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您對釣魚台怎麼看？不少人向我提到這個問題。
周恩來：這次不想談釣魚島問題。現在談這個問題沒有好處。因為發現了石油，這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發現石油，台灣和美國都不會把它當回事。
田中角榮提出問題
田中就任日本首相是在7月7日。在那之後不到3個月時間裏就訪問了尚未建交的中國，參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在談判的第3天，田中提到了40年後成為中日之間最大懸案的釣魚台（中國名：釣魚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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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9月中國總理周恩來（左）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右）在上海 |
據參加談判的雙方相關人士留下的證言顯示，圍繞釣魚台（中國名：釣魚島）問題，田中和周恩來此外還曾交換過意見。不過，即使僅根據日本外務省公開的記錄，也能弄清在實現邦交正常化之際，雙方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怎樣的處理。那就是推延解決。
圍繞釣魚台問題，現在中國政府主張「中日之間曾經有擱置爭議的共識」，但日本政府聲稱「不存在這種共識」，因此雙方相互對立。雖然並不存在落到書面上的協議，但實際情況則是雙方在擱置爭議後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可以説定為擱置狀態」，當時以日本外務省條約局條約課長身份參加談判的栗山尚一如此指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不希望涉及釣魚台（中國名：釣魚島）問題是周恩來的提議。事前告知了日本方面。換句話説，日本方面接受了這一提議，但周恩來基於什麼樣的想法而提出這一建議仍充滿未知數。
根據從很早以前就參與制定中國對日政策的張香山（後來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留下的文章顯示，中國為了發展對日關係而敲定基本方針是在上世紀50年代。領導層在1955年3月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如下的對日政策基本原則。
(1) 反對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要求美國撤出日本；(2)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改善中日關係，爭取逐步達成外交關係正常化；(3)爭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兩國 人民的友好關係；(4)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改變對華政策；(5)間接支持日本人民反對美國和要求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等。
反美色彩鮮明是時代特色的反映。自從朝鮮戰爭以來，美國推行了嚴密的對華封鎖政策，明顯偏袒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而日本于1952年在美國的壓力下與台灣締結了邦交。
對於中國共産黨政權而言，緩解與日本的關係，稱得上是旨在打破美國的封鎖政策、在與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之間的正統性鬥爭中鞏固優勢的戰略性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提出的是通過與日本各界的交流交朋友、並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的獨特方式。
不久之後，中國與曾為同盟國的蘇聯發生了激烈對立，1971年中國戲劇性地改善了與美國的關係。從結果來看，可以説對美關係的緩解直接帶來了對日關係的發展，而在日本國內交朋友的戰略創造了中日友好熱潮，並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貢獻。
中國的外交成果？
不管怎麼説，沒有跡象表明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領導層曾試圖向日本主張釣魚台（中國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人民日報》1953年甚至刊登了明確表示該島屬於沖繩的報導。此外還發行了顯示該島屬於日本領土的地圖，將該島視為日本領土的印象非常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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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9月25日中國總理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談，左側是日本外長大平正芳（kyodo） |
在談判中被視為重要焦點的是如何處理台灣和日本的關係?如何進行賠償等問題。這給人的印象是，雙方依靠智慧或作出大膽決斷克服了難題。
其後的中日關係至少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可以説實現了飛躍發展。田中和周恩來的功績的確非常巨大。不過，當時就有觀點指出，由於雙方都急於實現邦交的正常化，或許缺少了冷靜看清相互實際情況的從容。
擔任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第一任北京支局長的鮫島敬治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次日的報上寫道，「能夠感覺到，有關日中關係史的理解方式存在短時間內無法彌合的巨大鴻溝」。
因此，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需要努力冷靜地以歷史為重點加深相互的理解。而令人遺憾的是，鮫島的警告至今仍切中要害……
編者按：原中國共産黨總書記胡耀邦之子、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胡德平8月9日在出席湖北省襄陽市在北京舉辦的「中日民間經濟交流會」上發言，闡述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週年之際對日中關係的看法。日經中文網現將胡德平先生發言的主要內容摘錄如下。（島田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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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全球化交往中，千萬不能有「黃鶴樓上看帆船」的思想，這無疑是一個自殺行為。日本目前生産飽和，日元成本高，電力奇缺；我國現 在急需提高傳統工業的升級換代，加快結構調整，提高內需比例。這次準備進入襄陽的日本企業多是技術含量較高的中小企業，是為襄陽的汽車産業和其他裝備製造 業配套的企業，這樣的國際整合對兩國都是有利的，也是一衣帶水友好關係的加深。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東北、華北有一部分日本的技術人員、醫務人員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後他們又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他們的子女也在我軍的子弟學校中共 同讀書學習。2009年，這些昔日的同學在北京聚會，決定以民間的形式拍攝一部中日友好的歷史專題片，片題為《暖流》。專門講述這段歷史及我國改革開放以 來雙方友好人士為中日友好所做的工作，此片去年在政府已經完成立項，現在進展非常好。
這項工作也受到日本的民間組織、企業界和部分國會議員的支持。日本前任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先生積極向日本國內介紹了本片的意義。現任大使丹羽宇一郎先生以他 外交家的眼光、對中日關係的重視、敏銳的商業洞察能力，又積極促進了《暖流》訪日團6月成功訪日。訪日團中就有襄陽民營企業家李偉東先生，他也是光彩園的 積極推動落實者，和日本光彩事業促進會的參與，無形中民間的文化友好活動和經濟互利活動便自然地結合起來。
這是在中日民間友好人士的積極推動和我國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啟動的項目，也是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紀念的最好獻禮。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40年，兩國都大 大地獲利了，但目前又處於一個關鍵敏感時期。我深信，也擁護鄧小平同志這一預想。大意是：未來中日的領導人在解決這類敏感問題上會更有智慧。
作為中國公民，我擁護小平同志這個預想，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積極投入到中日友好的民間活動中去。祝中日兩國人民友誼之樹常青！
（胡德平在8月9日在出席湖北省襄陽市于北京舉辦的「中日民間經濟交流會」上的發言摘錄）
就中日關係，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採訪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人，以日本外務省條約局條約課長身份參加談判的栗山尚一。
記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有關釣魚台（中國名：釣魚島）問題的發言是否進行了事前準備？
栗山尚一：在邦交正常化談判的大約2個月前，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在北京與中國總理周恩來舉行了會談。當時，周總理表示「此次（的正常化談判）不打算談釣魚島問題」。
我們對此表示了歡迎。我們希望避免圍繞釣魚台的磋商出現分歧，進而影響邦交正常化進程的事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重要議題，包括與台灣簽署的日華平和條約和賠償問題等。
日本政府明確了釣魚台屬於日本領土的立場，並且對釣魚台進行實際控制。我們的判斷是，不談就等於維持現狀，這樣可以接受。
記者：那麼，田中首相為什麼會問周總理「怎麼看」這個問題？
栗山：我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記者：有關釣魚台，中國主張曾達成擱置爭議的共識，而日本方面則予以否認。真實的情況如何呢？
栗山：在國與國之間發生棘手爭端之際，處理的方法除了戰爭之外只有3種。第1是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第2是請求類似國際法院的第三方機構進行裁定。
在以上兩種方法都行不通時則推到以後。也就是「就沒有共識達成了協議」的狀態。而圍繞釣魚台的情況屬於第3種。而我有時把這稱之為「擱置」。
1978年簽署《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之際，訪華的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在與中國副總理鄧小平舉行會談時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此，鄧小平的回應是推到以後。而日本方面也沒有表示「不行，要明確地承認日本的領土主權」。
日本為什麼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日本方面認為在提出問題後，與獲得的相比將失去更大的東西。而所謂失去的東西，在1972年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而1978年則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記者：目前在釣魚台問題上，日中關係為何會惡化到如此程度？
栗山：擱置和推遲的含義就是不改變現狀。但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最初的動作是199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鄰區法》表示尖閣是中國領土。其後，利用各種機會尋求改變現狀。
我認為釣魚台問題並非單純的領土主權問題，而是中國共産黨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中國已經走過倡導「和平崛起」的時期，最近開始提出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我認為這並不容易。
記者：現在回顧歷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最大意義是什麼？
栗山：從日本的外交整體來看，日中關係的正常化曾是最大的戰後待解決問題。借助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日本恢復了獨立，重返國際社會，但之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仍處於待解決姿態。在法律以及政治層面處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的意義所在。
還有另一個意義。衡量外交談判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尺子在於互相能夠獲得多大的利益。僅僅一方獲得利益的協議無法持續。而利用這把尺子衡量1972年以後的日中關係，明顯是積極的。有助於亞洲整體的政治穩定，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記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飯野克彥
記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有關釣魚台（中國名：釣魚島）問題的發言是否進行了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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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前外務次官栗山尚一 |
我們對此表示了歡迎。我們希望避免圍繞釣魚台的磋商出現分歧，進而影響邦交正常化進程的事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重要議題，包括與台灣簽署的日華平和條約和賠償問題等。
日本政府明確了釣魚台屬於日本領土的立場，並且對釣魚台進行實際控制。我們的判斷是，不談就等於維持現狀，這樣可以接受。
記者：那麼，田中首相為什麼會問周總理「怎麼看」這個問題？
栗山：我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記者：有關釣魚台，中國主張曾達成擱置爭議的共識，而日本方面則予以否認。真實的情況如何呢？
栗山：在國與國之間發生棘手爭端之際，處理的方法除了戰爭之外只有3種。第1是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第2是請求類似國際法院的第三方機構進行裁定。
在以上兩種方法都行不通時則推到以後。也就是「就沒有共識達成了協議」的狀態。而圍繞釣魚台的情況屬於第3種。而我有時把這稱之為「擱置」。
1978年簽署《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之際，訪華的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在與中國副總理鄧小平舉行會談時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此，鄧小平的回應是推到以後。而日本方面也沒有表示「不行，要明確地承認日本的領土主權」。
日本為什麼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日本方面認為在提出問題後，與獲得的相比將失去更大的東西。而所謂失去的東西，在1972年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而1978年則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記者：目前在釣魚台問題上，日中關係為何會惡化到如此程度？
栗山：擱置和推遲的含義就是不改變現狀。但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最初的動作是199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鄰區法》表示尖閣是中國領土。其後，利用各種機會尋求改變現狀。
我認為釣魚台問題並非單純的領土主權問題，而是中國共産黨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中國已經走過倡導「和平崛起」的時期，最近開始提出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我認為這並不容易。
記者：現在回顧歷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最大意義是什麼？
栗山：從日本的外交整體來看，日中關係的正常化曾是最大的戰後待解決問題。借助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日本恢復了獨立，重返國際社會，但之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仍處於待解決姿態。在法律以及政治層面處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的意義所在。
還有另一個意義。衡量外交談判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尺子在於互相能夠獲得多大的利益。僅僅一方獲得利益的協議無法持續。而利用這把尺子衡量1972年以後的日中關係，明顯是積極的。有助於亞洲整體的政治穩定，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記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飯野克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