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東西德統一之後，西德因經濟落後的東德的併入而陷入苦境，但是現在德國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卻比日本多出約20%，財政收支也為黑字。
 |
在東西德統一的前一年訪問東德時，看到在馬路上行駛的東德産汽車「衛星（Trabant）」排出滾滾黑煙、發生咕咚咕咚的噪音。與精緻的西德汽車相差甚遠。由此切實感到40年裏不同的經濟體制所産生的性能差。
加上東德的1600萬人，德國統一後共有7900萬人口。雖然東西德統一是民族的夙願，但是西德方面也有不滿的聲音。西德馬克等價兌換東德馬克，而實際上 東德馬克的價值僅為西德馬克的10%。德意志聯邦政府力壓時任德意志聯邦銀行行長卡爾•奧托•珀赫爾（前段時間去世）的反對，投入了約300萬億日元用於 東德的復興。經濟低迷、財政惡化是必然的。
即便如此企業還是開始採取行動應對變化。
1996年，朱爾根•施倫普(JurgenE.Schrempp)來到旗下擁有「梅賽德斯奔馳」的戴姆勒。施倫普用他那帶有很重口音的英語呼籲「重視股 東」和「自主變革」。奔馳見習生出身的施倫普成長為歐洲最大企業的CEO體現出股東和經營層的意識發生了變化。
2年後，該公司與美國克萊斯勒合併，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改革的嘗試之後仍在繼續。
由於經濟的全球化以及93年歐盟（EU）的成立，企業間的競爭日趨激化。因此，德國企業開始致力於摸索改革之路，例如德國化學巨頭赫斯特(Hoechst)與法國企業合併等。這是很大的進步。在日本，日立製作所啟動根本性改革是在約10年前。
但是，在工會實力強大的德國，包括社會保險負擔在內，高昂的人工費和解雇限制阻礙了改革。
在此背景下，2003年時任總理格哈特·施羅德 (Gerhard Schroder)著手實施結構改革。雖然施羅德屬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但是其推出的凈是對勞動者不利的政策。施羅德縮短失業保險的給付時間、要求 患者承擔健康保險費，並控制了養老金給付額的增加。
此外還放寬了擁有不到10位員工的小企業的解雇限制。由於社會保險負擔減輕，解雇也變得容易，企業擴大了招聘規模。失業率從05年夏季的11%左右下降至5%左右。得益於稅收增加和社會保障改革，財政收支也出現改善。
施羅德政權還取消了股票出售收益的法人稅。這樣一來企業易於實施併購和重組，能更好地應對經濟全球化和産業結構的變化。
日本方面，同一時期小泉純一郎政權開始討論勞動力流動化對策等改革。日本的國際基督大學客座教授八代尚宏指出「日德的不同之處在於，德國一直在切實推行改革，而日本僅僅喊了改革口號就不了了之」。
因推行嚴厲的改革而遭到厭惡的施羅德在選舉中敗給了右派的梅克爾。但是正是受勞動者支持的左派政權才能夠推行上述一系列改革。與之相對，日本的民主黨政權則無意實施不受工會等歡迎的改革。
梅克爾政權繼承了前任者的路線。梅克爾增加了相當於日本的消費稅的附加值稅，減少了法人稅。其目的是改善財政狀況和強化企業的競爭力。
雖然在施羅德政權之前，德國的改革停滯不前，但是企業和政治家卻在沒有大幅拖延的情況下解決了困難的課題。重視「競爭」和「市場機能」的思想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基於凱爾斯主義貫徹總需求管理、推遲改革的日本與德國的不同之處。
德國和澳大利亞是重視市場機能的新自由主義的發祥地。新自由主義誕生於納粹主義和共産主義出現抬頭的1930年代，不同於凱恩斯主義，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 預。德國的新自由主義重視與競爭秩序和社會福祉有關的國家作用，不過本質上信任自由競爭。通過德國的經濟學家瓦爾特•歐根(Walter Eucken)等人對德國戰後的政策産生了影響的該思想至今仍被繼承使用。
富士通綜研的高級主任研究院馬丁·舒爾茲(Martin Schulz)表示「一般人不相信凱恩斯主義的效果。相比之下，促進企業開展全球化業務的靈活的政策更受歡迎。例如減少法人稅等」。
日本方面，安倍晉三政權的提出「地方振興」和減少法人稅無疑有助於激活經濟。不過，對於制定新的解雇規則等勞動力流動化對策則缺乏熱情。此外政府對企業的干涉進一步增多，例如要求企業加薪等。
在難以達成財政赤字削減目標的情況下，日本再次在補正預算案中加入了經濟刺激政策。如今日本仍在推行凱恩斯政策。
關於財政健全化的社會保障改革方面，除了控制公共養老金給付額的漲幅外，日本再次推遲實施給根本性改革。厚生勞動省匯總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面也以確保財源為主要目標，控制醫療費成為其次目標。
勤奮、技術實力卓越和善於忍耐被視為日本與德國的相似之處。但是經濟思想和政策的不同使兩國經濟狀況相去甚遠。由此可見領導人肩負的責任之重。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專欄作者 平田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