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69531-1.shtml
第三部分：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81005&uk=388747557
以下摘自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所著《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全书阅读链接如下——http://www.xhbs.com/book/web_read/book.jsp?bookid=83
日本人也参与到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 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 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 政府独家控制。{18}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 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19}缉毒局把 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20}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 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 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 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 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21}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 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 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 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22}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 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23}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 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24}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 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25}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 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26}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1936年底，东京已准备好在中 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先是在北京郊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攻占这个北方的首都。1937年7月7日，驻丰台卢沟桥附近的一名关东军的连队长命令 士兵向中国军营开火，以报复一个虚构的“对日本军队的侮辱”。{27}裕仁天皇开始不愿意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因为他更关注列阵于满洲和西伯利亚前沿的苏 联军事力量对东北日本军队不断增加的威胁。但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向他保证:“与中国的战争可以在2～3个月内结束”。
第四部分：
前一段有人在网上说张丝德是烧鸦片死的,说林彪用鸦片.
这些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不过炒这些来骂GCD,是昏了头.
别的不说,德高望重的朱德,早年曾经服用上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在他女儿朱敏的回忆录,还有美国进步女作家始末特莱为他写的传记中,都有涉及.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鸦片这东西在旧中国意味着什么. 鸦片他能包治百病,让人上天堂,而且专门在长不好庄稼的地方长,是贫困地区人民的女神. 鸦片就是货币,是政府的生命线.任何政府不控制鸦片收入,
讲中国革命史不提鸦片,简直开玩笑.如果鸦片只是一场清英战争,赔几两银子,那它会那末重要吗?
桂系要角,李白黄,黄绍弘说,几十年军阀混战,要说哪一场战争背后没有鸦片的,那是没有滴.
先说最纯洁的护国战争吧.那蔡鍔本人的政治理想的纯洁性是不用质疑的,因为他患当时不治的肺結核晚期,还不在北京养病,溜出来玩命,当然不是为了私利. 但是护国战争经济上的意义就是为打通质量最好的云南鸦片(云烟)向广西和四川的出口渠道壁垒.不但护国军的军饷是鸦片,军官携带大量鸦片,还有无数鸦片商 人带货随军,挑夫比士兵不少.整个一个鸦片的洪流!其中立马横刀,第一勇将,就是朱德团长.为什么呢?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
朱德之前在云 南,一直是缉烟的.缉烟就是武力保证云南府从烟帮鸦片出口中得到相应的税收(出口税),同时武力力帮助云南商人逃避外省的进口税.这是政府的天职.这个工 作也很难做.当时广西,四川政府很弱,很好对付,但是很多烟帮有洋人撑腰,武器精良,人脉发达,也可以不买政府的帐.所以当地政府对本省烟土业收的出口税 也不是很高, 还不到临省收取的进口税的一半.朱德自己是哥老会的.众所周知哥老会是控制西南地区烟土的大黑帮.另外朱德也很会和各界人打交道.比如后来南昌起义,就由 教导团长朱德请其他高级军官喝酒, 这样起事时官长不在位. 中央猿大头政府一个中将缉烟特派员到云南指导工作,得罪洋人撑腰的烟帮,被人把头割下扔水里,跟玩一样. 这人虽然是来整朱德的,朱德自己在文章里提到这事也很寒心,说在中国堂堂政府高官,命不如狗.
护国战争的结果,滇军携带大量鸦片进入川,桂, 而且之后云烟进入这两省的进口税降低,价格猛跌,两省烟民欢呼确跃:民国万岁!. 滇军声势大镇.但是后来两地人民觉醒,自己开始种植经营鸦片,成为重要大省. 滇军在中国近代史就无声息了.四川的鸦片因为被武汉方面收取很高的入口税,所以川省势力不彰.再说广西.后来滇军携大量鸦片决心打通广西广东入海口.在广 西和李白决战,相持中,桂系粮饷断绝,面临崩溃.突然滇军一些军官和商人等不及战争结果,买通桂军下级军官偷渡,被白冲喜截获,立即向全军宣布:获得敌人 大量鸦片,军饷无忧.”望鸦片止渴”的桂军大胜.从此桂系势力大张,一直控制广州鸦片出海口.活跃于中国政坛.
这是西南,沿海地区呢.军筏齐卸元控制富饶的江苏,还要和控制上海的卢永翔开战.人家算了一下, 卢永翔从进口印度烟土收入一项,就够养四个师,而他只有五个师的兵力.这就是上海为什么地位那末重要.后来孙传方从南面夹击,占了上海.
蒋介石的四大银行之一农民银行,就是鸦片银行.它的主要业务(看清楚不是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收取鸦片税.
再说一遍, 讲中国革命史不提鸦片,简直开玩笑. 话说中央红军长征路上遵易会议毛主席得到军权后第一仗,在土城被刘湘之郭熏齐击败,被迫一渡赤水.威信大失.幸而马上消灭贵州万家烈七个团加蒋主席嫡系吴 齐伪周浑元两个师.缴获无数,士气大镇.恢复了红军打歼灭战,以战养战之传统.红军上下都想再大打几仗.但是主席却避战率军沿金沙江一直向西找渡口.根据 李德回忆录,这时候是毛的领导威信的最低点.为什么呢,很多人正确指出了,因为红军兵员补充,是俘虏和沿途贫苦下层人民.贵州人人服鸦片,无法补充兵员, 不能作为根据地. 渡江后,士气一振,又接着爬雪山过草地,减员严重.成为长征回忆永恒的主题. 这雪山草地就是汉藏文明区的分界线,也是高原的边缘(汉人占好地方嘛),红军北上路线,右边陡坡下面就是温暖的坝子,眼睛都看得见,为什么不下去,怕川军?西川刘文辉实力远不如刘湘,而且红军居高临下.朱德,刘伯成本来都是四川军阀,广有人脉,不打仗,谈个协议,下去休整一下,用银元买粮食不好吗? 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地方都是鸦片产区,根本不种粮食.
再说一点.抗战中国军有自杀报国倾向的高级将领,只有西北张自忠和川军王零机.张是因为战前经理华北交涉,被人骂为汉奸,想战死洗刷名节. 这川军王零机为什么要在台儿庄战前死在滕县?如果俺没记错,他在战前是刘湘的四川保安司令.实际就是鸦片司令.整个四川的军费着落在他身上.蒋一直疯狂追 求这个位置,刘湘不给,不过还是被迫让出了两个副司令和以下几个位置给中央.这个勾心斗角的肥差,王能做上,绝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可是人的良心也有承受极 限.抗战他主动请命出川,决心死在前线.
最后说回来,抗战前,共军的地方,都是极度不发达地区,就一个延安,还是西安事变后蒋给的.红军自顾不暇,不可能改变很多地位固有的经济模式.一个地方一向靠种植鸦片过活,种别的就没的活,怎呒办?细节不清楚,但是历史的大尺度的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GCD(共產黨)掌权后,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的这个丑恶现象.所以某些东西才成为新闻.拿这个说事,骂GCD,不是很蠢吗？
第五部分：
以下摘自《烟毒的历史》（http://book.sina.com.cn/nzt/his/yandudelishi/index.shtml）
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6月09日 17:21 新浪读书
连载:烟毒的历史 作者：冼波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旧上海警察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 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 少。
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
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 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 年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除了红军根据地不准贩卖烟毒以外，蒋介石国统区则烟馆林立。“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乎、可键等大批贩毒， 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 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 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包围全国的巨大钳形攻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 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 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 黔货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 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经由百色转衡川一线，予以取消。以后滇、黔货一律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产生陕西省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 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 真》)。
当然，蒋介石武汉军事行营所辖禁烟督察处的上述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征税。虽然如此，其公运路线的规定，还是根据鸦片运输路线的实际情形，因势而定，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鸦片运输的真实情形的。
第六部分：
蒋介石“治理”农村金融
Chiang Kai——shek
作者: 杨琰 文章来源: 《当代金融家》2007年第7期 总第25期更新时间: 2007-7-26 15:00:16
为“救济农村金融”，蒋介石一手创办中国农民银行，借此将资金贷给农村信用合作社并转贷给农民，以求资本“下乡”。但实际上，合作社由地主、富农和有权有势的乡、保长支配，真正能从信用合作社借到低利贷款的也是他们。杯水车薪的救济资金，一转手就变成了农村高利贷。
作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家国家专业银行，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的中国农民银行在1933年创立至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的16年有限生命里，表面上打着“兴复农村经济、农 民生计，促进农业进步”的光鲜招牌，实则扮演了农村金融救济银行、“剿匪”银行、军事银行、蒋介石私人银行、商业投资银行、农贷银行等多重角色。
蒋氏“私人银行”
1930年代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乱，耕地荒芜，正常的农业生产环境已荡然无存。农民为生活所迫，或是弃田地家宅，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或是被逼举借度日， 借助高利贷饮鸩止渴，农民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农产衰败，输出退减，农民收入日益减少，而其必需之日用品却未能减免，城市中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农村。 这种入不敷出的结果，导致资金一味外流，却甚少有流回农村的机会。且农村对于市镇，市镇对于都市，都市对于通商大口，均处于入超地位。资金淤积于城市中， 特别是上海一埠。在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全民一贫如洗，农民甚至陷入了告贷无门，坐以待毙的绝境。私人间的借贷，房屋田产的买卖几乎成为鲜有的金融 活动。加之灾荒频仍，农村一片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悲惨情景。农村金融枯竭与农业再生产能力丧失的危机极其严重。这种情况在豫鄂皖赣 等省尤为突出。
对此，社会各界响起了“资金归农”、“资金下乡”、“救济农村金融”的呼声。如刘存良指出，短期内要真正办到救济农村，并能收 得相当成效，只有救济农村金融一个办法；张一凡也认为，在中国的农村救济中，要是不先解决金融问题，其他都无从着手；在银行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呼吁 金融界转变营业方正，联合降低存款利率，转移投资区域，将城市集中的资金散还于内地；章乃器在中国银行演讲时指出，设法使金钱流向内地，关系着全国金融事 业的安定。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先后创建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直接威胁到蒋介石政府的统治，而豫鄂皖赣四省正是根据地 比较集中的地方。
在舆论及政治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清楚地认识到农村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随即，寻找“救农”的百年大计提上日程。为与中共争 夺农村根据地，巩固个人政权，蒋介石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紧急应付策略——办理农村金融救济。这样一来既可以通过发放救济贷款安抚社会救农舆论，堵住悠悠 众口，又可以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与中共争夺民心。
1932年冬季，蒋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总”的名义，在汉口设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颁发 农村金融救济条例，并制定农村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村金融救济处实施救济之方法为指导农民组织合作预备社。以此，将农民组织成社，通过农村合作预备社向各县 农村金融救济处借贷后给社员发放贷款。于1933年起，开办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农村金融处，联合办理三省十五县收复匪区农村合作预备社，紧急救济 放款，在各地提倡组织合作社。翌年，增设办理河南省的合作事业。1935年，在川、赣等省推行合作事业，并扩展贷款范围至11省。1936年又在陕、晋等 省推行合作事业，放款增至13省，同时办理其他各种农业放款。如在皖、鄂、陕、甘、湘、川等省十处办理农民动产抵押放款；浙、皖二省办理农仓农场放款；赣 省办理土地抵押放款。抗战爆发后，又致力于辅导合作金库组织。放款区域又增加宁、青、滇、康、桂等省，并于川、黔、桂、湘、陕各省辅导增设合作金库二十五 所，划定区域办理特产放款。至1941年，贷款区域遍及川、康、鄂、赣、湘、闽、黔、桂、滇、粤、陕、豫、晋、甘、宁、青、绥、浙、苏、皖等二十省。事实 上，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只是蒋介石争取财权的一个权宜之策。当时最具实力且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未被其完全控制，而掌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 又与他存在矛盾，军费开支往往束手束脚。蒋介石深知，要巩固个人政权必须对绝对控制财权，而建立为自己所控制的银行是个中关键。
随着蒋介石 “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范围的扩大，所需军款日益增多，而救济处不能行使银行职权发行钞票，很难满足填补巨额军费的需要。1933年春，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 “围剿”，筹建银行、调剂军需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经过几个月的谋划，蒋介石迫不急待地宣布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同时公布条例，资本定额1000 万元；亲命总经理和监事、理事，并令“剿总”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名义上，打着“兴复农村经济、农民生计，促进农业进步”的鲜丽招牌，实 际上，则是将原来所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成为“军队开到哪里，机构设到哪里”的“随军银行”，根据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需要，筹措军费，积极活动。然而， 四省农民银行仍未实现蒋介石已久的夙愿。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为对红军围追堵截，需要大量军费。他开始觉得四省农 民银行已不足以济事，有必要在红军长征路线上增设机构，便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原四省农民银行正式改名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仍设于汉口。此后，根据反革命“围剿”的需要，中国农民银行的机构呈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到1937年，分支机构由原来的16处增加到87处。这些增加 的机构绝大多数分布在红军长征的路线上。到1946年底，它的分支机构包括合作金库、农仓和农汛处等发展到475个，遍布全国各地。
中国农民 银行的人事班底大部分是蒋介石的至亲厚友。如第一任总经理郭外峰，曾在蒋介石投机上海证券交易所失败后无法立足时，助蒋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并代其偿还所欠 下的债务，故被蒋视为救命恩人。因此郭在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时就任该处处长，此后又任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筹备主任、四省农民银行总经理。此外，第二任总 经理徐继庄是蒋的老师徐青甫之子；第三任农民银行总经理叶琢堂，是蒋的恩人兼同乡；常驻监察人王惜寸是蒋异父同母的兄弟；任职理事、监事、董事的竺芝珊、 毛秉礼、孙经骧等均为蒋的亲戚。
除了农民银行的高级职员大多是“皇亲国戚”外，农民银行的职员也都必须国民党化，通过“要吃饭，就要参加国民党；不参加国民党，就得自动退职”的方法，农民银行成为党国“人才”的集中营和蒋介石的私人银行。
用财无度，敛财有道
中国农民银行的设立和营运一直是服务于蒋介石个人需要的，不仅其机构的扩充是根据蒋介石“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需要而设置，它对军政放款的比重也长期居于重要地位，包括名目繁多的军费支出、收购军粮与给国民党特务提供的活动军费等，体现出浓重的军政色彩。
此外，秉承蒋介石“交通剿匪”的政策，农民银行垫支军用公路经费1900万元，用于围 攻中央苏区的堡垒。由此，全国的公路由1931年的6万公里，增为1936年的10万公里。大部分新增的公路集中在剿共的军事区域。例如：红军西移前，公 路建设是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为中心；红军西移后，则以川贵为中心；红军北上后，公路建设的焦点又转移到陕甘地区。(或者說，蔣借中共紅軍之名將國軍勢力向內陸延伸，國軍伸展勢力才是建設目標的中心。紅軍去到邊條路起到邊，似係中共自抬身價既講法多)
农民 银行大力支持息烽、汉中、兰州的特务训练班，先后提供活动经费500万元。对此，国民党特务头子啧啧称赞，说农民银行对他们培训特务的工作“卓著功勋”。 农民银行还是蒋介石网络党羽，笼络部下的“钱罐子”，诸如招待帮闲篾片的一切开销，包括收买地方军阀陈济棠，笼络陈诚、朱绍良，给许崇智、杜月笙送礼等， 农民银行均“慷慨解囊”。
肆意无度的军政放款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给养。但中国农民银行毕竟是国民政府特许设立的银行，不仅享有货币的发行权，还拥有许多特殊照顾，得以从事众多名目的敛财活动。
滥发钞票便是它一贯的政策。早在1933年2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筹备处就已急不可耐地写信给上海大业印刷公司，寄奉合同和汇票，赶印辅币券。四省农民银行刚一成立，蒋介石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布告，特许农民银行发行流通券。
随着内战战火的蔓延和军费耗用的增加，钞票的发行额也日益扩大。1935年4月1日，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时，其钞票发行额已达2300万元。数目如此惊人的纸币只能依靠军队推行钞票，“当兵的拿上使用，商民不敢不用”。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时，农民银行没有加入法币集团，但它发行的钞票却可以与法币同样使用。此后，蒋介石先后多次越过财政部，直 接批准农民银行加印钞票、辅币券，填补军政需要，大搞通货膨胀。1937年，农民银行发行钞票20600万元。以后越发越多，5年之内发行数量增长了26 倍，总额高达524000万元。这些巨额钞票负担着当时国民政府半数的国库垫款，为蒋介石政府做出了“殊多贡献”。
农民银行的另一生财之道是 大规模从事鸦片贩卖活动。早在1932年10月，蒋介石为搜括资金，提出“寓禁于征”，指令两湖的禁烟机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专征烟税，将所得 税收，统统以“特税”科目存入农民银行，由蒋介石随意支取。此后，蒋介石进一步指使农民银行直接进行鸦片买卖，办理豫、鄂、皖、赣、闽、湘、苏、浙、陕、 甘10省的鸦片生意，并将经营特货买卖所获盈余全部归入该行纯益。农民银行通过独家经营鸦片买卖一本万利，其他银行望尘莫及。
农民银 行还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活动。到抗战后期，在恶性通货膨胀与产业利润落后的情况下，农民银行把资金抛注于商业投机活动中。据其总经理李叔明称，截至 1947年底，信托投资有77个单位，资本170亿元。其投资经营范围很广，从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保险、农业水利、农林建设、农村教育，到渔业、盐业、 制茶、棉花、豆饼、杂粮、桐油、猪鬃、畜产、茧丝、轧花、烤烟、造纸、制药、五金、汽车运输、房地产、公用事业等项，投机越搞越凶，资本越搞越大，触角越 伸越长。1942～1944年，每年信托部的纯益都占当年农民银行总益的60%。到1945年，信托获纯益83000万元。历史之 所以耐人寻味，也许就在于它的复杂和微妙。农民银行在填实巨额军政款项这个无底洞的同时，依靠特殊的地位和靠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反而从中渔利， 势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其资本来看，创立时仅250万元，其后 3度增加资本，1939年增至1000万元，1941年合计200万元，1942年后已增到6000万元。
挂羊头卖狗肉的“农村复兴”
中国农民银行既名为“农民”的银行，在设立之初便带着维护国民生计、救济农村之名，是国民党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主要机构。那么，作为农业专业银行，它是否真正起了“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的使命呢？
抗战以前，农业金融制度尚未臻于完善，全国经营农业的金融机构又无统筹计划，因而机构繁乱重复，业务纠纷频繁。时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战时金融管制，由四联总处统一制定和推行农贷政策，统筹办理全国农贷业务，农村金融始完全纳入国家政府的控制之下。
在统一经营农业金融业务的背景下，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亦逐步与国家的农村金融政策结合起来。1941年，国民政府调整农业金融机构，中国农民银行奉 令接管农本局的农贷业务。同年，又兼办全国土地金融业务，扩大业务范围和对象，开始兼营全国长、中、短期农村金融业务。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国家四行 专业化，中国农民银行全面接管中国、交通两行及中央信托局的农村金融业务，从而成为全国唯一的中央农业银行，结束了以往机构庞杂，资金零碎分散的局面。至 此，以中国农民银行为主导，全国性的农贷机构趋于统一。
如果说中国农民银行在成立之初因受政治影响较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能担负起调剂全国 农村金融的重任，那么，法律上国家农业专业银行地位的确立与统一全国支农资金权力的取得，无疑使得其有资格与能力从宏观上调节和控制农村金融，统筹规划， 积极配合、推行国家农业金融政策和措施，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农村金融。
中国农民银行举办农村金融的最主要业务就是发放农业贷款。其农贷的对象包涵了整个农业生产领域和农产流通领域，同时也涉及一切有关农业生产、农产运销的运输业、仓库业、保险业、农林畜产加工业、农具和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各项农业基本建设等方面。
抗战前农贷的情况，主要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由各级行政机构向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编入保甲组织，从而保证政治上的可靠。 农贷统一后，农业生产放款仍系贷放资金于合作社再放给农民，供其购买种籽、农具、肥料及各种生产工具。虽然按照条例规定，中国农民银行农贷业务以全国农民 为对象，不得少于放款总额的60%，但被大力推行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全国农村中的金融地位是微乎其微的。
具体的农贷放款做法是：每年春耕之 前，由合作社向中国农民银行申请借款。发放贷款这天，合作社把借款人都叫来，在银行农贷员监放下，合作社理事按照借款人花名册，逐个唱名、付款，由借款人 在借据上打手印。这样，就算把贷款放出去了。合作社是中国农民银行的债务人，借款人是合作社的债务人。秋后收贷，由中国农民银行向合作社收贷，合作社再向 社员收贷。贷款到期合作社不能归还时，中国农民银行通过合作社施加行政压力催收。
事实证明，农村信用社对农民发放的贷款不但数额少，而且周期短。全国农村信用社社员年均借款额大约20元左右。而且合作社是由地主、富农和有权有势的乡、保长支配，这就使得整个信用合作放款制度弊窦丛生。
例如，农民银行贷款给合作社，月息8厘到一分，合作社贷款给社员，有时加2至3厘利息，有时收取手续费。贷款的花名册也是由合作社提拟的，借款人哪些是 真的，哪些是冒名顶替；借款人是否真正需要贷款，需要多少，贷款用途怎样，完全由地主、富农组织的合作社决定。农民银行虽有农贷员当场监放的形式，也完全 是做做样子。如此，真正从信用合作社借到钱的是那些地主、富农和乡保长。广大贫农根本无法取得农贷的接济。
更可悲的是，农民银行资本下乡，非 但不能消减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反倒扶植了农村中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往往借信用合作社之名，向银行借得低利贷款，转而借与农民，一转手间便牟得暴 利。而旧中国3亿多农民却被束缚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之下，经受着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官僚资本的重重剥削。试问：需要有多少钱才能通过 合作社贷款，使3亿多农民真正得到一些实惠？即使农民银行拿出了一些钱贷给农民，那又有多少人享受得到呢？在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剥削如狼似虎的社会里，农 民银行的救济杯水车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给地主、富农提供了新的剥削工具。
1941年4月，中国农民银行以协助政府实行平均地权为由，增设土地金融处，兼办土地金融业务，经营农民土地抵押放款和发行土地债券。由于仍以合作社转贷与社员为原则，贫苦农民还是几乎借不到钱。
与此同时，中国农民银行不仅没有限制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投机活动，避免由此引发的农村金融恐慌。相反，以新式银行为金融阵地，从事一切有利可图、敛夺财富的运输、仓库、保险、信托等投机活动，将其金融势力渗透进整个农业生产和农产流通领域。
表面上，农民银行投资经营的项目与农业有关的不少，但事实上并不为农业服务、为农民谋利，而是冒用“农民”的名义，借助政治特权的保护，假公济私，到农村寻找发财致富的途径。(中共咪一鳩樣，最重要既教育，睇下宜家大陸多左幾多無腦既人，唔好咩農民、無產階級，正常搵個有創造力既城市人都唔多呀屌)
例如，农民银行经营的农业仓库只是为农村地主富农、商业资本家做好的一件周转商业资本的“嫁衣”。他们把从地租剥削或贱价购来的农产品，趁市场价格跌落 时押到仓库里转换为货币资本，用来购买农产品做商业投机或放高利贷。等到市价飞涨时，再赎出来卖，经过反复地买进、贮押、放贷、赎买、卖出，待价而沽，获 取丰厚利润。而农业仓库对贫苦农民来说意义与旧式当铺并没有区别。他们只有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或春耕时节无种子的紧迫情况下，才会把身边仅有的少量农 产品拿去抵押，以解燃眉之急。到期应赎取抵押品时，手下没有现款又不得不忍痛贱价卖出另外的农产品换得货币再去赎取，一出一入之间损失惨重。何况，天灾人 祸的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连糊口都成问题，还有什么粮食可以拿去抵押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下，中国农民银行作为官僚资本垄断全国 农村金融事业的工具，不仅不能使农民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反而成了农村经济危机、农民破产的一个原因。人们原冀望于农民银行资金流入农村，繁荣农村的 黄金梦想被无情地粉碎了。无怪乎，有人会对农民银行作为国家农业专业银行的角色所起的极其有限的作为，嗤之为挂羊头卖狗肉了。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协助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