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德国魏玛共和国超级通胀爆发时（1923年－1924年），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曲线，二者基本同步。当马克成为垃圾之时，以金银计价，商品价格基本稳定。
宁失江山，不失白银，明朝末期的白银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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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冬天开始，雪就一直没停。不久，有消息说朱家皇帝的龙兴之处竟然闹了地震，凤阳皇陵前的石人石马被震倒了好几个。这不是个好兆头。果然，不久
更坏的消息传来了，李自成占领了西安以后，竟然沐猴而冠僭称“大顺”皇帝了。他发下话来，打算趁黄河水解冻之前，率领10万大军攻打京师。
三月初八，大明皇帝朱由检召见户部侍郎吴履中，询问目前户部库房还存有多少白银。“只存八万了。”吴侍郎的声音略带颤抖。皇帝听了竟然没有动声色，只是
说，这点钱拿来准备京师防备吧。“至于关外，”皇帝看了看北方的天空，“暂停边兵月饷。”
次日，皇帝召见了吴襄。屯驻在山海关，由他儿子统带的那支部队是目前皇帝唯一可以依仗的军事力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吴襄告诉皇帝，自己儿子手下有三千名
可以供差遣的勇士。皇帝问他们大约需要多少军饷。吴襄答“一百万”。皇帝听了，半晌不作声，叫吴襄退下了。
三月初十，大顺军离北京越来越近。皇帝派遣太监向大臣、勋戚、高级宦官逐家强行“捐银”。尽管死到临头，各高官贵族竟都哭穷，说“家银无多”。最后共募集
到白银二十万两。皇帝下令把这些钱全部用来犒赏京师的守城官兵，此前这批官兵已有5年没有拿饷了。
但这些手段已然是徒劳的。没有几天，京师外城的角楼上，已经可以望见远远打起的“大顺”军旗。
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军进城。不到半天，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
大明：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国库空虚给大明朝廷最后50年带来的是近乎恐怖的记忆。
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在这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了三倍。再加上陕西、河南等地连年气候异常，粮食歉收。农民在天灾人
祸的挤压下愈难维持生计。河南境内，乱民层出，这无疑为流贼军队的兴起与壮大提供了绝好的基础。而为了应付更多的乱军，朝廷急于增加捐税，扩大军队。
白银，在这里构筑了一个乌洛波罗斯蛇的循环。崇祯十二年以后，中原的部分地区已经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流军的力量也达到了近10年
以来的顶峰。皇帝不得不调动东北戍边的精锐部队南下剿匪。这为清军进一步南侵提供了机会。
仔细翻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明帝国并不缺钱。事实上，它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综合多位学者的数据，大致可以得知即使是最衰败的崇祯时代，明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大约占世界总值的40%以上。由于当时欧洲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向中国出
口，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只能依靠其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来向中国购买各种日用品及奢侈品。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
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约占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公元1600年起为120000吨白银，自1545年起为137000
吨）的一半。而另一个估算指出明中期以来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吨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而
10000吨白银，大约相当于明人所称的3.2亿两。
明朝官员的囤积癖
既然大明王朝如此富庶，为什么最后却因为货币短缺的恶性循环最终覆灭？许多学者对此钩深索隐。一种普遍的认识是，通货紧缩引发经济衰败，导致了王朝的灭
亡。
16世纪后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盗活动和海难使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锐减。天启前后（1621年）
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在600文左右。到崇祯初年却已经涨至1200文，至崇祯末升到2500文以上。这一情况导致了物价的飞涨，再加上朝廷捐税，民不聊生的
状况普遍出现。
但这一点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先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没能拯救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正统元年，即1436年，明代建国70余年后。英宗皇帝将一部分漕粮折为金银
放入内承运库。从此，内承运库变成了皇帝的小金库。小金库的出现或许意味着从此皇帝开始与政府争夺帝国有限的资源，这是以后廷臣屡屡要皇帝发内库资金的起
因。
200年后，大顺朝廷的接收大员打开内承运库的库房时，他们惊呆了。四月十日起，李自成的卫队开始从这里往外搬运白银。这次史无前例的白银运输活动的目击
者杨士聪在他的《甲申核真略》一书中记载了国库存银的详细数量：3700万两。他因此感叹，37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两年的“三饷”加派，假如能取出这些
白银，抵消加派，那对流军力量的扩张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财富，竟然不愿在生死存亡之际稍加使用，崇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用一种特殊的
方式完成了统治者与货币关系的阐释。
另一个糟糕的消息是，崇祯宫廷中的大臣与宦官们，与皇帝一样的贪恋白银。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下令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大将刘宗敏、李过主持，收缴前明官员的财产。该司下发标准，要求各级前明官员按照“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
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的标准上缴白银。为了保证收缴效率，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作为刑具。重刑
之下饷资甚为可观。此前对崇祯皇帝捐纳军饷动议无动于衷的官员，竟都数十万上百万地贡献起财产来。加上被各级军官私人收缴，以及未被收缴的囤积白银，流入
中国的10000吨白银已经有两成被囤积在京师皇族各级官员的家中。而民间私人窖藏白银的行为在明代也不少见，崇祯以后，随着战乱的升级，囤积白银的现象
出现得更为普遍。 货币紧缩带来的明王朝经济压力，也最终越来越明显，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终于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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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貨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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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黃金、錢幣是最主要的貨幣種類，大額交易用黃金，小額用錢幣，二者之間並無主輔幣關係；黃金計重使用，以鎰
秦漢時期，黃金、錢幣是最主要的貨幣種類，大額交易用黃金，小額用錢幣，二者之間並無主輔幣關係；黃金計重使用，以鎰
秦始皇統一了先秦時期混亂的貨幣制度，確立了圓形方孔的錢幣形制（秦半兩錢）；漢武帝鑄行的「五銖錢」，則為以後錢幣的輕重大小建立了基本標準。一定重量大小的圓形方孔錢，從此流行到20世紀之初。
確立王朝貨幣專鑄權
秦漢是貨幣鑄造和發行權最為反覆的時期。秦朝初步建立了貨幣王室專鑄制度，嚴禁私人鑄幣。西漢卻時禁時弛，時而允許民間自由鑄幣，時而政府壟斷錢幣鑄造，時而下令鑄錢棄市（私鑄的人要被殺頭），時而撤銷私鑄禁令。一方面，吳王劉濞和寵臣鄧通因為鑄錢厚利而富埒
隋唐貨幣制度承上啟下，繼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以錢幣、布帛為主要流通手段的傳統，又為宋元時代紙幣、白銀的登場拉開了序幕。
隋唐基本貨幣制度類似於複本位制
錢重物輕愁煞人
法定貨幣中並不包括金銀，金銀只是嶺南、西域等少數地區的區域性通貨，但大量用於儲藏、賞賜、賄賂以及製作器物飾品。唐末，白銀有了正式進入流通領域的趨勢。
終唐之世，貨幣流通受到三大問題的困擾：唐前期的私鑄與惡錢流行；肅宗、代宗時的通貨膨脹；唐後期的通貨緊縮與錢重物輕。關鍵在於官錢數量不能滿足流通需要，通貨經常短缺。錢荒一直無法有效解決，造成私鑄、惡錢
宋元的貨幣結構中，白銀、紙幣、錢幣三足鼎立。
宋元是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上的紙幣流行時期，兩宋紙幣品種多樣，流通區域廣大，元朝更以紙鈔為主，幾次禁用金銀和錢幣。
白銀使用數量明顯增加，使用領域顯著擴大，貨幣地位正式確立。元代即使在禁止金銀之時，也用金銀維持鈔價，且朝廷、民間實際上都是禁而不止。黃金主要作為豪富之家的貯藏手段，有時也供對外貿易支付之用。
兩宋廣用鐵錢
元朝多數時間禁錢，銅錢鑄造很少。宋代鑄錢量則遠遠超過元明清諸朝，但流通中也常感不足，錢荒沒有完全緩解，於是大鑄鐵錢。長時間、大範圍的鐵錢流通為其明顯特徵。
宋代錢幣還以制度複雜、製作精美著稱。幣材有金、銀、銅、鐵、鉛、錫，名稱有重寶、珍寶等數十種，面值有數十百種。全國有數百個獨立的鑄錢機構，各地區流通著不同的錢幣。宋錢書法就有篆、隸、楷、行、草五體；宋徽宗錢幣與金章宗錢幣、王莽錢幣
白銀為主錢為輔
經過數百年的緩慢發展，白銀的作用在明清時期更加凸顯，形成了一種近似於「銀錢平行本位」的貨幣制度。銀錢平行流通，白銀為主，銅錢為輔，但二者之間沒有固定的價值聯繫，銀錢比價一直搖擺不定。
外國計枚銀元湧入
白銀使用的形式，最初仍是銀錠以及作為補充的小粒銀豆之類，繼而是外國銀元的大量流入，最後是自鑄銀元的發展，實現了從計重行使向計枚行使的跨越。銅錢也在形制上出現了重大轉變，已經使用2,000多年的圓形方孔錢，在清末被圓形無孔的銅元所取代，手工鑄幣亦為機器鑄幣所取代。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經濟發生巨大變化，形成極為紊亂的多元化貨幣制度，白銀、錢幣、紙幣同時並存，中國貨幣與外國貨幣同時使用。傳統貨幣制度在外來力量的衝擊下，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蛻變，近代貨幣制度呼之欲出。
經過數百年的緩慢發展，白銀的作用在明清時期更加凸顯，形成了一種近似於「銀錢平行本位」的貨幣制度。銀錢平行流通，白銀為主，銅錢為輔，但二者之間沒有固定的價值聯繫，銀錢比價一直搖擺不定。
外國計枚銀元湧入
白銀使用的形式，最初仍是銀錠以及作為補充的小粒銀豆之類，繼而是外國銀元的大量流入，最後是自鑄銀元的發展，實現了從計重行使向計枚行使的跨越。銅錢也在形制上出現了重大轉變，已經使用2,000多年的圓形方孔錢，在清末被圓形無孔的銅元所取代，手工鑄幣亦為機器鑄幣所取代。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經濟發生巨大變化，形成極為紊亂的多元化貨幣制度，白銀、錢幣、紙幣同時並存，中國貨幣與外國貨幣同時使用。傳統貨幣制度在外來力量的衝擊下，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蛻變，近代貨幣制度呼之欲出。
金銀
金銀具有豔麗的色澤和吉祥的涵義，很早就成為人們喜愛的裝飾品。後來，金銀又因其天然的優勢而逐漸成為貨幣：質地均勻，可以任意分割或熔合；質量經久不變，量小值大，便於攜帶和儲藏。
白銀比黃金貴？
黃金的採集難度和冶煉技術要求遠低於白銀，所以早期黃金的產量比白銀多，價值比白銀低，在亞洲，黃金與白銀之間的價值比達到1：8，黃金的使用範圍也比白銀廣。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使用金銀的記載，《漢書》謂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就有金刀龜貝；司馬遷說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黃即黃金，白即白銀）。殷商時期，金銀已經與龜貝、珠玉、布帛一起作為貨幣流通使用。
及至春秋戰國，黃金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交易貴重奢侈品時，往往以黃金計價，如千金之裘、千金之劍。此時黃金甚多，國君動不動就送人一大堆黃金。尉繚
漢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鑄行「白金三品」，這是中國古代法定銀幣的開端。 白金三品以銀錫合金為幣材，分為大中小三種：
一、圓形龍幣，重8兩，值3,000，以龍為幣文；
二、方形馬幣，重6兩，值500，以馬為幣文；
三、橢形龜幣，重4兩，值300，幣形像龜，以龜甲為幣文。
成色不足 五年後被廢
白金三品，質色純白，在顏色上以應漢武帝捕獲白麟這 一天降祥瑞。分為三品，各有其文，以應「天地人三才」之說：圓形龍幣以應天，天道圓，以圓象（摹擬）之，天用莫如龍，其文龍，龍亦以應天；方形馬幣以應 地，地為方，以方象之，地用莫如馬，其文馬，馬亦以應地；以龍馬之行，應天地之義，比喻貨幣的流通行用。橢形龜幣以應人，人用莫如龜（古者以龜為寶，認為 龜可以通靈識變，預示禍福），其文龜，且幣作龜形，上隆下平，隆以象天，平以象地，使與龍、馬二幣相配。
白金三品實際上是一種信用貨幣，終因成色不足，作價太高，私鑄太多，大約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就被廢除了。
與宋並峙的金國（女真族政權，1115─1234年）廣泛使用白銀，他們以50兩為一鋌，每鋌對銅錢作價100貫。因為銀鋌分量太重，民間使用往往需要截鑿成小塊而後秤量，為避免由此帶來的不便，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鑄「承安寶貨」銀幣，自1兩至10兩，分為五等，每兩折錢2貫，可抵現錢使用。
私鑄難禁 流通僅四年
目前發現有數枚「一兩半」承安寶貨銀幣，均作束腰砝碼形，上有陰文「承安寶貨壹兩半」等字，長48毫米，上下各寬30毫米，腰寬21毫米，厚5.5毫米，重量58－60.5克。 承安寶貨銀幣鑄行不久，即私鑄蜂起，流通緩滯，遂於承安五年（1200年）十二月廢止，但它卻是金銀鑄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承安寶貨銀幣雖為鋌狀，卻不同於作為秤量貨幣的銀鋌，它有規定的形式、重量和價格，計枚行使，不能截鑿使用，已具有法定鑄幣的特點，這是中國有法定計數銀鑄幣的開始。
銀錠、銀元、銀錢是指具體的鑄幣形制，銀兩則是一種貨幣制度。 明代中後期，國家以銀兩作為納稅的法定通貨和財政收支的計算單位，並規定了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關係，銀兩制度略具雛形。
清政府進一步規定：徵稅起點在一兩以上者必須收銀兩，政府會計都用銀兩計算；紋銀為銀兩的標準成色；銀兩與制錢（官家鑄造的錢幣）的比價為1兩：1,000文。銀兩被賦予了本位貨幣
銀兩制度繁瑣龐雜
銀兩制度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貨幣制度，仍然以重量來計算價值，而白銀本身有成色、形狀的差異，各地又有不同的流通習慣，致使銀兩制度極為繁瑣龐雜，主要表現為：
一、白銀的鑄造形式多種多樣，有元寶形，也有秤砣形、圓餅形以及不規則的零散銀塊；
二、成色不一，如1000‰的純銀、990‰以上的足銀、930‰以上的紋銀、900‰以上的標準銀；
三、各地度量衡不統一，所用砝碼大小不一，包括庫平、關平、漕平、市平四大類近200種；
四、各類寶銀據其成色、重量、流通習慣等又可分為實銀兩和虛銀兩
明清時期，外國銀元的流通引 起了中國人自鑄銀元的興趣。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民間首先出現了仿鑄外國銀元的廣板、福板、杭板等。道光中（1821－1850年），福 建地方政府發行了兩種銀元，一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台灣仿本洋鑄造的「台灣壽星銀幣」，重七錢二分；一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漳州鑄造的 「漳州軍餉銀幣」，重七錢四分。
機器造幣 始於廣東
中國正式採用機器鑄造新式銀幣，始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的廣東。所鑄銀元含銀90%，正面有「光緒元寶」的漢滿文字，背面上端有「廣東省造」，下端有「庫平七錢三分」，中間鑄有龍紋，俗稱「龍洋」。
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頒布幣制條例，確定銀元為國幣，以元為單位，重七錢二分。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朝廷在南京、湖北兩造幣廠開始鑄造新式「大清銀幣」，樣式與「龍洋」基本一致。從光緒十五年到清末，大約鑄造銀幣2億元。
北宋交子
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中國誕育了最早的國家紙幣──交子。
可填金額的私人兌券
交子原來只是私人發行的信用兌換券，最初出現在四川，「交子」就是四川方言，「交」即相交、相會合，「子」是語尾音。當時四川主要用鐵錢，體重值輕，大鐵 錢1,000文可重25斤，經常要用車子拉錢，十分不便，紙質「交子」應運而生。先是由個別商人自行開出收據式的手寫票券，繼而由成都16家富商聯合發行 銅版印刷的交子，券上有密碼花押，但金額是臨時填寫的。交子可以兌換成現錢，也可以直接用於流通。
有期限的國家紙幣
後來，私交子因信用危機而被廢，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國家壟斷發行官交子。官交子一切技術規定均仿自私交子，用紅、青 （藍）、黑三色銅版套印，也有密碼花押，並加蓋本州州印。官交子有固定的票面金額，有一定的流通期限，三年為期（界），期滿即以新換舊。發行限額為每期 1,256,340貫，並有發行準備金（「鈔本」）。官交子可以兌現成金、銀、錢以及度牒（度牒原是政府發給和尚的身份證，因做和尚可以免除許多捐稅，所 以度牒能賣錢），而流通範圍基本上仍只限於四川，陝西、河東（今山西一帶）一度流行。
南宋會子
南宋有多種紙幣，其中以會子最為通行。 「會子」是相會的意思，最初也是民間自由發行的匯票性質的票券，在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遂成法定通貨。會子形制長方形，紅、藍、黑三 色銅版印刷，面額固定，原來只有一貫一種，後來又增發200、300、500文數種，票面上標明發行機關為「行在會子庫」。
數量倍增流通更廣
與北宋交子相比，會子作為國家紙幣的作用和特徵更加明顯：
第一、會子流通區域更廣。雖然會子使用區域最早只限於臨安附近的兩浙，但後來擴大到淮南、淮北、湖北、京西，遍及東南各路，發展為南宋流通領域中最主要的貨幣。
第二、會子流通數量更多。會子初以三年為一界，每界限額1,000萬貫，較之交子已增發七倍；1247年又宣布第十七、十八界會子永久通行，不再規定作廢期限，舊鈔可以隨時向政府兌換新鈔，流通中的會子數量成倍增加。
金國交鈔
北方產銅少，銅材緊缺，因此在金國的貨幣體系中，先有紙幣，後有銅錢，紙幣為重，錢幣為輕。
海陵王
交鈔分大鈔、小鈔，大鈔又分1、2、3、5、10貫五種，小鈔又分100、200、300、500、700文五種。原定七年為限，到期納舊換新，酌收工本費；1189年，金章宗取消七年厘革制，改為無限期流通，但破舊交鈔仍可向官庫調換新鈔。
無限期流通有利於保持紙幣的信用和穩定，避免出現拋售、貶值現像，也不會使紙幣過期作廢。交鈔最初只通行於黃河以南，後來因為流轉通暢、攜帶方便、發行有度，信譽比較高，價值比較穩定，與銅錢兌換比例長期維持1：1，終於越過黃河，遠及遼東。
元代鈔法
元代大部分時間裡只有紙幣一種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
元代鈔法是從兌換紙幣向不兌換紙幣的轉折。元初發行中統鈔時，在行省設立鈔庫，各有定額的現金準備，「銀鈔相權」，准許民間以銀換鈔，或以鈔兌銀。但實際上準備金不斷被挪作他用，到成宗時（1295－1307年）就已經無力兌現，紙幣成為事實上的不兌換紙幣。
訂最早最完備紙幣制度
元代鈔法更具現代紙幣特徵：不立期限，不限年月，永久通用；不限地域，通行全國。在元朝最強盛的時候，北盡蒙古高原，西貫中亞，紙幣均通行無阻。元朝制訂 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備的紙幣制度，紙幣用途廣泛，並有政府各種規定作為保障；紙幣發行權專屬於中央政府，由中央統一規定發行和管理制度。流通用的是統一紙 幣，中統鈔、至元鈔、至正鈔
大明寶鈔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開始發行的「大明通行寶鈔」，是明代唯一的國家紙幣。
大明寶鈔在條款、格局、花紋結構等方面基本上仿照宋元紙鈔，鈔券上寫著「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佰伍拾兩，仍給犯 人財產」。寶鈔分成六種面額：100文、200文、300文、400文、500文、1貫，每貫等於銅錢1,000文或白銀1兩或黃金0.25兩；大小鈔只 有形狀大小的區別，一貫鈔長36.4厘米，寬22厘米，是歷史上最大的鈔票。
從未兌現 有始無終
大明寶鈔始終由中央政府統一印造和發行，名稱、形制均無變化，鈔上所印年號也一直是「洪武」。寶鈔不分界，不定發行限額，不限時間，不分地區，沒有發行準備金，也從不提及兌現。政府對寶鈔是大出小進，發放多，收入少，只有實在無法使用的爛鈔，才允許調換新鈔。
明代曾試圖廢止金銀銅錢，只行紙幣，但紙幣制度有始無終，最後，寶鈔完全不能流通，成為朝廷頒發的一種榮譽獎勵。木匠皇帝明熹宗
官票寶鈔 － 不足十年淪為廢紙
清政府對紙幣持慎重態度，除了順治時期曾經有過的一次短暫發鈔
到了清末，財政困難把種種顧慮撇在一旁，紙幣政策與大錢政策一道出籠。
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印發「戶部官票」，又叫銀票、銀鈔，簡稱官票。以銀兩為單位，分成1兩、3兩、5兩、10兩、50兩等若干種面額。形似大明寶鈔而略小，上端有「戶部官票」滿漢文字，中間印著銀兩數目，花紋字畫用藍色印刷，銀兩數目用大字墨戳。
同年十一月，又發行「大清寶鈔」，也叫錢票、錢鈔，簡稱寶鈔。以制錢為單位，面額很多，從250文到50千文、100千文不等。票面比官票小些，上端有「大清寶鈔」漢字，中間印著制錢文數，花紋字畫也用藍色印刷。
政府把紙幣政策視為迅速籌措巨額軍費的獨門絕招，以為只要開動印刷機器，印多少便賺多少。殊不知，政府在宣布官票寶鈔不能兌現銀錢的同時，也已經宣告了它們命運的終結，二者迅速貶值，幾乎變成廢紙，到同治初年只好停止使用。
清末鈔票 － 中外銀行競發鈔
清末鈔票發行機關主要是在華外資銀行和中國新式銀行。鴉片戰爭後不久，外資銀行就開始進入中國，截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英、法、德、日四國在香港和上海設立了14家銀行，它們大都發行鈔票。
匯豐鈔票信用最著
鈔票分兩類：
一是用中國的貨幣單位，如渣打、匯豐、花旗、德華等銀行發行的銀元券和銀兩券；
二是用外國的貨幣單位，如俄國在東三省發行的盧布票、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發行的金票。
這些鈔票中，流通最廣、信用最著的是匯豐銀行鈔票，從19世紀80年代起，中國通商口岸幾乎無處不有匯豐銀行鈔票的流通。
中國通商銀行最「崇洋」
豐厚的利潤、外資銀行的示範，刺激著中國銀行業的興起，清末也出現了十幾家中資新式銀行，比較重要的是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戶部銀行（1904年）、交通銀行（1907年）。這些銀行均曾發行鈔票。
戶部銀行發行的鈔票有銀兩票、銀元票、錢票，1905－1911年，共發行銀元票1,200餘萬元、銀兩票540餘萬元。交通銀行的銀元券分面值1元、5 元、10元三種；銀兩票從1兩到100兩共11種。通商銀行樣樣仿照匯豐銀行，發行的銀兩票和銀元票正面是英文，背面才是中文。
實物商品 － 穀帛
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實物貨幣，糧食與布帛（布帛實際上包括布和帛，布是棉布、麻布，帛是絲織品，布帛經常聯用，以指代紡織品）是其中最重要的兩類。穀帛是民生必需品，擁有廣闊的市場，價值也比較穩定，較易為人們接受，因此可以有限地發揮通貨的作用。
東漢漸盛 中唐轉衰
在東漢黃金作用消退、宋元白銀作用增強的空隙裡，因為錢幣本身價值低賤，只能適用於小額交易，大額支付的客觀需要，為穀帛帶來了巨大的活動空間。另一方 面，三國、兩晉、南北朝、迄於五代十國，大部分時間都處在動盪不安的戰亂時代，實物貨幣更具重要意義，甚至能夠暫時取代金屬貨幣，東漢末年的童謠便云： 「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值）？」
在這700－800年的時間裡，穀帛的地位、作用均達到頂峰。曹魏因百姓不肯用錢，只好直接以穀帛為市；兩晉時期，北方戰亂地區幾乎全用穀帛；南北朝長期通用穀帛，有的地區甚至完全不用錢幣；唐代規定糧食、布帛均為法定貨幣，交易值達到一定金額的，還要優先使用。
糧食和布帛作為貨幣，缺點很多：不耐久藏，質量不穩定；體積笨重，難於攜帶，糧食的長途運輸尤為不便；布帛容易污染破裂，小額交易無法使用等。唐中葉以後，穀帛的貨幣地位愈來愈難以維持。
通貨膨脹
從西漢開始，中國就不斷上演通貨膨脹間歇發作的戲劇性場面，尤其是在鑄造大錢、小錢以及無限制發行紙幣的年頭。
西漢初，高祖鑄「榆莢半兩
鑄行大錢，也無不引起物價騰湧。王莽行大錢
紙幣濫發 歷朝皆有
紙幣時期通貨膨脹更為嚴重，宋元明清無一例外。紙幣無限增發，兌現日漸困難，物價不斷上漲。以南宋會子為例：1161─1166年，增印會子2,800多 萬貫，會子以三四折計價，即每貫僅值300－400文；1232年，會子流通額增加到32,900萬貫，比原定的每界限額1,000萬貫增加了30多倍， 會子跌至每貫百錢以下；1246年，流通中的會子已增至65,000萬貫，新發的十八界會子200貫還買不到一雙草鞋；1276年，一貫會子換不到一文 錢；1279年，南宋滅亡。
通貨緊縮
大多數人對通貨膨脹耳熟能詳，卻對通貨緊縮比較陌生。通貨緊縮，簡言之，就是通貨不足，貨幣數量不敷流通之用。中國歷史上通貨緊縮的發生頻率遠遠不及通貨膨脹，但它對社會經濟的危害程度
接續數十年的物價下跌
從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4年）開始，出現了數十年的通貨緊縮。一方面，政府鑄錢量大減，原有的銅錢又多被銷熔鑄器或窖藏囤積起來，銅錢來源日少。另一方面，銅錢流通地區擴大，對外貿易也需要大量銅錢彌補逆差，銅錢需求日增。貨幣供求矛盾擴大，錢荒日趨嚴重。
通貨緊縮的主要表現有二：
一、物輕錢重，物價下跌。公元780年，一斗米200文，一斗粟100文；819年，一斗米50文，一斗粟20文。770年，一匹絹4,000文，780年3,200─3,300文，800年以後只要800文。
二、短陌
貨幣外流
中國錢幣形制先進，工藝高超，書法精美，隋唐以來，東亞、東南亞的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曾仿鑄過中國錢幣。
宋錢曾成爪哇主幣
在長期的對外交流中，更有為數不少的中國錢幣流往世界各地，亞洲、中南美洲及非洲東海岸，均有中國古幣的出土。
宋代錢幣外流最多，日本、高麗（今朝鮮）、安南（今越南北部）、交趾（今越南南部）都曾以宋錢為通貨；兩宋以後，爪哇（今屬印度尼西亞）甚至以宋錢為主幣。
日本人帶黃金換銅錢
中國錢幣流入日本最多。宋代，日本商人專門帶黃金來中國換取銅錢。元朝至正元年（1341年），日本將軍足利直義派了兩艘船來中國貿易，規定不管賺錢還是 賠本，回去一定要上繳銅錢5,000貫，以建造天龍寺，這種「天龍寺船」在以後也時有出現。明永樂錢在日本流通了200餘年，宣德錢也在日本流通過。
貨幣內流
除了明清時期的外國銀元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金銀銅幣也在長期的交流過程中流入中國。
曾流通逾二百種各國貨幣
中國境內曾經流通過的東亞、東南亞各國錢幣在200種以上。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福建漳州、泉州地區所用銅錢幾乎一半以上來自安南（今越南北部）所鑄，有光中、景盛、景興等年號錢。
西南亞的印度、波斯（今伊朗）以及歐洲的羅馬帝國，都曾因為同中國往來較多而把自己鑄造的金銀銅幣在中國境內局部使用，如拜占庭金幣、波斯薩桑王朝銀幣。北周武帝時，河西一帶是通往西域的陸路交通要道，西域金銀錢和波斯銀幣在此暢通無阻。
清代，尼泊爾銀幣和印度盧比均流通於西藏，並滲透到雲南、四川，為抵制印度盧比，四川還專門鑄造了四川盧比。
錢莊與票號
錢莊主營兌換業務
錢莊主要從事貨幣兌換業務，票號主要從事貨幣匯兌業務。
貨幣流通的複雜狀況促成兌換業的產生與發展，唐代就有從事金銀買賣、兌換的金銀鋪；宋代又比唐代多出買賣紙幣的交引鋪、鈔戶以及兌換錢幣的兌坊。明代兌換業十分發達，有錢鋪、兌店、錢米鋪、錢桌
顏料莊互惠萌生票號
匯兌的意思是交款於甲地，取款於乙地。匯兌業在唐代開始萌芽（飛錢），宋代先後有便錢務、榷貨務辦理官營匯兌。明後期銀錢並用，匯兌重新興起，經營機構包括錢莊、典當、商店等等。到清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年），產生了經營匯兌為主的專業機構「票號」。
當時，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掌櫃（經理）雷履泰有感於銀錢運送的不便，萌生了在山西商人之間相互撥兌的想法，西裕成逐漸代理部分匯兌業務，並在道光初年改 名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到咸豐十年（1860年），山西票號已發展到17家，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幫；光緒中（1875－1908年）共有414家 分號，分布在21省及新疆、蒙古等地，每年公私匯兌款項千萬兩。
窖藏 － 此地有銀
至於把錢藏在家裡，那就有各種各樣的辦法。 錢比較少的時候，可以裝在各種器具裡，如箱子（篋）、袋子（囊）、櫃子（匱）之類。公元前就出現了專門貯藏錢幣的工具「撲滿」，「撲滿」用泥土燒製而成，只有一個把錢投進去的窟窿，沒有把錢倒出來的口子，「滿則撲之」，裝滿錢後，要打破才能取出來，故名「撲滿」。
富商鋪金地板的苦心
錢比較多的時候，就要找個地方藏起來，有藏在牆壁中間的，藏在屋簷下，甚至藏在糞土堆裡。據說清代富極一時的晉商還把金子銀子熔化成液，直接灌在家裡的地板上，子孫沒錢的時候只能一小塊一小塊地敲，不會一下子把家產敗光。
最典型的則是窖藏，像北方人在冬天來臨之際儲備青菜蘿蔔一樣，挖個地洞刨個坑，把貨幣藏在地窖裡。有的人把土挖得很深，先放一層金銀財寶，然後掩上土石，再放一層金銀財寶，再掩一層土石，如此三四層，最後才用磚頭砌上。這樣一來，即使被盜挖，也只會發現上層。
窖藏十分普遍，唐宋時期買賣房產經常要另加「掘錢」若干，作為買主可能找到窖藏貨幣的代價。北宋張觀
中國銀行歷史1932-1943
http://www.bankofchina.com/aboutboc/ab7/200809/t20080926_6917.html?keywords=%B0%D7%D2%F8
中国银行力主废两改元，积极参与币制改革工作（1932年－1933年）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白银为货币，所用银两由民间自由铸造，重量、成色以及与其它货币的换算比率都没有统一规定。到1927年，全国以银两计算的货币单位共达170种之多。国民政府想要垄断金融，就必须统一货币的发行权，而要实行货币的统一发行，首先就要实行废两改元。
中国银行早就主张和支持废两改元。早在1923年11月上海银根奇紧时，中行曾向银行公会提议与钱业公会磋商，建议银两、银洋并用，但未取得钱业公会的赞同。
1932年7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和钱币司司长徐堪分别到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讨论废两改元问题。研究会上，外商银行和部分钱业代表担心废两改元后，可
能出现滥铸银元、滥发纸币或者银元供不应求等情况，对此中行声明对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实行公开检查，决不滥发纸币，而且库存银元丰富，能够满足市面需求，打
消了部分代表所存疑虑。
1933年4月5日，财政部发布公告，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必须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废两改元后，银元铸造量供应不足时，为缓和金融恐慌，中行曾几次进口白银大条交造币厂加铸银元，以稳定市面。
废两改元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大进步。银币统一，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银辅币尚待统一，铸币用的白银的供应及其价格的涨落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所以必须实行新一轮的货币改革，推行健全的银行纸币制度。
白银外流，银元汇价大跌，市面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政府采取紧急决策，于1935年11月3日晚宣布紧急法令，全国实行货币改革。财政
部发出通告，自1935年11月4日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银元，违者
全数没收。同时，又于1935年11月11日通知各省政府，所有省银行发行的各种钞券截止发行，新、旧各券连同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悉数交至当地的中、中、
交三行。中行负责接收四明、中国农民、中国实业三家银行的发行准备。
推行法币政策后，为使法币对外汇价稳定在当时的水平，财政部规定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明确稳定外汇的责任在此三家银行。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的外汇基金只有3000万美元，后来将白银准备的一部分陆续出售，变成政府的外汇储备，保持了法币对外汇率的稳定。
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使中国金融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统一货币，统一发行，使得国家控制了货币发行权，从而可以
有效的控制货币流通量，调剂社会金融；实施法币政策后，发行银行的现金准备大多超过60％，并且将发行准备移交中、中、交三行，准备金集成，有利于巩固法
币信用。
世界银市剧烈动荡，中行力阻白银外流（1933年－1935年）
1928年至1932年间，白银国际价格下跌50％，白银流入中国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爆发经济危机，很多国家的货币改
用金本位，导致世界白银供过于求，银价剧跌。纽约1928年白银平均价格每盎司0.585美元，1932年跌至0.283美元，4年下跌51.62％。世
界银价下跌，流入国内的白银增加，国际收支恶化，进口物价上涨，增加了政府偿付外债的负担。
1933年至1935年间，美国提高银价，三年暴涨一倍以上，中国白银又开始大量外流。美国是当时主要的产银国，银价狂跌自然影响到其自身利益。美
国为了操作世界白银市场，转嫁经济危机，同时也顺应国内白银矿主的压力，开始实行新的白银政策。美国于1933年3月放弃金本位，12月21日美国白银收
购价格提高50％。1934年6月19日，美国政府公布购银法案，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白银占四分之一。1934年3月底，美国持有黄金85.99亿美
元，为保证金银比例为3：1，需要28.55亿美元的白银，除已有的生银和银币外，尚需收购白银11亿盎司，相当于6年的世界白银总产量。美国在伦敦市场
购买白银，银价一路飞涨，世界白银市价最高达每盎司0.81美元，为1932年纽约白银市场历史最低价的3倍，世界震动。
银市的剧烈动荡给以银为本位币的中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大量存银汹涌外流，国内银根奇紧，物价下跌，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不少银行、钱庄、工厂、商店纷纷倒闭，经济面临崩溃。
国内经济萧条，金融混乱，中行身临其中，急谋补救。
一、向美国政府呼吁。中行是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主要成员，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于1934年2月2日向美国总统发电，力陈提高银价对中美双方不利。
二、向政府建议白银出口征税。1934年3月银行同业向财政部提出建议，征收白银出口税。1934年4月5日财政部命令关务署，白银出口征收2.25％的出口税，1934年10月14日又宣布《白银出口增税实施令》，规定银本位币出口征税10％。
1934年关税库券百元券样张
三、参加外汇平市委员会。财政部为安定汇市，于1934年10月17日成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委员共有3人，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指派一
人组成，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兼总处国外部经理贝祖诒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同时收集流动资金一亿元，由中、中、交三行以四、四、二比例分担。
四、充分供应市场所缺现银。市上现银缺乏，银根缩紧，人心不安，纷纷收藏现洋。中行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提存兑现风潮，充分供应内地分支行所需现洋。
自1934年11月12日开始的两个月中，由上海运至内地的现洋共计5700多万元，其中中行最多。同时，上海中行为适应需要，增发一元券纸币，以减少现
银需求。库存一元券供不应求，就将已印好的北京地名的一元券改印上海地名供应市场。
五、为财政部在外购买现洋。1935年3月财政部委托中行会同交行，以港币或外币证券在香港购买现洋2000万元。
六、建议奖励外银输入。1934年12月24日中行总经理张嘉璈与中行常务董事陈光甫向孔祥熙建议制订奖励白银进口的政策。外汇平市委员会主席贝祖诒（上海中行经理）也于1935年1月12日呈报财政部，建议制订奖励外商银行输入白银办法。
七、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上海金融市场，国民政府希望外商银行协助中国防止白银外流，派宋子文于
1935年4月14日以新任中行董事长的身份与上海外商银行公会代表开会，缔结了没有强制力的“君子协定”。外商银行公会根据协定于4月16日召集临时会
议，通告：赞助中国政府的健全通货政策，自动暂停装银出口；如有往来银行要装银出口时，各银行当劝阻之。
到1935年，美国政府不再从伦敦市场大量购进白银，世界银价开始下降；加上国内各界的应对措施，使得国内白银市场逐渐趋向平稳，白银风波告一段落。
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抵制日伪金融侵略（1939年－1943年）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除在军事上保持强大压力，政治上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外，还进行“经济侵略”，想利用金融、经济手段搞垮政府。
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处于与日伪进行金融斗争的第一线。中行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抵制日伪的金融侵略。
一、采用灵活、隐蔽方式解付汇款。
上海中行为解付天津等地的大量汇款，平抑上海汇划贴水以及应付本身和南京、杭州等地联行的提存，需用大量法币现钞。限于当时环境，钞券不能自运，库
存储备又不能太多，所以设法将现钞的调运和资金的拨付通过汇丰银行进行。由中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装运到上海汇丰银行，再分批转给上海中行，并使用
寄库方式作为掩护，存欠收付不在上海中行帐面上反映。
对于政府机关的汇沪款项，设法加强隐蔽。从1940年9月起，所有重庆到上海的军政汇款，一律改汇香港，由香港中行设法转汇，以免暴露。
二、努力维持华北法币地位。
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建立后，天津中行停止供售外汇。当时，因为存在私人南调资金和购买南方物资的需要，所以经常会有到上海的汇款，因而上海法币价格高
于天津。为了维持法币在华北的流通，天津中、交两行决定，凡委托两行往上海汇款的，按规定收取1‰的手续费，对上海地名的法币也同样接受。由于在上海租界
内中外银行仍用法币买卖外汇，天津地名的法币可向上海汇款，还能在上海买到外汇，增强了人民对法币的信心，使得法币在华北沦陷区内仍占主要地位。
青岛中行所发行的青岛地名券也同样受到日伪压力，被强制贬值和禁止流通。为了维护持券人利益，中行委托香港汇丰、麦加利（渣打）两银行转托它们的青
岛分行代为收兑法币。垫付的款项由上海中行归还给它们在上海的分行。1939年3月到5月期间，上海中行共代为拨还350万元。三、拒绝交出京津两地库存白银。
中行在京津两地的库存白银共有2000多万元。其中天津部分存放在法租界内的中行库房，北京的白银存放在使馆区内的中法工商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库房
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得到这批白银，对中行天津分行负责人多次进行威逼利诱，中行负责人均予以坚决拒绝。加上英、法使领馆的保护，日方无计可施。
四、抵制日伪发行中储券。
伪中储行成立之前，国民政府便举行金融会议，安排抵制中储券。伪中储行依仗军政势力，强行推行伪币。汪伪特务曾持中储券向中行上海分行强迫存款，中
行先以不再开新存户拒绝，被迫无奈，便在存折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时仍以原券支付”。后来，法币与中储券斗争加剧，发生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中行员工遭
汪伪特务枪击，造成两死一伤的血案。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五、支持抢购沦陷区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伪的金融经济斗争以由货币金融战转变到以物资经济战为主。1942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战时争取物资办法大纲》，规定“抢购物资之资金得由抢购人请求主管机关商请国家及地方金融机关予以汇兑之便利”。中行总处通函各分支机构予以积极配合。
为抢购沦陷区物资，平抑后方物价，中行参与筹组通济贸易公司。该公司一经成立，即从上海购到棉纱布匹4000件，又在安徽界首抢购棉织品一批，安全运抵内地。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行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有针对性的采取了多种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我方资产，维护了法币信用，有效地抵制了日伪的金融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