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命運好好玩》(False Economy)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3/10/10/51148
讀經濟學能夠分析世態，讀歷史可以鑒古知今，這本書把兩者結合在一起，以國家的興衰來佐證經濟學的理論，以經濟學的理來分析兩個起跑點相近的國家，為什麼在數十年後兩國之間會貧富懸殊。作者Alan Beattie是金融時報的編輯，這本書文筆幽默資料豐富，經濟解釋深入淺出，輔以歷史的趣聞軼事，十分輕鬆易讀。
英文書名中的副題A Surprisi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開宗明義說明這本書是關於世界的經濟歷史。書名False Economy（虛假經濟）其實是經濟學術名詞，指著眼前節省小錢但長遠要倒賠大錢的經濟行為，亦是貫通全書的中心思想。把國家推進一蹶不振的衰退境地，往往是源於一些因小失大的錯誤經濟選擇。至於中文書名「國家的命運好好玩」，我只能說這個中文譯名不知所謂，完全離題兼趕客。
這本書總共九個章節，分別從九個不同的角度，檢視影響國家命運的九個經濟題目。一般普及經濟學讀物，大半從微觀經濟去解釋事物，而從宏觀經濟的書則流於空泛理論。這本書用比較不同國家的手法，以歷史作為經濟實驗的原材料，綜合分析經濟理論和歷史事實，引證一些難以證明的經濟定律，又或者推翻一些習非成是的經濟謬誤。
第一章是關於經濟制度的選擇，自由開放對封閉鎖國。十九世紀中葉，阿根廷和美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樣是從新世界的殖民地建國，同樣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兩國也相對地富裕，阿根庭曾與美國並列世界十大有錢國家之一，紐約和布而諾斯艾利斯同是新世界的文化之都。最關鍵的分別在於美國的農地多由獨立農民擁有，而阿根庭土地則主要由少數地主階層壟斷。獨立農民便是美國日後的中產層階，選擇可以讓他們能夠力爭上游的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促成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工業發展。相反阿根廷的地主階層保護既得利益，反對由下而上的經濟改革，更進而推行閉關鎖國保護主義，結果令工業發展停滯不前，一個世紀內讓阿根庭從第一世界淪落為第三世界國家。
第二章是關於城市的發展，美國首都華盛頓坐落偏遠的地方，遠離金融或
工業重鎮，而且首都的居民更是沒有投票權，這一切是美國立國
之初，吸收歷史教訓而特意設計的制度。若果首都同時是行政中
心與經濟中心，如古羅馬，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因為政治和經
濟影響力重疊，國家政策很容易向首都傾斜，造成城市和鄉村的
對立和衝突，令政局不穩定間接令羅馬滅亡。當政策特別向首都
中的權貴傾斜，首都中貧富懸殊更容易成為革命溫床，只要攻佔
了行政中心便等同把國家政權推翻，英國君主立憲革命，法國大
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便是最好的例子。當國家政策用鄉村補佔發展城市，民眾便會從鄉村湧入城市找工作，形成第三世國大城市貧民區的問題。而當城市人口越來越多，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民主的結果必然是政策更加向城市傾斜，造成更多人口湧入的惡性循環，專制政權倒沒有這個問題。
第三章是關於貿易，作者用一個嶄新的角度，去解釋經濟學比較優勢這個慨念。埃及在古羅馬時代，是整個羅馬帝國的糧倉，出口大量糧食，但今天埃及卻是依賴糧食入口。原因並不是埃及人口增加或土地流失，而是相對於羅馬地區，埃及水源充足適合耕作。但相對全球其他糧產地，埃及的水源便顯得貧乏，所以埃及便從其他國家進口糧食，把相對珍貴的水源投放其他用途。國際間
的農作物貿易，其實國與國之間買賣不是農作物本身，而是虛擬
的土地和水源，等於借用他國的土地和水源法種植。近年有些國家主張糧食自給自足，甚至提升至戰略層面的確保糧食供應安全。誰不知自給自足並不等同
安全，所有糧食集中在同一地方生產，如果因為天災人禍因素而
失收，那年國內便會出現糧食不足的情況，反而全球糧食貿易有
助分散糧食風險。全球其實有充足的水源，問題是水的價格並不能如實反映其成本，結果太多水源被浪費掉，在乾旱地區種植需要大量水源的農作物，而不是改種高價植少用水的農作物。水價格的問題觸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特別是當地的農民，所以改
革有很大政治阻力。糧食問題說到底是水源的問題，而水將會是
下個世紀最重要的資源。
第四章是關於天然資源，鑽石和石油被稱為惡魔的詛咒，擁有這兩樣珍貴礦產的國家，總是擺脫不了貧困，到頭來得不償失。天然資源的問題，正如有人忽然得到巨額天降橫財一樣，財富被揮霍掉最後一貧如洗，還不如辛勤工作知慳識儉過日子。開採天然資源是要投入鉅額資本和高科技機器，相反只需要小量低技術勞工操作機器。先進國家尚可以依靠生產機器來維持國民生產力，落後國家天然資源的多由權貴或外國企業壟斷，財富集中在小數人手，人民失業大多數要依賴政府福利過活，沒有工作動力令經濟衰退。再者天然資源並非自由市場，除非發現新礦場否則不可以出現新的競爭者，所以最有生產效率者成為贏家的經濟規律不適用於此。擁有礦場的政府或企業是尋租者，他們會用盡各種方法，如賄賂，暴力，軍隊鎮壓，獨裁統治，去
保護他們的利益，而反對勢力同樣也會不惜一切把天然資源搶過
來。只有少數國家能夠逃過惡魔的詛咒，最重要是不要讓天然資源的熱錢影響國家的其他經濟活動，以及天然資源帶來的財富的運用要公開透明，不能淪為政客討好選民的工具。挪威和智
利便是好例子，天然資源的收益全部儲蓄在基金內，本金不能動
用只能花利息，而錢必需要用在基建，教育或科研，這些能夠增
加生產力的項目。
第五章是關於宗教，西方基督教國家發達富裕，中東回教國家落後貧窮，社會學之父韋伯的鉅著，更力證資本主義起源於基督教倫理的關係，讓人以為宗教信仰足以影響國家興衰。韋伯是一代大師級學者，但他的理論卻是馬後炮解釋，把因果關係倒轉了。事實是資本主義小商人傳統，不滿教庭權力集中才傕生基督教宗教革命，而二十世紀的經濟歷史更證明，天主教國家如愛爾蘭，信儒家佛教印度教的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也能迅速起飛。韋伯的基督教倫理建立在加爾文神學之上，但經濟實力最強的卻是信奉路德神學的德國。如果韋伯生在中世紀歐洲處於黑暗時期，回教文明最興盛貿易最發達的時代，大慨他的結論會是信回教有助經濟發達，畢竟回教的創辨人模罕默德在當先知前，他的職業可是一名商人。那麼回教和中國為什麼會發展落後歐洲呢？主要是因為地理
因素，一片大陸無險可守容易建立起大帝國，在缺乏外部競爭的
壓力下，社會欠缺求變的精神，宗教成為統治者保護既得利益的
工具。宗教信仰的內容並不會影響經濟發展，信奉回教的馬來西亞近年也成為新興工業國。反而依附著宗教而出現龐大殭化的教會組織，才是扼殺經濟發展的元兇。作者更分析歷史上另外兩個龐大殭化的系統，中國的科舉官僚體制，和印度的階級族姓體制，兩者與回教教士對經濟發展有相同的禍害。相反在主流以外的民族或宗教，因被逼要靈活求變才可以生存，這解釋歐洲的猶太人，東南亞的華人，非洲的回教徒，如何發展為成功的商人階級。
第六章是關於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經濟課本常告訢我們，有效率的生產商在市場勝出，沒有效率的生產商被市場淘汰，但事實卻是一小群擁有既得利益的生意商，可以憑
其政治影響力左右市場，阻止更有效率的生產商來分一杯羹。即
使最後他們被打敗開放市場，但卻不是來自消費者的反抗，而是
輸另一群更有政治影響力的生產商。秘魯是全球最大的露荀生產國，佔有歐美超過九成市增，源於當年美國打擊毒品，選擇了露荀這樣高價值的農作物，配合零關稅優惠和農業發展資助，利誘秘魯的可卡因農民改行種植露荀。盡管發達國提倡全球化自由貿易，但他們卻極保護其農產品市場，原因是農民人數雖然少但政治影響力巨大，任何影響他們生計的政策也不可能通過。人數少地區集中而每人涉及的利益重大，便容易動員團結和組織，產生很大的政治影響力。相反如果人數眾多而每人的利益輕微，儘管加起來比前者多出很
多，但大多數人怕麻煩或想搭便車，不能集中動員便沒有政治影響力。第六章後半部講述歐洲各種不同農產品保護主義的興衰，以有趣的歷史案例解釋政治如何影響經濟，而經濟又反過來影響政治。早年英國羊毛業是主要衣服材資，可是從遠東入口的綿花和絲綢，因為輕薄舒服迅速攻佔消費者的心。羊毛農夫和地主不甘失去衣服市場，動員政治力量阻止綿花入口，甚至立法規定人民要穿毛衣。不過另一邊廂也不是弱者，從遠東入口棉花的東印度公司，便與之展開長達一個世紀的政治角力。直到後來英國開始工業化，勞工把大部份收入花在糧食上，令工業家與地主的利益對立，地主在政治影響力處於下風，才推翻英國的農業保護主義。同樣的歷史依然在今日上演，例如歐洲的香蕉市場，美國的鋼鐵和生物燃料市場。
第七章是關於物流與貿易，經濟學有一個慨念叫比較優勢，生產成本低的地方會出口到生產成本高的地方。不過現實是除了生產成本外，還要考慮運輸成本，貨物運出去後能不能收到錢等等。良好的交通基建，簡便清關的制度，比地理上的距離更加重要。從中國把貨物經過半個地球運去歐洲，成本遠遠低於只隔一個地中海的非洲，甚至把食物從中國運去的菲律賓大市城的超市，也遠比從當地的鄉村運去便宜。這章從中世紀的商會開拓貿易路線，進化為擁有軍隊保護其貿易路線的東印度公司講起，一路講到鐵道，蒸汽船，手提電話如何把市場擴大，減低各地間貨品格價的差異，再講到冰鮮牛肉和貨櫃的興起，減去了不必要層層中間人，如何改變了鐵路和海路運輸。非洲貧窮的最大原因，是落後和基建和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差到甚至儘管非洲的氣候地壤適合種植毒品，連毒販也不選擇在非洲種植毒品，因為種了不知道能不能收成，收成後也不知道運不運到出去。
第八章是關於貪污，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害是公認的事實，當政府官員把自已的利益放在國家之上，自然會作出不利民眾的決定。中國和印度在貧污指數不相伯仲，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明顯高於印度，在不同制度下貧污帶來的害處也有輕重之別。中國政治是一黨專政，貪污對像只
有一個共產黨，當商人花錢去賄賂官員後，至少能合理地獲得預
期的回報，貪污是可以計算的營商成本。相反印度的政治一團糟，花了錢賄賂也不知道官員能不能搞定，隨時又有不同官員走出來要分一杯羹，叫商人如何能夠做生意。前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貪污高達天文數字，但在他執政的三十年間，印尼的經濟也有不錯的發展，始終是自已的地盤，把國家經濟弄好才能貪多些。相反非洲一些小國的獨裁者同樣也是大貪特貪，但他們做不長被趕下台要逃亡海外，於是他們把貪污得來的錢存在端士銀行，在位其間殺雞取卵能貪多少便貪多少，完全置國家的發展不顧，這便是流動土匪與長駐土匪的分別。當官員不合理地收入過低，例如中國明清兩代，殖地時代的印度，貧污便成為補貼官員收入的方法，繼漸更制度化成為社會常態，變相成為是令一種稅收。人民通一般能夠容忍貪污，只要貪污有規可循花錢好辨事。當貪官收了錢卻交不出貨，人民便不會再容忍貪官污使推翻政權。
第九章是關於制度的選擇沒有回頭路，當一個國家選擇了某一經濟制度之後，要重改變新選
擇另外一個制度十分困難，因為無可避免觸及依賴現存制度的龐
大利益群。盡管當日的選擇有充分理由，隨時間環境改變，當日的選擇不再適合，但今天卻無法走出死胡同。鍵盤字母的排列是一個好例，今天我們看到的QWERTY鍵盤，最初的設計是防止打字太快，令打字機的字桿卡在一起。電腦面世後不再有打字太快的問題，可以改用能打字更快的字母排列，但當人人也用慣QWERTY鍵盤，沒有人會去學習新的打字方法，新鍵盤完全沒有市場。俄國中央集權統治的傳統，可以追溯至蒙古帝國，一直到沙皇時代，至蘇聯共產黨一脈相承，從沒有產生人更夠和中央抗衝的商紳和地主階級，所以今天也走不出強人政治的困局。東歐的前共產國家中，在推翻共產政權開放市場後，以前在奧匈帝國的國家，明顯地發展比舊俄國統治下的國家好，因為那些國家骨子裏依然保留奧匈帝國政府權力有限的傳統。作者亦分析中國的改革開放，對照蘇聯共黨倒台後的發展，中國的官僚集團傳統比俄國的中央集權傳統優勝，至少地方權力分散有利改變，再者有政治傳統相近的南韓，台灣，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借鑑。印度擁有民主和自由，還有英國留下來的行政架構，發展理應比中國和俄國好，不過印度有自已獨特的問題，族姓階級嚴重分化社會，把國家切割為許多細小的利益團體，結果誰也讓不了誰沒去有效執政。
最後作者總結全書，指出今天歐美經濟領先世界並非必然，而是歷史上歐美作出正碓的經濟選擇，或曰至少有能夠及時改正錯誤的學習能力。不過若果現在的選擇不當，發達國也可以一朝淪為第三世界國家。法國當年爆發大革命之前，也不是沒有改革的聲音，甚至皇帝和貴族也明白改革的必要性，只是他們總是下不定決心一拖再拖，結果錯失了改革的機會。
第八章 貪腐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貪腐無可避免，那就盡可能貪得有利經濟效率吧。
你在印度可能會聽到以下笑話。印度某個窮邦的行政首長訪問美國某城市，當地市長－－一個狡詐的老政客－－陪他到處參觀。
市長首先指著城市外圍的一條高速公路，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接著他又指著一座新的籃球館，說：「看到了嗎？10%。」如此參觀了許多市政建設。最後，他們來到美輪美奐的市政廳的門廊下，市長又說：「看到了嗎？10%。」
第二年，市長回訪印度。邦首長帶他到自己坐落在小山上的官邸，居高俯瞰邦首府。市長看到了破落不堪、散佈四處的貧民窟，露天的下水道，坑坑窪窪的道路，以及許多廢棄的工廠。邦首長對著山下伸直雙手，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0%。」
人 類濫用公職權力、謀取私利的歷史，跟公職的歷史一樣久。《出埃及記》即記錄，上帝囑咐以色列人：「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蒙蔽智者的眼睛，歪曲正派人的證 言。」貪腐雖然是古老問題，但過去十五年來，政策與學術圈對此議題興趣大增，某評論者將此現象稱為「貪腐爆發」（corruption eruption）。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組織以往極少提及「貪腐」此詞，原因是不想被人指責干預政治。現在這些機構對各國的評估，通常包括就「治理問題」 （governance concerns）的警告；而所謂「治理問題」，其實是官員貪污腐敗的婉轉說法。窮國之所以持續貧窮，人們普遍認為貪腐是原因之一。
嗯， 此說法有對有錯。正如上述印度笑話顯示，貪腐有多種類型，惡質程度各有不同。有些貪腐不過造成一些麻煩，有些則深具腐蝕性。有些貪腐會扼殺經濟成長，嚇跑 所有投資人；有些則不過是溫和的逆風，甚至可能是微微的順風。印尼曾受獨裁者蘇哈托統治數十年，期間政府貪腐、當權者用人唯親是眾所周知的事，但該國人均 年所得如今也有3,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基礎計）。另一方面，坦尚尼亞的領導人是一名人品端正的謙謙君子，但在他管治下，該國一直極度貧困，如今人均 年所得不到1,000美元。為什麼呢？
首先，讓我們釐清「貪腐」（corruption）一詞的意思。貪腐可以泛指所有濫用職權牟取私利的行為，不管這權力是來自公職還是私營部門的職位。因此，一家私營企業的採購經理若接受供應商的賄賂，為公司買了一套不必要的昂貴設備，這也是一種貪腐行為。不過，將這歸
類為侵害股東權益的詐欺行為或許更恰當－－在此案例中，公眾利益並未直接受損。由此可見，廣義貪腐其實包括所有的白領犯罪。但因為本書關注的，主要是國家與政府如何左右經濟史走向，我們可以使用世界銀行簡潔明瞭的定義：貪腐是濫用公職牟取私利。
貪 腐源自經濟學家所稱的「委託－代理」（principal－agent）問題：當事人委託代理人執行某些事務，如果無法有效監督代理人的行為，後者就會有 牟取私利、必要時侵害當事人利益的誘因。就貪腐而言，當事人是選民或公眾，代理人是公務人員或從政者。舉一個例子，公眾希望政府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修建 一條公路，但負責的官員可能會以高價將工程包給他親戚開的低效率公司，暗地裡收取回扣。公眾未必能發現這種貪腐行徑。
資訊不透明與缺乏競 爭皆會助長貪腐。資訊若透明，代理人的私利會曝露在公眾眼前，這樣他們就幾乎不可能利用酌情權牟取私利。競爭有助防止貪腐，是因為代理人如果為了自肥而收 費過高、做事沒效率，收費合理、誠實可靠的代理人就能取而代之。無論是提供什麼服務，代理人擁有越大的壟斷或酌情權，向公眾負責的壓力越小，屈服於貪腐誘 惑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現實中往往不是競爭抑制貪腐，而是貪腐阻礙競爭。賄賂與詐欺基本上為道德原則所不容，而貪腐盛行也會削弱公眾對法治 的尊重。除此之外，貪腐一般不利於經濟效率。貪官做決定時，著重的是自己能拿到什麼好處，而不是整體的經濟效益。貪腐直接影響民眾生活品質，因為本應用於 醫療、教育或基礎建設的公帑，會有很大一部分落入貪腐者的口袋。貪腐也會明顯加重營商成本，而且這成本難以預測，企業因此很難規劃未來。貪腐對國際貿易特 別不利。控制邊境關卡尤其有利於勒索賄款：耽擱往往可能令出口商蒙受重大損失，而海關官員則有權扣住貨物，慢條斯理地拖延下去。貪腐獎勵的是擅長攀附權貴 與走後門的商人，而不是真正善於經營企業的人。
總而言之，貪腐妨礙經濟成長，這結論是毫無疑問的。國際上標準的「貪腐印象指標」清楚顯示，貪腐越嚴重，國家通常越貧窮。但在此大局之下，有一些細部情況饒富興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東亞國家雖然擁有悠久的貪腐歷史，但仍取得良好的經濟表現。近代史上
民眾脫貧最驚人的案例，當數東亞的中國，而中國在任何一個清廉程度的國際排行榜上，從來不曾超越馬馬虎虎的中段班表現。
為什麼會這樣呢？幾年前我訪問印度一名非常高層的官員，他對此提出了簡潔有力的解釋。
當 時我問他，為什麼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遠比中國少？他說，問題在於貪腐。我回應說，在國際貪腐排名上，中國的表現也一直很差。（反賄賂團體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7年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顯示，中國與印度的貪腐程度完全相同。）這位印度高官說，沒錯，但在中國，你只要賄賂一個政黨就行了。
如果貪腐無可避免，那 就盡可能貪得有利經濟效率吧。在這方面，印尼蘇哈托政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我們花時間探討。近四十年來，東亞經濟的崛起帶有濃厚的「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色彩，而蘇哈托總統幾乎就是裙帶資本體制的代名詞。說起來，蘇哈托可能是貪污腐敗、滿手血腥的獨裁者管理經濟相對成功最突出的例 子。
而最惡質的莫過於獨裁統治者「一視同仁」式的大規模掠奪，蒙博托（Mobutu）在薩伊（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統治就是一個典型例 子。相對於蒙博托統治下的薩伊，尼雷爾治下的坦尚尼亞宛如瑞典。蒙博托這種政權讓人想起以前的電視遊戲節目「超市大掃貨」（Supermarket Sweep）：貨架上拿得走的，都被掃個清光。任何政權如果看來搖搖欲墜，當權者幾乎一定會在垮台前盡量搜括，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往往正是如此。曼 訶．歐森（我們闡述貿易政治時曾提及他有關利益集團運作的理論）即指出，兩害相權取其輕，打算長期敲詐的「長駐土匪」，總比一心搶完就跑的「行動型土匪」 好。獨裁者如果認為自己將統治好一段時間，大部分貪污所得通常會留在本國花用，這對本國經濟當然有好處。非洲的獨裁者則總是想著必要時快速落跑，掠奪回來 的財富，通常都存在倫敦或瑞士的銀行帳戶裡。
第八章 貪腐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貪腐無可避免，那就盡可能貪得有利經濟效率吧。
你在印度可能會聽到以下笑話。印度某個窮邦的行政首長訪問美國某城市，當地市長－－一個狡詐的老政客－－陪他到處參觀。
市長首先指著城市外圍的一條高速公路，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接著他又指著一座新的籃球館，說：「看到了嗎？10%。」如此參觀了許多市政建設。最後，他們來到美輪美奐的市政廳的門廊下，市長又說：「看到了嗎？10%。」
第二年，市長回訪印度。邦首長帶他到自己坐落在小山上的官邸，居高俯瞰邦首府。市長看到了破落不堪、散佈四處的貧民窟，露天的下水道，坑坑窪窪的道路，以及許多廢棄的工廠。邦首長對著山下伸直雙手，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0%。」
人 類濫用公職權力、謀取私利的歷史，跟公職的歷史一樣久。《出埃及記》即記錄，上帝囑咐以色列人：「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蒙蔽智者的眼睛，歪曲正派人的證 言。」貪腐雖然是古老問題，但過去十五年來，政策與學術圈對此議題興趣大增，某評論者將此現象稱為「貪腐爆發」（corruption eruption）。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組織以往極少提及「貪腐」此詞，原因是不想被人指責干預政治。現在這些機構對各國的評估，通常包括就「治理問題」 （governance concerns）的警告；而所謂「治理問題」，其實是官員貪污腐敗的婉轉說法。窮國之所以持續貧窮，人們普遍認為貪腐是原因之一。
嗯， 此說法有對有錯。正如上述印度笑話顯示，貪腐有多種類型，惡質程度各有不同。有些貪腐不過造成一些麻煩，有些則深具腐蝕性。有些貪腐會扼殺經濟成長，嚇跑 所有投資人；有些則不過是溫和的逆風，甚至可能是微微的順風。印尼曾受獨裁者蘇哈托統治數十年，期間政府貪腐、當權者用人唯親是眾所周知的事，但該國人均 年所得如今也有3,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基礎計）。另一方面，坦尚尼亞的領導人是一名人品端正的謙謙君子，但在他管治下，該國一直極度貧困，如今人均 年所得不到1,000美元。為什麼呢？
首先，讓我們釐清「貪腐」（corruption）一詞的意思。貪腐可以泛指所有濫用職權牟取私利的行為，不管這權力是來自公職還是私營部門的職位。因此，一家私營企業的採購經理若接受供應商的賄賂，為公司買了一套不必要的昂貴設備，這也是一種貪腐行為。不過，將這歸
類為侵害股東權益的詐欺行為或許更恰當－－在此案例中，公眾利益並未直接受損。由此可見，廣義貪腐其實包括所有的白領犯罪。但因為本書關注的，主要是國家與政府如何左右經濟史走向，我們可以使用世界銀行簡潔明瞭的定義：貪腐是濫用公職牟取私利。
貪 腐源自經濟學家所稱的「委託－代理」（principal－agent）問題：當事人委託代理人執行某些事務，如果無法有效監督代理人的行為，後者就會有 牟取私利、必要時侵害當事人利益的誘因。就貪腐而言，當事人是選民或公眾，代理人是公務人員或從政者。舉一個例子，公眾希望政府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修建 一條公路，但負責的官員可能會以高價將工程包給他親戚開的低效率公司，暗地裡收取回扣。公眾未必能發現這種貪腐行徑。
資訊不透明與缺乏競 爭皆會助長貪腐。資訊若透明，代理人的私利會曝露在公眾眼前，這樣他們就幾乎不可能利用酌情權牟取私利。競爭有助防止貪腐，是因為代理人如果為了自肥而收 費過高、做事沒效率，收費合理、誠實可靠的代理人就能取而代之。無論是提供什麼服務，代理人擁有越大的壟斷或酌情權，向公眾負責的壓力越小，屈服於貪腐誘 惑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現實中往往不是競爭抑制貪腐，而是貪腐阻礙競爭。賄賂與詐欺基本上為道德原則所不容，而貪腐盛行也會削弱公眾對法治 的尊重。除此之外，貪腐一般不利於經濟效率。貪官做決定時，著重的是自己能拿到什麼好處，而不是整體的經濟效益。貪腐直接影響民眾生活品質，因為本應用於 醫療、教育或基礎建設的公帑，會有很大一部分落入貪腐者的口袋。貪腐也會明顯加重營商成本，而且這成本難以預測，企業因此很難規劃未來。貪腐對國際貿易特 別不利。控制邊境關卡尤其有利於勒索賄款：耽擱往往可能令出口商蒙受重大損失，而海關官員則有權扣住貨物，慢條斯理地拖延下去。貪腐獎勵的是擅長攀附權貴 與走後門的商人，而不是真正善於經營企業的人。
總而言之，貪腐妨礙經濟成長，這結論是毫無疑問的。國際上標準的「貪腐印象指標」清楚顯示，貪腐越嚴重，國家通常越貧窮。但在此大局之下，有一些細部情況饒富興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東亞國家雖然擁有悠久的貪腐歷史，但仍取得良好的經濟表現。近代史上
民眾脫貧最驚人的案例，當數東亞的中國，而中國在任何一個清廉程度的國際排行榜上，從來不曾超越馬馬虎虎的中段班表現。
為什麼會這樣呢？幾年前我訪問印度一名非常高層的官員，他對此提出了簡潔有力的解釋。
當 時我問他，為什麼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遠比中國少？他說，問題在於貪腐。我回應說，在國際貪腐排名上，中國的表現也一直很差。（反賄賂團體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7年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顯示，中國與印度的貪腐程度完全相同。）這位印度高官說，沒錯，但在中國，你只要賄賂一個政黨就行了。
如果貪腐無可避免，那 就盡可能貪得有利經濟效率吧。在這方面，印尼蘇哈托政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我們花時間探討。近四十年來，東亞經濟的崛起帶有濃厚的「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色彩，而蘇哈托總統幾乎就是裙帶資本體制的代名詞。說起來，蘇哈托可能是貪污腐敗、滿手血腥的獨裁者管理經濟相對成功最突出的例 子。
而最惡質的莫過於獨裁統治者「一視同仁」式的大規模掠奪，蒙博托（Mobutu）在薩伊（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統治就是一個典型例 子。相對於蒙博托統治下的薩伊，尼雷爾治下的坦尚尼亞宛如瑞典。蒙博托這種政權讓人想起以前的電視遊戲節目「超市大掃貨」（Supermarket Sweep）：貨架上拿得走的，都被掃個清光。任何政權如果看來搖搖欲墜，當權者幾乎一定會在垮台前盡量搜括，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往往正是如此。曼 訶．歐森（我們闡述貿易政治時曾提及他有關利益集團運作的理論）即指出，兩害相權取其輕，打算長期敲詐的「長駐土匪」，總比一心搶完就跑的「行動型土匪」 好。獨裁者如果認為自己將統治好一段時間，大部分貪污所得通常會留在本國花用，這對本國經濟當然有好處。非洲的獨裁者則總是想著必要時快速落跑，掠奪回來 的財富，通常都存在倫敦或瑞士的銀行帳戶裡。
