年地位相當於周恩來（中國前總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寫首次見潘漢年的印像是“非常穩重的知識人，卻又是瀟灑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 並回憶說，此後每次都是潘漢年求見、提供國民黨政府和國軍情報，且以岩井公館作據點，擴大中共在香港的間諜活動。
日本情報費資助中共
岩井委託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
當時，2000港元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漢年支付的費用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費，最終這筆可觀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遠藤在書中指出“這就是謝幼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員）著書《中共壯大之謎》的中共壯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費用大部分源自外務省機密費，岩井回憶說，支付的總額達30多億日元（超過2500萬美元）。
1937年，面對入侵的日軍，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希望抗戰，但毛澤東則堅持只拿出10%兵力用於抗戰。 岩井《回想的上海》還披露，潘漢年通過袁殊向岩井提議，商談共軍與日軍在華北戰場上“停戰”的事宜，岩井因不懂軍事，把該建議轉手影佐，潘漢年從此開始直接與日軍接觸。
曾著書談在華經歷
遠藤1941年出生在中國長春，父親在長春經營自己研製的戒毒藥品“吉福德祿”的製藥廠，父母都是日本人，本來還有哥哥和弟弟。 但在1948年八路軍圍困長春之戰中，遠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餓死，而她也幾近餓死並遭遇流彈受傷，導致兩臂殘疾。
1953年，12歲的遠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 她取得物理學博士以後，從1983年起從事指導中國留學生的工作至今，並從那時起還兼任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遠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當年在長春的生活經歷，獲得《讀賣新聞》女性人類記錄優秀獎。
後來，遠藤應《讀賣新聞》邀請，在1984年再著書《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國12年的苦難經歷。 90年代，她希望此書譯成中文版，可是中國出版社一直以“過於敏感”的理由拒絕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覺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於是選擇在台灣出版中譯本。
“只想追求歷史真相”
遠藤對BBC中文網記者說，“我對中國愛恨交集，但到了這個年齡，我只想追求歷史真相”。
遠藤說，《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最大的難題是找日本有關岩井的記載，我去了外務省和防衛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後來在網絡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過回憶錄《回想的上海》，於是開始找，並終於在網絡上買到，我如獲至寶！現在覺得我小時候沒餓死、活到現在，就是為了找到這本書”。
當記者問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當年岩井與中共合作的記錄，遠藤則說“不是，岩井對中國來說重要，但日本當時對他重視不夠”。
對於台海兩岸官方有關誰是真正抗日力量的爭論，遠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關心，我在防衛研究所裡看戰史資料，厚厚的一本防衛研究所編寫的戰史資料，居然是引用中共黨史來編寫，簡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來填補真實的歷史空白”。
（責編：李文）
《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敘述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收集的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
但遠藤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但遠藤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 日本學者與陳公博回憶錄不謀而合 》
從汪政府第二號人物陳公博之回憶錄，更可以清晰具體了解中共勾結日本之情況：
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面，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面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
「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
成功，有許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能抓緊機會。機會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沒有人可以控制。機會來了，首先，要能看得出那是一個機會，看到了，才能出手抓。能不能看到機會，要靠超特的眼光，看到之後，能不能抓到手，要靠超特的能力。
歷史上，這種成功的例子極多，覺得最典範的是日本侵華。偉大的毛主席在中國被入侵這件事上看到了機會，並且立即抓牢不放。在全國上下，奮起浴血抗日時，他就指出：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着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着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而且，他還訂出了具體方法：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偉大的毛主席成功了。這種看到抓住機會的眼光能力，學到萬分之一，你也會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