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15, 2015

7國沒有簽署亞投行協定 美國尚未適應中美力量改變

7國沒有簽署亞投行協定

2015/06/29
      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協定簽字儀式于6月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但在表明成為創建成員國的 57國中,有菲律賓等7國沒有簽署協定。在亞投行業務運營開始的年底前將決定應對。中國在亞投行的決議權為26.06%,事實上擁有對重要事項的否決權。

  2014年秋季,亞洲21個國家簽署了亞投行成立協議後,英國等歐洲國國家相繼宣佈參加,意向創設成員國擴大至57個。而美國和日本則拒絕參加。此次有50個國家簽署了成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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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協定的簽署儀式(xinhua-kyodo)
      菲律賓、丹麥、科威特、馬來西亞、波蘭、南非、泰國沒有在29日簽署成立協定。負責亞投行的成立準備的機構表示:「將在年底運營開始前等待7國簽署」,但沒有透露沒有簽署的原因。

        亞投行的資本金為1千億美元,整體的75%將分配給區域內成員,而剩餘25%分配給域外成員,原則上根據國內生産總值(GDP)的規模進行分配。

        中國的出資額為297億美元,是最大出資國。由於資本金的部分沒有分配,所以中國的出資比率為30.34%,明顯超過以8%左右居第2位的印度、以6%左右居第3位的俄羅斯。

  亞投行總部將設在北京。成為組織運營核心的理事會由總計12人構成,由亞洲等區域內選出9人,包括歐洲在內的區域外選出3人。理事會為了降低運營成本,不 常駐北京。行長任期5年,第一任行長職位將由中國掌握,預計由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擔任。行長等執行部門權限巨大,中國的影響力將相應加強。

       決定組織運營的各國的表決權根據出資比例計算,中國將確保26%。理事會構成變更、增資和行長選舉等在設立協議中定位為最重要的事項需要75%以上表決權贊成。如果掌握25%以上表決權的中國表示反對,就將難以通過,中國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據估算,2010~2020年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將達到8萬億美元,但現有的世界銀行和亞開行根本無法滿足所需的投資資金。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簽署儀式上表示亞投行適應了促進亞洲經濟發展、世界經濟復甦的需求。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大越匡洋 北京 報導 




7國為什麼沒簽字?

2015/06/30
        在6月29日舉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的簽署儀式上,57個創始成員國中有7個國家沒有簽署協定。馬來西亞表示尚未完成國內的必要手續,泰國則 表示內閣和臨時議會的審批手續尚未完成,多數暫未簽署國都強調其原因為事務上的相關手續。雖然這些國家表示在年底之前簽署,但有觀點指出,美國等一直要求 亞投行組織運營的透明性,並暫緩加入,這些國家可能是在顧忌美國等國家。

        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經濟成長步伐的菲律賓也在繼續探索加入亞投行。同日,菲律賓財長普里西馬表示,「菲律賓選擇在年底的截止期限之前對相關條件等進行細 查,但並不代表要放棄創始成員國的身份」。但菲律賓對於中國握有否決權的亞投行抱有很強的警惕感,菲律賓財政部計劃與外交部協商之後再確定政府的最終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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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佐竹實 馬尼拉報導

亞投行是出師不利嗎?

2015/06/30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于6月29日正式簽署協定,為年底開啟業務邁出了一大步。不過,在已經表明加入的57個意向創始 成員國中,菲律賓等7個國家推遲簽署。多數被認為是因為國內程序進展遲緩的原因,但似乎也給中國擁有壓倒性影響力的國際機構帶了些出師不利的印象。

亞投行協定的簽署儀式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同現有國際發展金融機構優勢互補。中國願同各成員國一道,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打造成專業、高效、廉潔的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共 同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經濟繁榮作出貢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29日與簽署協定的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舉行會談時這樣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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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測算,2010~2018年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年平均超過7千億美元,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亞洲基礎設施領 域的年度投資規模僅約為100億~200億美元」(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資本金1千億美元的亞投行將在年底開始業務運營,為對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援 助。

         亞投行的第一個項目將是什麼?中國已經先於亞投行,決定通過獨自的「絲路基金」投資巴基斯坦的水力發電站。一名國際金融人士表示:亞投行裏還有英國等17 個歐洲國家,「將很難把中國的友好國家作為首家援助對象」,「將會沿襲亞洲開發銀行等的做法,選擇各國容易達成一致的貸款項目」。

         中國作為亞投行最大出資國,出資比例佔30%,擁有26%的表決權,對於行長人選等重要事項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亞投行總部設在北京,首任行長預計也將由中國派出。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未加入,使亞投行成為中國影響力非常大的組織。

         中國的影響力過大也可能會成為不利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評等。在標準普爾(S&P)的評等中,亞洲開發銀行為最高等級的AAA。中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則低了3級,僅為AA-。如果評等較低,將會增加融資成本。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中國在亞投行成立初期佔有的股份和獲得的投票權,是根據各方確定的規則得出的自然結果,並非中方刻意謀求一票否決。今後, 隨著新成員的加入,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可能被逐步稀釋」,表明中國的影響力也可能會減弱。對於此次未簽署成立協議的7個國家,將在年 底之前等待他們的決定。關於新成員的資格,在協定中規定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國」,保留了日本和美國加入的機會。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大越匡洋 北京


日本為什麼不加入亞投行?

2015/06/30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 6月29日由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將正式簽署協定。其美中不足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拒絕參加,但值 得中國安慰的是包括七國首腦峰會中的歐洲主要國家德國、英國和法國等加入AIIB。美日拒絕加入AIIB的理由據説是擔心其運作過程無法保證有效的監督機 制和透明度,也就是説日美擔心AIIB將成為中國的亞投行,而不是亞洲的亞投行。

柯隆
         其實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就像今天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由美國發起成立的,在其具體的運作中必須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一樣,這被稱為「華盛頓共 識」(Washington consensus)。1997年,亞洲爆發大規模的貨幣危機,亞洲多國外匯儲備見底,亞洲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暴跌,遭受危機最甚的國家如馬來西亞、 印尼、韓國等向IMF申請緊急救援性貸款,可是IMF給出了苛刻的條件(conditionality),要求這些遭受危機的國家必須實施嚴格的財政緊縮 政策。此舉無疑對遭受危機的各國經濟是雪上加霜。所以,此次中國發起成立AIIB,東盟各國毫不猶豫聲明加入A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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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亞洲貨幣危機以後,曾試圖拿出300億美元搞一個援助亞洲的「宮澤計劃」,被認為意圖在於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MF),此舉當然受到亞洲各國的歡 迎,但遭到美國的反對,美國不願意看到日本在IMF以外另起爐灶搞什麼AMF,結果AMF宣告失敗,最後AMF降格成清邁協議,清邁協議是亞洲各國簽署的 一個貨幣互換協議,在遭遇貨幣危機時的互助機制,但並不搞具體的基金。

        應該説從亞洲的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出發,亞洲需要亞投行。問題是如何確保亞投行的健康運行。保障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的監督機制和透明度不是簡單的 靠一個規則的制定或設立一個組織機構,在同樣一個制度和組織框架下其運營可能出現很大偏差。所以,AIIB的理事會就顯的格外重要。

        既然是金融機構,其貸款的審查機制對AIIB的健康運營將起決定性作用,對哪一個項目貸多少款不完全取決於該項目的收益性,援助欠已開發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意味著國際金融機構要承擔一部分風險。

        到目前為止,世界所有的國際金融機構都是由先進工業國家發起成立的,AIIB是第一家由新興國家發起成立的國際金融機構,其意義在於作為曾經接受援助的中 國今天作為援助國更能夠體察被援助國的真實需求,問題在於中國主導運作AIIB這樣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的經驗不足,所以,中國需要日本的合作。中國政府一再 表示希望日本能夠加入AIIB。

         從經濟合理性的角度來説,日本沒有理由不加入AIIB,建設基礎設施是日本成套設備企業的長項,這本身就對日本企業來説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但可能由於 一山不容二虎,日本的政治領袖雖説反覆強調要和中國建立戰略互助關係,但在具體事務上似乎採取的是一拼高低的態度。今年五月安倍首相在日本經濟新聞主辦的 國際論壇上宣佈將在今後5年拿出累計1100億美元投資給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

        我們也許可以從正面來理解安倍做出的這一決定,也就是説AIIB的成立刺激了日本另外拿出1100億美元的鉅資同樣投向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日為了爭奪 亞洲的主導權給亞洲欠已開發國家和地區帶來的豐厚的「漁翁之利」。但不無遺憾的是二戰已經結束70年,中日兩國仍然無法象德國和法國一樣走到一起合作共創 區域內的經濟繁榮。

         如果説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上無法讓步,但在構建AIIB的問題上,日本的政治領袖都不能有一個平常心,那麼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將是一句空話。作 為亞洲區域內的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關於亞洲地區的領導權兩國存在衝突。但象AIIB這樣一個利多亞洲地區的國際金融機 構日本沒有理由不加入。畢竟東亞地區只有日本和北朝鮮沒有加入AIIB,試問難道在亞洲事務中日本願意和北朝鮮為伍嗎?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于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 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 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美國尚未適應中美力量改變

2015/06/29
        從一位中國專家口中聽到過這樣一句富有深意的話。他説:「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以前是在學習了超級大國的先進之處後回國。而如今,反而是在美國增強了愛國心後回到(中國)國內。」

        為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而到訪美國首都的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和副總理汪洋的身上也洋溢著同樣的自信。即使美國總統歐巴馬對中國進入海洋和參與網路攻擊進行了牽制,但是中國似乎依然置若罔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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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馬政權啟動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2009年。其目的是希望將日益崛起的中國拉上同一平臺,緩和緊張關係。

      如今的狀況與美國與前蘇聯競爭的冷戰時期不同。在全球化和市場化將中美兩國經濟從根本上聯絡在一起的今天,美國難以對中國實施封鎖政策。與這樣的競爭對手進行對話,可以説是美國為迫使中國推行民主化與自由化而採取的新的手法。

      然而,對於難以取得預想成果的對話,美國國內的焦躁與失望情緒正在蔓延。在南海島礁填海造陸、推進新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構想以及創設亞投行(AIIB)……中國甚至開始採取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的行動。

      在這其中,中美力量平衡的變化無法忽視。從2009年和2014年的名義國內生産總值(GDP)來看(以美元計價),中國翻了一倍,而美國僅增長了20%。

      日本綜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吳軍華表示,曾一直處於被動的中國開始對自身的經濟發展充滿自信,從而轉守為攻。相反,對於處在歷史轉捩點上的中美關係,美方卻 並未適應。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因無法緩和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黨派對立,呈現出跛腳鴨跡象的歐巴馬政權已經被猜透了底細。

      美國提出再平衡戰略,試圖將外交及安全保障重心轉向亞洲,但其似乎並沒有描繪出明確的對華戰略。在布希執政期間擔任中國特使的奧林·韋辛頓(Olin Wethington)指出:「除了貿易之外,(美國)還需制定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在內的全方位亞洲經濟戰略。應該將亞投行視為警鐘。」

      多數觀點預測,今後20年內中國將反超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大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球40個國家實施的輿論調查顯示,回答「中國將替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人達到了48%。

      在中美實力對比發生巨大改變的過程中,國際局勢趨於緊張不可避免。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時代與世界,又該怎樣加以管控?以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守護者自居的美國的復甦也不可或缺。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華盛頓支局長 小竹洋之



日本將在釣魚台海域設專門監視船

2015/07/01
        6月30日,日本政府舉行由安倍晉三擔任本部長的綜合海洋政策本部會議,修訂了關於制定離島和海洋資源管理辦法的基本方針。為加強對釣魚台(中國名:釣魚 島)的警備,日本將建立尖閣專門監視船制度,由大型監視船專門負責對附近海域進行警戒監視。同時,加快將約280個無主離島登記為國有財産的工作進程,針 對強化海洋戰略的中國做好防備。

        日本海上保安廳目前沒有專門負責尖閣附近海域安保的人員或團隊,而是採取與其他海域合併管理的體制。




中國在南沙已完成島礁填埋 將建設施

2015/07/01
      就中國在南海推進的南沙島礁填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6月30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在南沙群島部分駐守島礁上的建設已于近日完成陸域吹填工程,下階段中方將開展滿足相關功能的設施建設」。

        華春瑩還表示「這些建設主要是為各類民事需求服務,以更好地履行中國在海上搜救、防災減災、海洋科研、氣象觀察、生態環境保護、航行安全、漁業生産服務等方面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也包括滿足必要的軍事防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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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島田學 北京 報導






安東泰志:日本不參加亞投行是正確的

2015/07/15
    日本New Horizon Capital會長兼社長 安東泰志:針對參加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簡稱亞投行、AIIB)的利弊,最近幾個月在日本被熱議。我認為日本政府但放棄參加的方針是正確的。安倍政權表示將與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 ADB)合作,在今後5年裏向亞洲地區投入約1100億美元,以進行「質量更高的基礎設施投資」,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出現能與亞投行展開合作的地方,應該 進行合作。我持上述看法的理由如下。

    中國表示,成立亞投行的理由之一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開行,新興市場國家未能獲得與經濟實力擴大相適應的發言權。但是,在亞開行的融資中, 實際上有4分之1以上投向了中國,僅中國和印度就佔到一半。兩國在自己就是最大借款國的亞開行加強發言權,將構成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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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New Horizon Capital會長兼社長 安東泰治
    實際上,這些國際機構提供融資並不依賴出資資金。融資的大部分由獲得較高評等的該國際機構自身通過發行債券來籌集。例如,亞開行擁有最高的AAA評等,能夠以低利率籌集資金,正因為如此,可以向融資對象提供低利率資金。

    如果問亞開行為什麼能獲得較高評等,原因在於其運營具有透明性,同時有多年的業績記錄,因此全球投資者廣泛認為亞開行是能實現完善銀行經營的機構。

    中國將區域外國家在亞投行的出資比例限制在25%以內,目前中國出資比例超過30%,而印度為8%左右。包括中印2國在內,總額的75%將是亞洲各國的出 資,如果這一齣資比率被反映到運營上,結果就是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為了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自主籌集資金。亞投行將成為具有根本性利益衝突結構的 機構。

    不得不説的是,只要存在這種利益衝突結構,亞投行就難以獲得較高評等。中國之所以希望邀請日本加入亞投行,坦率地説正是為了緩解這種利益衝突結構,盡可能地獲得高評等,以籌集低利率資金。

    此外,國際機構不斷進行增資是普遍現象,在此前的國際機構,每次進行增資,都由眾多已開發國家根據經濟實力等因素來分攤負擔。如果日本選擇參加亞投行, 在參加之初,日本的出資比例被認為將在12%左右,隨著日本的加入,中國的出資比例或許將下降一些,但仍將佔壓倒性優勢。

     但是,中國今後是否能永遠承受這一負擔呢?如果由於某些因素,中國無法繼續承擔,與按照「區域外國家佔25%」的框架參加的歐洲各國不同,身為「區域內國 家」的日本將不得不為中國「擦屁股」,日本能夠如此相信中國的未來嗎?反過來説,歐洲各國作為「區域外國家」,只需略微出資即可,如果將來出現某些意外, 承擔的責任也不會太沉重,因此在宣佈參加時無須多慮,而「區域內國家」日本則應該慎之又慎地討論參加亞投行的利弊。

     此前,IMF和亞開行一直嚴格審查和管理基礎設施需求國的借款上限額,如果亞投行意識不到這一點,不計後果地進行融資,日美主導的亞開行提供的現有融資的償還能力也將受到影響。日本參加像這樣存在各種問題的亞投行是極其危險的。

    日本經濟界的部分人士似乎認為「不能錯失上車的機會」。的確,根據亞開行的推算,在亞洲區域內2010年至2020年,存在高達約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 設需求。日本企業將這些基礎設施需求視為商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通過參加亞投行,日本企業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實際利益,非常值得懷疑。

     就算確實存在這麼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其中有多大規模會接受國際機構的融資呢?基礎設施建設的特點是有相應需要的國家通過編制預算加以實施,並通過稅金和通行費等收回資金。如果是基礎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只要民間金融機構提供融資就已經足夠。

     如果是審查嚴格的國際機構,將明確要求與相關國家分攤風險,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將拒絕提供融資。因此,相對於亞洲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現在能夠計算的亞 開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被認為僅為2000億美元左右。在這種情況下,新成立的亞投行能在此基礎上提供多少資金?即使像外界所説的那樣放寬審查標準,也 不能期望太高。

     此外,即使在亞開行機制內,日本企業的中標率也僅為1%左右,從這一點來看,參加亞投行之後,日本企業要獲得顯而易見的實際利益或許也是困難的。最好拋 棄那種認為「如果不參加亞投行,就將錯失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幻想。日本有大量企業擁有中國企業等所沒有的「獨一無二」的技術,因此應該憑藉 自己的力量爭取亞開行和亞投行不會參與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安東泰志 簡歷:
      1981年進入三菱銀行(現為三菱東京UFJ銀行),自1988年在東京三菱銀行倫敦分行擔任非日資企業融資負責人。上世紀90年代針對英國及歐洲大陸的 大量自主破産和企業重組項目,擔任代表各參加銀行的協調員,作為日資銀行的唯一成員,獲邀進入英國中央銀行的「London Approach working group」。回到日本後,先後任職於策劃部和投資銀行策劃部等,2002年創建phoenix capital(現為New Horizon Capital),擔任代表董事CEO。創業以來,主要成立了由日本國內機構投資者出資的8家企業再生基金(總額約為2500億日元),參與了約90家企 業的重組。畢業于東京大學經濟學系,修完芝加哥大學經營研究所(MBA)課程。擔任事業再生實務者協會理事。著作有《實現V形復甦的禿鷲基金的業務重組》 (幻冬舍媒體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