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埋的六四機密 英媒：89民運爆發 中共官員擬將鉅款轉移瑞士 (21:02)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前《南華早報》駐京記者Tom Korski於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取得一批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的機密外交電報文件，顯示1989年民運爆發後，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心局勢，私下向瑞士駐中國大使商量如何將鉅款轉移到瑞士銀行。
當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文件引述瑞士駐中國大使對加拿大使館人員稱，當年幾個月內每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接觸他，討論關於將一大筆錢轉移到瑞士銀行戶口。
解密六四驚人文件 婆婆跪求放學生遭槍殺 帶童逃難婦遭坦克輾死 (21:19)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前《南華早報》駐京記者Tom Korski於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取得一批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的機密外交電報文件，大爆當時中共政治局打算轉移鉅款到瑞士銀行外，還揭露了一些不為人知的殘酷畫面。
文件提到六四屠城的血腥場面，例如有一個婆婆跪求軍隊放過學生，結果軍人將她殺掉；一名男孩拖著一名抱住兩歲孩童的女人在逃走，結果被坦克輾過。
當六四事件結束後11天，加拿大大使館向渥太華發出信息，形容中國被一班狠毒的老將軍控制，而且中國政府正由一班盲目遵從這些老將軍命令的人們管治，情况嚴峻。
【天安門血證】外交官早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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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條訊息提到：「可能要等很多年，真相才能大白。」外交人員又展示先見之明，預言「黑暗世紀可能很長。」
今年是天安門大屠殺26周年，死者家人至今仍未獲得任何解釋。其中一名遇害學生母親，去年接受訪問時指，北京企圖隱瞞大屠殺的陰謀將會敗露，直言「我們在這裡訴說真相」。另一名遇害學生母親則指，中共至今仍不敢公開事實，但深信「真相終有天會大白」。
英國《每日電訊報》
【天安門血證】備忘錄解密 外交官︰中國被殘暴老人控制
1989年天安門事件震驚全球，加拿大一批外交備忘錄最近解密，揭示屠城前後的血腥內幕，以及京官自私自利的醜行。《南華早報》前駐北京記者科斯基（Tom Korski）從加拿大國家檔案局取得外交機密文件，指當時加拿大外交官形容中國當權者是企圖把巨額資產運到瑞士銀行戶口的「一群殘暴的老人將領」。
報 道又指，文件披露，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在示威期間擔心政局不穩，他們的疑慮較外界之前想所想更甚，文件提到「瑞士大使本人是位中國通，告訴我們(加拿大外交 人員)過去幾個月，政治局常委每一位委員都向他打探，想把非常巨額的金錢轉移到瑞士銀行戶口」。「基於明顯的原因，他促請我們要極度小心保護這項訊息」。
在天安門大屠殺發生11天後，一條由加拿大駐華大使館發給渥太華的訊息寫到：「這個國家正被一群殘暴老人將領控制，政府則由一群盲目附從他們指令的人把持。情況看來極度嚴峻。」
英國《每日電訊報》
【天安門血證】坦克輾男童
婆婆為學生求情被殺
當時加拿大駐華大使館形容大屠殺「兇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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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婦跪在士兵們面前，為學生們求情；士兵們將她殺死了。」大使館當時派外交官訪問目擊者，紀錄了一幕幕血腥真相，當時大使館形容屠殺「兇殘」：「一名男童逃命期間拖着一名婦人，當時婦人推着一架載有一名年約兩歲小童的嬰兒車，最後男童遭坦克輾過。」
根據紀錄，當時解放軍屠城時似乎非常麻目，備忘錄指，「士兵不斷開機關槍，直到彈藥用盡」，甚至「有坦克掉頭，將他們（示威者）輾成肉醬」。
死傷者中，亦包括附近民居的住客，紀錄說：「太多子彈在天安門發射，它們彈到附近住宅，殺死了很多住客。」
六四事件發生距今26年，但實際死亡人數仍未有實際說法，一般估計相信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市民，包括很多年青學生，在大屠殺中遇害。
英國《每日電訊報》
加國密件﹕趙紫陽涉挪公帑 家人斥胡說
次子趙二軍指「父從不為家人幹什麼」
【明報專訊】加拿大一批1989年的解密文件揭露，中共高層被指涉貪嚴重，並列舉了收到的消息，其中一項是指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了讓涉及貪腐的兒子脫身而動用公帑擺平事件；另外，有消息提到1989年初，每個政治局常委均曾向瑞士大使查詢有關將巨額資金轉移到瑞士銀行戶口等事宜。
不過，趙紫陽兒子趙二軍向本報回覆稱，涉及胞兄趙大軍公款填數的傳聞，完全是胡說八道。
本報獲得一批加拿大1989年的解密文件，其中一份由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向渥太華對外事務部副部長發出的電文，日期為1989年3月7日，題為「中國﹕高層貪污」，文件性質列為機密。電文寫道，有關中共高層貪污的驚人故事比比皆是，當中一個例子，是來自澳洲大使館的商務部長，據他信任的消息透露，趙紫陽一名兒子的公司，曾以低價買入一批入口電視機，賣家必須依照兒子開出的條件，不能拒絕，結果賣家不滿這宗交易，並因此要蝕錢。
當中提到，趙紫陽為了幫他的兒子擺脫這宗貪污醜聞，親身趕赴廣東省，更動用國家公帑去為賣家填補差額。
長子曾捲倒賣醜聞 不了了之
電文沒有交代涉事的是趙紫陽哪個兒子，不過，1980年代內地曾有傳聞指出，趙紫陽長子趙大軍捲入倒賣醜聞，其後事件不了了之。本報上周六向趙紫陽的次子趙二軍查詢，趙二軍回覆說﹕「我當時沒有和（兄長）趙大軍在一起，具體過程也不清楚。當時是有這麼一個說法，趙大軍所在的一個國營公司，通過北京搞了批文，和佛山市政府合作，進口電視機顯像管。這件事六四前就開始調查了，以後立案了，但結果也沒有公布。」
趙二軍又稱，調查組當年認定這個批文是他父親批的，也與父親有過對話，「調查組當時最大的問題是﹕『你知不知道這個批文是批給你兒子的？』但我父親完全不知道」。
對於父親趙紫陽被指挪用公帑填補差價，趙二軍否認﹕「是胡說八道，絕對沒有了，這20多年，我從來沒聽說這個說法。如果（趙紫陽）89年初就去掩蓋這個事情，1990年（調查組）就不用再查這個事了。」趙二軍強調：「我父親從來不會為家裏人幹什麼事，我們也沒這個經歷。」
電文指常委向瑞士大使查詢巨款轉移
另外，電文又提及另一事例，來自被稱為「中國通」的瑞士大使所講述事件。瑞士大使說，過去數月每名政治局常委都接觸他，查詢有關轉移非常大額的金錢到瑞士銀行帳戶。電文沒有交代後來有否轉移資金。電文形容，不相信中國領導層有意願去打擊貪污，遑論有能力如此做，除非是為了殺雞儆。
紐時引述時任大使否認
不過，《紐約時報》上周報道，時任瑞士大使Erwin Schurtenberger書面向該報否認，「任何最高精英階層怎會或怎能在嚴厲管制的情况下，與外國大使接觸？」他說﹕「我可以向你保證，沒有任何管治精英或任何人在這問題上與我接觸。」《紐時》亦電話訪問時任加拿大駐華大使Earl Drake，稱他認識瑞士大使，但對方從沒有與他討論這事。明報記者
加拿大解密文件引述1989年澳洲官員收到的消息，指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左）曾急赴廣東，為其捲入涉貪的兒子開脫。但趙紫陽次子趙二軍向本報否認父親如此做，並指完全是胡說八道。（網上圖片）
加國密件：學生睹六四開槍
程翔：可參考 吳康民：外國說法滿天飛
【明報專訊】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將近26年，根據加拿大圖書及檔案館的一批解密文件，加國駐京大使館人員當年曾錄取一名學生的證言，記錄了他對六四凌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所見所聞，包括他目睹約200學生手挽手圍着「民主女神」雕像，高叫「我們不怕死，我們不怕為我們國家的將來付出年輕的鮮血」，接着坦克上的士兵用機槍向學生射擊，以及坦克車曾在廣場輾人及輾過屍體。
明報記者
加使館認為可信 北京未覆查詢
加國大使館當時認為這名學生的說法大致可信，但亦可能受情緒影響令部分說法有偏差。中國政府過去多年的說法，是廣場當時沒有死過人。本報上周五向外交部查詢上述加國密件內容，但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曾採訪六四的時事評論員程翔認為，無人會知道廣場發生的所有事，所以，這份證言可作為參考；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則認為，多年來廣場曾開槍的說法滿天飛，毫無新聞價值，各方應關注中國現今動態。
上述解密文件是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1989年向渥太華政府發出的電報，記錄了當年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前後大使館所收到的各方情報、資訊、形勢分析等。其中一篇在6月12日發出的電報，記錄了一名20歲學生目擊六四鎮壓當晚在天安門廣場一帶的事發經過。
電文說為尊重學生故沒有記錄姓名，使館人員認為當中部分說法可能因為情緒而有偏差，時序上亦未必一致，但「我們相信他的描述大致可信，亦符合我們從其他地方聽到的消息」。
指坦克將母嬰輾成肉醬
學生的證言指出，6月4日凌晨2時，他在天安門廣場內「民主女神」雕像的東面，看到坦克車及裝甲運兵車來到廣場，當時民主女神前站了約100名學生，大家手挽手圍了兩圈，高叫「我們不怕死，我們不怕為我們國家的將來付出年輕的鮮血」、「民主永垂不朽」，坦克車上的士兵卻向這些學生開槍（電文沒有交代這些學生是否有傷亡），該學生其後續稱，坦克車輾過廣場的屍體，輾成肉醬。
其他證言包括他看到廣場士兵向廣場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坦克車上的士兵一邊開槍，一邊高唱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名推着嬰兒車，載着2至3歲嬰兒的女人，母嬰同被坦克輾成肉醬（見圖）。使館人員問該學生有何感受，他說自己對眼前的事感到非常震驚，說無人預計到軍隊會殺害學生和市民，政府曾答應不會發生這種事。
六四事件發生兩天後，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公開表示天安門廣場上沒死傷過一個人。中國政府至今一直維持這說法。
楊健興：完全揑造機會低
六四前在北京採訪的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表示，他自己在6月3日晚離開北京，沒有親身經歷，很難評價解密文件中這名學生的說法是否屬實，但認為廣場面積大得可站立100萬人，加上天色迷濛，無人完全知道每個角落發生什麼事，「有人話見到有人死，有人話見到無人死，都可以是事實，言人人殊」。他認為這證言可作參考，留待歷史判斷。
楊健興是書籍《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成員，當年負責編輯採訪六四的香港記者所撰寫的文章，他指過去曾聽過六四凌晨廣場有人手挽手，但具體地點不詳，未聞有上述學生所述的情况，他亦認為難以判斷該學生說法的可信程度，「但我相信完全揑造的機會很低，我想不到有什麼動機要這樣做」。
不過，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則認為，用外國文件去討論當年六四的細節無意義，「現在不是中國解密，是加拿大解密，外國關於六四的理論滿天飛，又話開槍情况、死傷人數，講咗百次都有，我認為毫無新聞價值」。他認為中國政府將六四由最初定性為叛亂，改為政治風波，已顯示中央對六四有檢討，但現在不是時候去算舊帳，「中國人都應該向前看，這20多年國內經濟上突飛猛進，欣欣向榮，算舊帳不是時候」。
六四清場後，不少老百姓受槍擊送院，圖為法新社當年拍攝的照片，顯示北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搶救一名受傷少女。 （資料圖片）
中央電視台在六四後不久，曾播出片段展示解放軍如何「收復」天安門廣場，部分畫面更顯示軍用車輛撞倒「民主女神」雕像的過程。（網上圖片）
1989年5月，北京8所專上院校約20多名學生，在中央美術學院工場花掉4天趕製成「民主女神」雕像，雕像於5月30日運赴天安門廣場，翌日組裝完畢，聳立於天安門城樓南300米處，跟毛澤東肖像對望。 （資料圖片）
加使館：中共「故意」鎮壓 欲重振管治
【明報專訊】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於1989年6月29日發出的機密外交電報，披露了加國使館人員於六四後分析，中共下令武力鎮壓是「刻意製造」的局面；若從政治角度考量，當年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黨內元老，對共產黨逐漸失去黨紀感到不安，擔心無法控制人民，加上西方思想入侵和經濟積弱，憂慮國家無法承受一場社會或經濟動盪，因而決定採取極端手段，希望重振管治力量。
機密電報又指出，加國使館人員認為六四事件真相，需時才會水落石出，關鍵包括是誰？何時？如何下令血腥清場？使館的分析結論是﹕一、軍隊於6月3日受命要不惜任何代價清場，別無他法唯有殺人。二、中共最高領導層早於5月底至6月初，已決定故意製造一個必然導致血流成河的局面。加國使館人員認為，雖然後者無法有具體證據，出發點亦較為陰險，但相信極可能為真確。
指黨內元老憂難維黨紀受威脅
從政治角度考量，加國使館人員分析，即使在這次民主運動發生前，鄧小平和黨內元老都擔心無法維持黨紀及控制人民，而1987年對抗西方思想的運動僅持續數月及面對經濟形勢日漸衰弱，令共產黨深感受威脅，「對他們來說，大決戰如箭在弦」，認為要果斷採取極端手段重振管治力量。
加國使館人員又認為，導致六四的很多事件均難以解釋，但評估6月初天安門廣場內僅剩小量學生，主要來自外省，加上沒有障礙物，軍隊、公安、武警等很容易便可清場，僅需動用最少武力，駐守天安門廣場外的軍隊可使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亦可用貨車載走留守長安大街的示威者。
加國評估六四死亡人數逾千
【明報專訊】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一直眾說紛紜，保守估計數百人甚至數千人，最高估計上萬人，而中國官方一直否認事件造成平民死亡。是次加拿大政府解密文件顯示，加國當時評估六四事件造成的死亡數目，介乎1000到3000人。
加拿大外交部1989年6月5日的一份機密信函寫道﹕「6月4日及5日，中國軍隊殘暴鎮壓北京無武裝示威者，造成估計1000至3000人死亡，受傷人數更遠超此數。」此外，加拿大渥太華政府與駐京大使館的多份聯絡電報中，亦多次提及六四「死亡人數超過1000」、「死亡人數大約2000至3000」。
中方曾指死了幾十名解放軍
1989年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稱軍人、群眾合共死約300人，學生死23人，但次日國務院就改口，指事件中的確發生了一些傷亡，但死的主要是軍隊武警，死了幾十名解放軍。而普遍被外界引用的，是中國紅十字會在六四清晨公布的醫院統計死亡數據約2700人。
然而至今，即使是紅十字會的數據亦遭到質疑，因為當日公布時尚有大量失蹤者、重傷者未計算在內。早前有港媒查閱美國「布殊檔案館」中的「六四檔案」，指出根據美國中方線人所獲取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六四事件在北京被殺人數高達1萬多，死傷合計更超過4萬。
六四前夕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內情
週三 2014年06月04日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6日，抗議被鎮壓後，北京街頭的居民和士兵。
北京——1989年春，學生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進入了第二個月，中國領導層緊張不安、意見相左。一天傍晚，軍方高級將領被召集到軍區總部，表態支持動用武力鎮壓抗議者。
有一個人拒絕了。
檢視大圖一名男子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阻攔一隊坦克的照片聞名全球，不過在中國被禁止傳播。
Jeff Widener/Associated Press
檢視大圖1989年5月19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向抗議學生講話。趙紫陽的助手溫家寶（右二）後來成為國家總理。
Xinhu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檢視大圖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屍體。學生們抗議的是腐敗、不公和通貨膨脹。
Associated Press
檢視大圖李曉明（左五）在北京和戰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曉明本人提供。
李曉明（左五）在北京和戰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曉明本人提供。
Katrin Koenn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強大的第38集團軍擔任軍長的徐勤先少將，令人震驚地違抗了上級。根據採訪過徐勤先本人的幾名學者新近對其舉動做出的描述，他當時表示，抗議活動屬政治問題，應該通過談判解決，不應動用武力。
「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他告訴歷史學者楊繼繩。
儘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黨內權勢集團深感震動，不僅加劇了對軍隊倒戈的猜忌，也讓領導層更堅定地相信，由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是關涉共產黨存亡的重大威脅。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鎮壓前，解放軍內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細節，以及由此引發的震動。這些信 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來流出中國的軍方文件里，還有一些則是通過對直接參与25年前的事件的黨內人士和退伍軍人進行採訪而獲得。
與當時的傳聞不同，這些文獻顯示，解放軍並未內鬥。不過，它們的確表明，徐勤先對採取致命武力所表達的反對立場，激起了領導層的憂慮——軍隊可能會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態也促使黨內元老調集了規模龐大的部隊。
儘管四分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但是那個血腥的夜晚卻依然是中國政治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當局將它實質上從歷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沒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們對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認的理解。
當時，主持鎮壓的黨內元老鄧小平讚揚軍隊忠誠不二，就連一些國外的報道也保留了部隊堅定冷酷地服從命令的形象。不過，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後來 幾個月的軍隊講話和報告顯示，對於下達的殘酷任務，官兵們心存疑慮、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讓他們頗為不安。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國軍方文獻中，有一份評估報告寫道，武警楊德安稱，「情況多變，很混亂。我們對鬥爭的殘酷性估計不足。敵友難分，攻擊目標也不明 確。」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談論自己在這場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他們表示，國家強制實施的審查，再加上制止目擊者發聲的做法，使得年輕一代對中國當代史中堪稱最為沉痛的這一事件基本一無所知，這讓他們憂心忡忡。
李曉明說，「我個人沒有做錯事，但我覺得作為其中一個成員，作為一個參與者，這是中國軍隊的一種恥辱。」1989年的時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部隊當中。
雖然官方的遮掩使得這些新說法的細節難以得到確認，但是研究過解放軍內部報告的一些學者表示，這些說法真實可信。他們瀏覽的報告包括對部隊動員的描 述，以及對軍隊與抗議人群暴力衝突的詳盡敘述。此前也曾有人嘗試還原共產黨強行抹去的記憶，於是有了2001年發表的文獻集《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對其意圖與真實性的爭議一直揮之不去。
採訪與文獻顯示，就連在當時，軍隊里也沒什麼人原意承擔向平民開火的直接責任。就在部隊迫近北京的當口，他們接到的行動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費解，還有部分軍官希望得到保證，他們不會接到開槍的命令。
一位與軍隊有聯繫的前黨內研究人員在接受採訪時確認，存在一份由七名軍官聯署的請願書，呼籲領導層退兵。
這名前研究人員名為張剛，當時曾試圖協調抗議者與政府達成妥協。他表示，請願書中寫道，「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樣直接違抗軍令的事件則更為少見。歷史學者楊繼繩是少數幾個在1989年後採訪過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據他的說法，徐勤先並非異見人士，當 初為參加朝鮮戰爭而寫下血書，不到年齡的他才得以參軍。徐勤先指揮的第38集團軍是精銳部隊，駐紮在北京以南約150公里處，擔負著保衛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療腎結石，親眼目睹了學生的抗議活動。軍隊的訓練目的是抵禦外敵入侵，他擔憂，動用軍隊鎮壓抗議會產生惡劣的後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裝的軍人上街，可能會造成子彈不長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軍的聲譽。
據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訪談資料，徐勤先後來表示，「和老百姓發生衝突，好人壞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誰負責？」
楊繼繩表示，徐勤先最終同意向手下的官兵傳達命令，但他本人不會帶領武裝部隊進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並被開除黨籍，還在監獄服刑四年。
據另一位採訪過徐勤先的研究人員透露，徐勤先身體虛弱，住在河北省一家軍隊領導專用的干休所里。這名研究人員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絕就這篇文章接受採訪。
普林斯頓文獻中部隊內部的歷史檔案顯示，徐勤先的舉動在士兵中催生了謠言：38軍的軍官集體辭職，該軍拒絕入京。軍方文件顯示，為了破除謠言，38軍的軍官被召集在一起，譴責他們的前任軍長，並宣誓堅決服從命令，實行戒嚴。
但徐勤先並不是軍隊高層中唯一的異議者。前研究員張剛表示，人民解放軍軍官王東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員的助手，他組織反對戒嚴的軍隊高層進行請願。王東如今已經去世，張剛和其他人認為現在是時候公布他組織請願的細節了。
張剛表示，軍中對戒嚴令的疑慮的擴散讓鄧小平等人非常擔心，以至於他們切斷了很多所謂的「紅機子」。高層官員本可以通過這種電話互相聯繫。但王東試圖利用自己的高層關係，組織軍隊內部人士表達不同意見。
1989年5月，請願書的複印件傳遍北京，但其來源和真實性卻並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響力。張剛曾與軍隊高級軍官有聯繫，他如今表示，自己邊接王東的電話，邊記下了請願書的內容和名字，之後將請願書交給朋友，由他們進行了複寫。
幾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機的人接受採訪時稱，王東與王軍濤、周舵舉行了秘密會議，這兩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在設法阻止軍隊發起攻擊，同時也斥責抗議 者組織混亂，思維天真。兩人回憶稱，他們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覆詢問王東有關軍隊態度的問題。兩人均稱，王東淡化了出現大規模流血事件的風險。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他說，『如果共產黨射殺平民百姓，那共產黨不是在自殺嗎？』」周舵表示，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最後的結局會是那麼殘酷」。
就在請願書被傳至北京各處之時，共有18萬至25萬名士兵從全國各地趕來實施戒嚴。雖然北京普通民眾進行反抗的舉動已經得到充分證實，但相關文件及 採訪內容說明，荷槍實彈的士兵進入北京時，居民們沒有感到害怕，而是奮起反抗，由此在部隊內部引發了沮喪、失望的情緒及謠言，這些都讓士兵們有所動搖。
學生們的理想主義及他們對腐敗、不平等現象和通貨膨脹的憤懣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從5月19日開始，隨着即將戒嚴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數以萬計的民眾走出家門，來到主要路口阻止軍隊進城，並懇請他們理解學生的訴求。
當時，來自河南農村的士兵陳光只有17歲。陳光表示，他的部隊被學生圍了起來，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屬部隊的一萬名士兵被攔在長安街上。
他回憶稱，在三天的時間裡，疲憊不堪、孤立無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陽下緊握槍支，居民和學生給他們送來食物，並帶他們上廁所，還無時不刻地向他們灌輸 信息——他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就連上廁所都不會停，」陳光接受採訪時說。「一個人講累了講啞了，另一個上來繼續跟你講。」
文件顯示，這一僵局和軍隊的忠誠可能出現動搖的情況讓將領們非常擔心，他們命令士兵們撤退。「我們走的時候還在本子上給他們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時很多人都哭了，」陳光說，「感覺跟打了場勝仗似的。」陳光回憶稱，車窗內掛着臨時做好的橫幅，宣示着他們對人民的忠心。
幾名軍人表示，在接下來的十天時間裡，他們在北京郊區的營地被灌輸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們學習鄧小平的講話，被告知示威活動是由少數顛覆分子發起的，目的是推翻共產黨。
李曉明回憶稱，即便在士兵們學習這種宣傳思想時，可能必須朝示威者開槍的概念似乎還很遙遠。李曉明當時25歲，是第39軍的一名雷達兵。他在澳大利亞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的部隊受到的教導是，我們不準朝學生開第一槍，如果我們朝老百姓開了第一槍，我們就得對歷史負責。」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這樣的培訓，將領們依然擔心軍隊奪取廣場的決心有多大。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匯總的黨內及軍隊講話記錄，楊白冰上將曾在5月31日對軍官們說，「有些同志對為什麼有這麼多群眾參加遊行有些困惑不解。」楊白冰的兄長是鄧小平的親信。「有些同志對制止動亂還有這樣那樣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訊息被放棄了。一些當年的士兵表示，軍隊當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在第二天清早奪回天安門廣場。
根據一份記錄，有一個營的黨員在出發前的儀式上宣稱，「誓死到達天安門。」有些部隊的軍人用寫血書立誓的方式表決心。然而，根據現場士兵的描述和軍方的文件，這種虛張聲勢還夾雜了恐懼和困惑，而後兩種情緒因抗命部隊可能會調轉槍頭的流言而被強化。
駐紮在山西省的第63集團軍的一份記錄顯示，「當時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現了一些波動。」63軍是被調集實施鎮壓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態嚴重，心裡有些恐慌。有的感到兩次都沒法進去，對這次開進有些畏難。」
雷達兵李曉明回憶，當39軍116師離開北京東部遠郊的臨時駐地時，他最大的恐懼是，他們部隊可能要打38軍，因為後者的忠誠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廣泛背叛的傳言而遭到質疑。
當軍隊帶着奪取廣場等重要場所的命令進發時，他們既缺乏控制群眾的常規工具，又沒有得到關於如何開槍及何時開槍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護器材與非致命性武器，」文獻中有一份關於武警部隊對鎮壓行動的評估報告這樣寫道。「缺乏防護器材與非致命性武器。設想，若配有催淚彈、閃光彈、盾牌、頭盔等防護器材。」
李曉明說，他所在的116師的師長許峰沒有理會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命令，他因而無需決定是否開槍。在得知軍隊展開血腥鎮壓後，許峰在衝突較為緩和的東郊按兵不動，還假裝軍中的無線電通訊出了故障。李曉明仍然能回憶起電台里瘋狂的呼叫：「116師、116師，你們在哪兒？」
文獻顯示，在發生大規模屠殺的區域，軍隊在每次行動的關頭都頗為迷惘。
根據參加了當時抗議活動的學者吳仁華的說法，領導層大約是在當晚9：30分到10點之間批准使用實彈。吳仁華撰寫了兩本關於軍方鎮壓行動的中文書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磯。他說，指令是口頭傳達的，關於何時開槍、如何開槍並沒有給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傳達到所有部隊。
他在電話採訪中說，「朝天鳴槍，還是對人群開槍，沒有說清楚。」
據與38軍同行的王永利（音譯）描述，一些民眾向軍隊扔磚頭和瓶子，然後用鐵棍襲擊軍車。他表示，戰士們又緊張又生氣，一開始向天開槍，不過，到了 某個時刻，他們的步槍瞄準了人群。「也沒說打，（當官的）就說『狠狠教訓下這些人，』那戰士手就發狠了，」他說。「啪，一扣那個扳機，轟轟轟轟轟，跟下雨 似的，嘩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儘管確切的死亡人數或將永遠不得而知，但據估計，被槍殺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說也有數百人，多則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數據是300人喪生，其中許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當時是新華社記者的歷史學者楊繼繩設法趕到了木樨地。這一帶位於天安門廣場以西，軍隊的攻擊行動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廢棄的單車凌亂地堆在地上，還有燒焦的車輛和一灘灘乾涸的血跡。他回憶道，「到處都是槍眼。」不過他說，最讓人不寒而慄的場景，也許是一面牆上塗抹的厚厚的血紅大字，寫的是「人血！人血！」
傑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儲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報道。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對本文有報道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