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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1964年東京奧運會時，日本正處於年輕、低廉而豐富的勞動力不斷拉動增長的「人口紅利期」。而到東京再次舉行奧運會的2020年，日本則將進 入因適齡勞動人口銳減而阻礙增長的「人口負擔期」。日本前經濟企劃廳長官田中秀徵提出，將「簡樸」作為2020年奧運會的關鍵詞。
為迎接2020年，日本首相安倍已經向國際社會承諾解決核電站污水洩露問題。而使國家財政基礎收支實現盈餘這一國際承諾的期限也是2020年。屆時，日本 人的約30%將領取養老金，並大量消耗醫療服務。在抑制社會保障支出膨脹的同時，找到改善財政來源的道路，或許也是2020年東京奧運會成功的關鍵之一。
但是，日本政府抑制養老金和醫療費的立場總是不夠堅決。這在日本政治中已習以為常。在8月解散的日本政府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國民會議向安倍提交的報告中，出現了迎合政府立場的新論調。該報告中指出「即使提高養老金的支付起始年齡，養老金的運營也難以樂觀」。
該份報告由神奈川縣立保健福祉大學名譽教授山崎泰彥負責起草，但日本厚生勞動省養老金局卻代為解釋稱，「2004年的《養老金改革法》確定了保險費的上 限。今後100年的支付總額將在獲得的總保險費和公積金範圍內籌措。因此，支付起始年齡的改變不會給養老金財政帶來積極影響。」
也就是說，關鍵是要在100年時間裏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平衡，而將支付起始年齡從65歲提高至68歲，相應提高的只是每月養老金的額度。
但是，成為日本國民會議討論基礎的2011年6月的社會保障與稅制一體化改革方案針對支付起始年齡卻給出了如下表述。
▼參考歐美國家，討論將厚生養老金支付年齡提高至67～70歲
▼基礎養老金（支付起始年齡）每提高1歲，每年將節約5千億日元國家支出
而作出上述表態的也是厚生勞動省養老金局。在2年裏，是什麼因素讓該部門改變了立場？
可以想到的因素有2個。首先是來自執政黨的壓力。國民會議相關人士表示，「自民黨和公明黨相關議員曾要求事務局避免在報告中提及關於支付起始年齡的內 容」。其次是日本企業界認為「支付起始年齡提高=延長雇用年齡」，對此表示反對。本來，兩者不能劃等號，但很多經營者卻認為，不應該讓雇用年齡和養老金支 付起始年齡之間出現空白期。
擁有世界最長壽命是日本人的驕傲。但是，日本養老金的支付起始年齡卻早于歐美主要國家。關於這個問題，如今是不是應該開誠佈公地重新審視一下人口統計數據。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大林尚
40年前，日本一口氣將厚生養老金增加至相當於之前的2.5倍的每月5萬日元（當時的物價水準），還取消了向70歲以上老人徵收醫療費的制度。這就是田中角榮內閣把1973年定為「日本福祉元年」推行的擴充社會保障的舉措。
此後，雖然日本年輕人的敬老意識日益淡薄，但日本政治家的「敬老意願」卻越來越強。為了獲得不斷增加的老年人的選票，政治家們不斷地向老年人支付超過日本經濟實力的醫療和養老金等社會保障。
久而久之，日本的社會保障和國家財政亮起了黃燈。即便如此，本屆日本政府和執政黨似乎仍將繼續推遲全面改革。
「敬老政治」已延續了40年，本身就勉為其難的「善政」已難以維繫，但日本政治家們卻依然不願面對這一現實。
筆者曾患心絞痛，因接受了心臟血管搭橋手術治療保住了生命。在花費的30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89萬元）的醫療費用中，個人負擔為6％的18萬日 元（約合人民幣1.12萬元）。按日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規定，原則上個人應承擔30%，但如果每月的支付額超過一定的限度，又可適用另一項高額療養費制度， 因此不必擔心個人會難以負擔。托田中角榮的福，70歲以上老人每月支付的上限更低。
雖然我也切身感受到日本醫療制度的完善，但在實現該制度的背後必然付出了諸多代價。
例如，目前日本75歲以上老年人醫療費的36％由適齡勞動者繳納的保險費支付。而從大企業的醫療保險組織的情況來看，保險費的46％被用在老年人身上。
更加值得擔憂的是，為彌補經費的不足而實施的借款。這種情況不僅限于醫療。在日本，老年人醫療經費、基礎養老金以及用於護理的國家經費（統稱為老年人3經費）本年度接近1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2萬億元），其中近10萬億日元通過發行國債籌集。
國債原則上為60年到期，因此，現在的嬰兒以及今後出生的孩子將需要為其祖父母和㭱祖父母花費的醫療費和養老金埋單。這讓人深感沉重。而這本身也將招致財政破產。
目前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明顯已經在勉為其難。那麼，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日本1961年確立了全民保險及全民養老金制度。但自上世紀60年代後半期起，該制度卻日益被冠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美濃部亮吉等革新派政治家當時減免了老年人的醫療費。
而在中央政府層面奪走這一「革新旗幟」的則是田中角榮。當時的經濟增長和充裕的財政支撐了其大手筆支出。而諷刺的是就在1973年「福祉元年」卻發生了石油危機，經濟高度增長就此終結。再加上少子老齡化，「超出經濟實力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由此拉開大幕。
首先對不斷膨脹的社會保障費敲響警鐘的是日本政府官員。1983年，日本厚生省保險局長吉村仁（後擔任事務次官）表示，由於國民可以輕易通過保險獲得醫療 服務，因此「對於悄然逼近的危機缺乏足夠認識」（發佈于《社會保險旬報》）。其曾為引入工薪階層固定個人負擔制度而奔忙。
但在之後，除了前小泉純一郎之外，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都遲遲沒有拿出舉措，醫療和養老金改革也如老牛拉破車，進展緩慢。
其背景在於日本老齡人口的增加。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從1970年的7％增加到了目前的25％。與此同時，老年人在選舉中的投票率依然居高不下，在去年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60至70歲老人的投票率高達75％，是20至30歲人群投票率的2倍。
因此，如果損害這一龐大群體的利益，結果可想而知。日本的政治家們或許存在這樣的恐懼。美國社會學家塞繆爾·普雷斯頓(Samuel Preston)在29年前曾指出，「在老齡化社會，政界的目光將投向作為多數派的老年人」。
安倍晉三內閣已經敲定了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框架，但其中關於抑制社會保障金支付額的舉措卻未佔多少比重。雖然說在實施消費稅增稅的同時難以積極推行抑制舉措，但中長期改革方針也並不明晰，因此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和財政的穩定今後仍難以得到保證。
事態其實非常緊迫。據日本大和總研估算，要自2030年前後起降低主權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而重建財政，就需要將消費稅稅率在2030年代中期之前提高至25％，並同時推進社會保障的「根本性改革」。
也就是說，公共養老金的支付額要減少至目前的3分之2，70歲以上老年人醫療費的個人負擔比例也要提高至3成，而護理保險的個人負擔要從1成提高至2成， 等等。日本大和總研調查建議策劃室室長鈴木準表示，希望在2030年至2040年之間，也就是在日本戰後第二次生育高峰（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 一代成為老年人之前完成改革。
如果不溫不火的改革難以解決問題，那麼針對真正需要的人群提供豐厚援助的思路也將變得更加重要。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印南一路建議稱「應區分生命攸關的疾病以及非此類疾病，然後讓個人負擔比例形成差別」。其方案指出，在心肌梗塞、腦中風等治療方面，應將個人負擔從3成下調至1～2成，而便秘和失眠等的個人醫療負擔比例則需要提高。
此外，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能享受的醫療等優惠政策，需要防止「雖是低收入但擁有大量資產的人」享受優惠。此外，減少向高收入人群提供由國庫負擔一半的基礎養老金、減少支付額也未必不可行。
不僅限于高收入人群和投資家，擁有一定程度積蓄和收入的老年人已經不應該繼續指望慷慨的社會保障。
最大的問題是害怕老年人反對的政治家。也就是說，政治家應該如何將「支付保險」和「選票」區別考慮及對待的問題。
首先，日本需要對選舉制度進行完善。在日本高知縣、島根縣等多數老齡化地區，在選舉中1票的分量很重（相對每個議員名額的選民人數較少），老年人的聲音容 易影響政治。而在1票的分量較輕（相對每個議員名額的選民人數較多）的埼玉縣、東京都等地，如果在進入老齡化之前消除因選票分量產生的差異，那麼適齡勞動 者的聲音也將更受到政治家們的重視。
當然，日本的老年人都是通情達理的。大阪市曾因出現財政困難，取消了70歲以上老年人免費乘坐市營公交車的政策。其實，關於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只要進行充分和盡力的解釋，同樣會得到很多人的理解。政治家的恐懼本身才是真正可怕的。
我們在對創造戰後輝煌的老一輩表示尊敬的同時，是否還需要考慮一下目前0歲嬰兒迎來古希時的未來。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 特約專欄作家 平田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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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日本的社會保障和國家財政亮起了黃燈。即便如此，本屆日本政府和執政黨似乎仍將繼續推遲全面改革。
「敬老政治」已延續了40年，本身就勉為其難的「善政」已難以維繫，但日本政治家們卻依然不願面對這一現實。
筆者曾患心絞痛，因接受了心臟血管搭橋手術治療保住了生命。在花費的30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89萬元）的醫療費用中，個人負擔為6％的18萬日 元（約合人民幣1.12萬元）。按日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規定，原則上個人應承擔30%，但如果每月的支付額超過一定的限度，又可適用另一項高額療養費制度， 因此不必擔心個人會難以負擔。托田中角榮的福，70歲以上老人每月支付的上限更低。
雖然我也切身感受到日本醫療制度的完善，但在實現該制度的背後必然付出了諸多代價。
例如，目前日本75歲以上老年人醫療費的36％由適齡勞動者繳納的保險費支付。而從大企業的醫療保險組織的情況來看，保險費的46％被用在老年人身上。
更加值得擔憂的是，為彌補經費的不足而實施的借款。這種情況不僅限于醫療。在日本，老年人醫療經費、基礎養老金以及用於護理的國家經費（統稱為老年人3經費）本年度接近1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2萬億元），其中近10萬億日元通過發行國債籌集。
國債原則上為60年到期，因此，現在的嬰兒以及今後出生的孩子將需要為其祖父母和㭱祖父母花費的醫療費和養老金埋單。這讓人深感沉重。而這本身也將招致財政破產。
目前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明顯已經在勉為其難。那麼，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日本1961年確立了全民保險及全民養老金制度。但自上世紀60年代後半期起，該制度卻日益被冠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美濃部亮吉等革新派政治家當時減免了老年人的醫療費。
而在中央政府層面奪走這一「革新旗幟」的則是田中角榮。當時的經濟增長和充裕的財政支撐了其大手筆支出。而諷刺的是就在1973年「福祉元年」卻發生了石油危機，經濟高度增長就此終結。再加上少子老齡化，「超出經濟實力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由此拉開大幕。
首先對不斷膨脹的社會保障費敲響警鐘的是日本政府官員。1983年，日本厚生省保險局長吉村仁（後擔任事務次官）表示，由於國民可以輕易通過保險獲得醫療 服務，因此「對於悄然逼近的危機缺乏足夠認識」（發佈于《社會保險旬報》）。其曾為引入工薪階層固定個人負擔制度而奔忙。
但在之後，除了前小泉純一郎之外，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都遲遲沒有拿出舉措，醫療和養老金改革也如老牛拉破車，進展緩慢。
其背景在於日本老齡人口的增加。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從1970年的7％增加到了目前的25％。與此同時，老年人在選舉中的投票率依然居高不下，在去年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60至70歲老人的投票率高達75％，是20至30歲人群投票率的2倍。
因此，如果損害這一龐大群體的利益，結果可想而知。日本的政治家們或許存在這樣的恐懼。美國社會學家塞繆爾·普雷斯頓(Samuel Preston)在29年前曾指出，「在老齡化社會，政界的目光將投向作為多數派的老年人」。
安倍晉三內閣已經敲定了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框架，但其中關於抑制社會保障金支付額的舉措卻未佔多少比重。雖然說在實施消費稅增稅的同時難以積極推行抑制舉措，但中長期改革方針也並不明晰，因此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和財政的穩定今後仍難以得到保證。
事態其實非常緊迫。據日本大和總研估算，要自2030年前後起降低主權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而重建財政，就需要將消費稅稅率在2030年代中期之前提高至25％，並同時推進社會保障的「根本性改革」。
也就是說，公共養老金的支付額要減少至目前的3分之2，70歲以上老年人醫療費的個人負擔比例也要提高至3成，而護理保險的個人負擔要從1成提高至2成， 等等。日本大和總研調查建議策劃室室長鈴木準表示，希望在2030年至2040年之間，也就是在日本戰後第二次生育高峰（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 一代成為老年人之前完成改革。
如果不溫不火的改革難以解決問題，那麼針對真正需要的人群提供豐厚援助的思路也將變得更加重要。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印南一路建議稱「應區分生命攸關的疾病以及非此類疾病，然後讓個人負擔比例形成差別」。其方案指出，在心肌梗塞、腦中風等治療方面，應將個人負擔從3成下調至1～2成，而便秘和失眠等的個人醫療負擔比例則需要提高。
此外，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能享受的醫療等優惠政策，需要防止「雖是低收入但擁有大量資產的人」享受優惠。此外，減少向高收入人群提供由國庫負擔一半的基礎養老金、減少支付額也未必不可行。
不僅限于高收入人群和投資家，擁有一定程度積蓄和收入的老年人已經不應該繼續指望慷慨的社會保障。
最大的問題是害怕老年人反對的政治家。也就是說，政治家應該如何將「支付保險」和「選票」區別考慮及對待的問題。
首先，日本需要對選舉制度進行完善。在日本高知縣、島根縣等多數老齡化地區，在選舉中1票的分量很重（相對每個議員名額的選民人數較少），老年人的聲音容 易影響政治。而在1票的分量較輕（相對每個議員名額的選民人數較多）的埼玉縣、東京都等地，如果在進入老齡化之前消除因選票分量產生的差異，那麼適齡勞動 者的聲音也將更受到政治家們的重視。
當然，日本的老年人都是通情達理的。大阪市曾因出現財政困難，取消了70歲以上老年人免費乘坐市營公交車的政策。其實，關於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只要進行充分和盡力的解釋，同樣會得到很多人的理解。政治家的恐懼本身才是真正可怕的。
我們在對創造戰後輝煌的老一輩表示尊敬的同時，是否還需要考慮一下目前0歲嬰兒迎來古希時的未來。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 特約專欄作家 平田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