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November 29, 2014

蘇聯分離主義與中國的「拉鏈地方管治」



[平行時空215] 蘇聯分離主義與中國的「拉鏈地方管治」
習近平的「不成為戈爾巴喬夫情結」,還顯示於蘇聯解體的另一教訓:各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的民族主義。蘇聯末年最鬧獨立的,除了最高調的波羅的海三國,其實還包括蘇聯中樞的俄羅斯聯邦:早在八十年代,西方攝影隊訪問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時,大部份青年就不愛自稱「蘇聯人」。新左派學者王紹光等,則時常提及另一個案例:南斯拉夫解體,提別強調加盟共和國給中央的稅收持續減少,離心大的並非後來爆發大戰的波斯尼亞,而是最繁榮富足的斯洛文尼亞。
中國政府立國以來,原已對地方主義高度警惕,蘇聯解體後,更進一步加緊防範:不止是新疆、西藏這樣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也不止是香港、澳門這樣的特別行政區,還包括對任何一個普通省市,都要防止地方主義抬頭。
這是因為從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可見,無論是多麼忠誠、多麼教條化的共產黨員,只要在自己的地方當官,就逃不掉地方主義情結;即使他們願意為了走向中央領導層而不斷往上爬,把地方利益擱在一旁,他們重用的地方幹部,也會建立起自己的派系;地方的親朋,也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
中共立國時,就明白到各地的「土共」,都有可能成為「黨內本土派」,都不能做大,開國初年清洗的古大存、馮白駒、高崗等,都是犯了「地方主義」。這憂慮在蘇聯解體後,又得到強化:例如香港回歸後,相對於「新愛國陣營」,傳統紮根本地的「土共」反而相對敢言、也相對不獲信任,即可見一斑。
因此,中國官場的不成文規定,近年越來越常態化:來自自己地方的人很少做地方一把手,以免滋生本土主義;即使用地方人做首長,也必定派外省人做「副手」制衡。為了反制衡,一把手又派人制衡副手當「副手助理」;副手又派人再落一格「輔助」,繼續制衡。這樣環環相扣,就像一條拉鏈,一格一格的連下去,當中有地方的人,也有外省人,確保了總體只向國家利益服務。而對組成拉鏈的本地人來說,這制度也確保了他們有往外晉升和流動的機會,倒也解決了部份上向流動的問題。
問題是,在習近平時代,高度自治的特區,卻成了「拉鏈地方政治」的盲點。因為基本法規定的自治,畢竟是以本地人為主,而本地人外派往其他地方解決流動問題,目前也不可能。邏輯上,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在本地人成為「拉鏈」的一格前,先完成「基本設定」,儘量通過留學、工作等,享有和中央一致的思維模式,那日後外派也好、內派也好,都有了充實的基礎。鑒古知今也好、借外知今也好,反正不少中國官場中人,就是按類似「國際戰略高度」思考「地方主義」問題的。至於我們認不認同,於其而言,其實也不太重要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